不一样的淡泊

霍达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作家，她的作品无论是小说《红尘》、《穆斯林的葬礼》，还是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国殇》，都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我有时甚至产生一种怪怪的联想：如果让霍达去做官，她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好官。因为对于为官者，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永远是第一位的。

心系高远的人对物质的东西往往没有太多的欲望。《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最重要的一部作品，1988出版后好评如云，中央广播电台于1989年、1992年两度播出，出版20多年来，总计印刷50余次，发行180万册，累计码洋6000多万元。许多读者都建议改编成电视剧，还在《穆斯林的葬礼》贴吧里讨论当下那些走红的影视明星，谁适合出演韩子奇、韩新月，谁适合扮演楚雁潮。然而，多家拍摄单位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并且不惜付出天价片酬，霍达却一次次婉言谢绝了。霍达说：她创造了各色人物，也深爱他们。她相信，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一旦化为具体影像，也许难以符合原先的想象，她不愿笔下的“生命”被扭曲、异化。就这样将本来可以煮熟的鸭子放飞了。

霍达最被人称道的是写作长篇历史纪实小说《补天裂》时对巨额金钱的一次“拒绝”。1984年，中英发明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听到这个消息，霍达非常高兴，她产生了为香港写史的念头，希望以文学的方式记载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强化大陆人的香港记忆和香港人的家国认同。霍达初到香港，生活非常艰苦，早晨8点起床，随身带着一份地图，或坐公交车或步行，穿行于香港的大街小巷、荒山野岭，有时需要走访到深夜12点才能搭上末班地铁回到住所。回到住处还要整理资料到半夜，为了排解难以言说的孤独，她将电视调到央视4台，希望找到一种家的感觉。这样的长期采访需要随时可以调动的车辆、方便的住处和充裕的资金，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去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富豪承诺解决霍达在香港的住房和用车问题，还给500万港元作为稿酬。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好事，霍达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经过三年艰苦的努力，1997年春，《补天裂》终于脱稿，后来在香港、内地同时出版，一时洛阳纸贵。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跟一般人有点区别，这点区别无非就是在物质的东西面前坚守本心，在精神威压面前展现个人傲骨，霍达的淡泊正是“士”的传统精神的一种体现。

只是如今这样的年代，这样的读书人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