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失范理论的发生学重建

摘要：默顿关于越轨行为分析的失范理论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即基于结构视角的制度―失范理论与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的一般紧张理论。本文重点评述后一种理论视角的发展过程，尝试从社会―心理视角来分析默顿的越轨行为类型学，并建构一种越轨行为的发生学过程模型。这一分析模型对于解释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关键词：默顿；失范理论；青少年越轨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3-0087-06

长久以来，失范理论（anomie theory）一直在犯罪学领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涂尔干（Durkheim）的失范概念经由默顿（Robert K Merton）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较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基于1938年的经典论文，默顿的失范理论模型引发了后续大量的经验研究与理论争论。制度失范理论（Institutional-anomie theory）与一般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代表着当前失范理论的新发展成果。在《犯罪与美国梦》（[WTBX]Crime and the American Dream[WTBZ]）一书中，梅辛那与罗森菲尔以“美国梦”来解释美国犯罪率的增长，回应了默顿60年前对于美国社会无限追求职业成功与越轨行为之关系的经典论述，并开创了制度失范理论的分析路径。[1][JP2]而阿格纽则发展出社会―心理解释的“一般紧张理论”，认为人在遭受压力以后会产生负面情绪，越轨或犯罪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为了缓解负面情绪而做出的释放压力的行为。[2][JP]

本文将着重考察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的失范理论发展路径。作者认为，默顿关于“失范”概念的论述，虽然更多的是社会结构与文化维度的宏观分析，但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关于越轨行为的心理学维度的动态过程解释。由社会失范所引发的四种越轨行为，实际上具有内在的关联与相互转化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紧张理论的发展，较其对默顿的修正而言更多的是理论的继承。而对于矫正社会工作来说，本文认为，基于心理回应与压力释放的一般紧张理论，能够丰富矫正社会工作介入的方法与效果。

一、失范理论的发展路径――从“失范”到“紧张”

对于涂尔干来说，“失范”并不构成其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实际上，涂尔干是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所谓“失范”，即是指“社会规范的缺席”。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在经由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由于集体意识的丧失，社会失去了原本具有整合作用的规范。于是，失范的社会就是一个“无道德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的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的状态。……我们应该制止这种失范状态”。[3]在后来的《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区分了自杀的三种类型，其中就包括“失范型”自杀。对于涂尔干来说，“失范”是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概念存在的，它是整合社会的反面。与其说是一个具有分析性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一种意象。“失范”概念经由默顿，才成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进而与越轨行为联系起来。

默顿运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失范概念对美国社会中的犯罪、越轨现象进行了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他认为越轨行为的产生乃是社会结构内在“紧张”的产物。按照默顿的分析，维持社会整合的条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合法的文化目标和合法的制度手段。正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失范”的源头。基于这一判断，默顿提出了关于“失范”的经典界定，即失范是一种社会文化所规定的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性手段之间相互分离的状态。而越轨行为的产生，则是基于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断裂即社会成员无法通过制度性手段来实现自身认同的文化目标，从而产生了导致越轨行为的压力。而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不同关系引发了人的反应，即服从（conformity）、创新（innovation）、仪式主义（ritualism）、逃避主义（retreatism）、反叛（rebellion）。这里的文化目标就是一个社会中由该社会的文化所确定的什么是有价值的目标，比如说金钱上的成功。这里的制度化手段，默顿也称之为制度化规范，就是指实现这些目标的正当的方式（参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默顿关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的论述，经历了一个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仅就“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而言，就有三个版本。最早的一个版本发表于1938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后两个版本分别出现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的第一版和修订版中。关于默顿失范理论变迁的文献考察，可参见Richard Featherstone& Mathieu Deflem 2003， Anomie and

服从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良好整合状态下的行为，即个人认同社会的目标，同时也拥有获取目标的合法方法。创新是指个人认同社会的目标，但是由于制度手段的缺乏，因而试图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对于默顿来说，这是越轨行为最重要的一种方式。仪式主义是指拒绝社会的文化目标，但同时却坚持合法的制度手段。逃避主义是指拒绝文化目标同时也否定合法手段。反叛是指以另一套目标和手段来替代现有的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对于默顿来说，反叛是最激烈的越轨行为，其极端的例子就是暴力革命。可以看出，默顿关于失范与越轨行为之间的论述，是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分析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即全社会皆认同于一个文化目标――“美国梦”的时候，才有可能构建出这样一种越轨行为的类型学。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者多认同默顿所做的乃是一种结构性分析。[4]

从“失范”的角度对于越轨行为的分析，在结构功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同样的，随着结构功能分析的衰落，“失范”理论也渐渐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失范”又重新进入了犯罪学研究的视野。当然，这种复兴是基于对于默顿分析路径修正的基础之上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罗伯特・阿格纽的“一般紧张理论”，即一种社会―心理分析的视角

艾格纽的一般紧张理论的基础性著作，可参见Agnew， R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volume 30 Number 1， 1992， pp47-48

。阿格纽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对于默顿理论的一种修正。罗伯特・阿格纽对于默顿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默顿对于社会文化目标的唯一性假定上。正如上文所言，默顿假定美国社会中的越轨行为乃是追求金钱上的成功与制度性手段之间的断裂所造成的。但是，在这一判断中，默顿没有考虑到不同社会阶层对于金钱上的成功的认知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的目标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失范和成功： 目标对失范的影响研究》一文中，阿格纽对于默顿的理论进行个体心理层面的修正。按照默顿的看法，越轨行为的产生与手段―目标之间的断裂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其所承受的越轨压力越大，因此，其越轨行为出现的比例则越高。但是，经验分析没有支持这一论断。艾格扭加入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这一因素对默顿的越轨模型进行了修正。[5]在此基础上，阿格纽形成了他的一般紧张理论，即所谓紧张（“strain”，或者称为“压力”）是指人们所不喜欢的事情或情形。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他发现压力或紧张可以使人产生负面情绪，而人们将可能会以越轨或犯罪的手段来减缓或者化解这种紧张状态。因此，对于阿格纽来说，心理压力是造成个体越轨行为的原因，而越轨行为则是个体为化解心理压力而做出的反应。

可以看出，阿格纽经由个体心理反应的角度对于越轨行为所作出的解释，修正了默顿的越轨理论。艾格钮指出，默顿假设所有社会成员会共享同样的文化目标，但是很明显这并不符合事实。不同社会阶层对于成功的认知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个体对于压力的反应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越轨行为的产生必须要加入社会―心理视角予以补充。另外，在阿格纽看来，他的一般紧张理论是对于默顿理论的修订而不是根本性的转向。尽管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从结构功能主义转向个体主义的分析代表一种范式性的转移，[6]但是如果仔细分析默顿关于越轨行为与失范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默顿的功能主义解释视角中已经隐含了一种社会―心理分析的视角。下文将论述，默顿的越轨行为解释模型，其不仅是从社会整合的结构角度解释了越轨行为的产生，他还可以从社会―心理过程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二、作为社会―心理过程之越轨行为的类型学与发生学

前文已经说到，默顿关于失范与越轨行为的分析框架经历了数次的修正。其中跟本文特别相关的一项变化是，默顿关于“失范”（anomie）与“失常”（anomia）之间的区分，前者用以代指社会层面的失范，而后者则是指个体的失范状态，即一种心理状态。[7]可以看出，默顿的失范理论并非完全没有照顾到个体心理层面的失范。所谓“失常”，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失范状态在个体具体行为层面的，是个体对于社会情境的感知和感受。但是，“失常”概念的引入，使其与“越轨”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是因为，“失范”作为社会结构层面的现象，而越轨则是个体行动层面的行为反应。那么“失常”同样是个体层面的概念，它跟越轨的区别何在？本文认为，越轨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个体对于社会层面失范的行为反应，而“失常”则是社会个体对于社会层面失范的认识反映。虽然从整体上来看，默顿更为关注的是社会系统整合层面的“失范”概念，但是，这也同样反映出，默顿试图对其失范理论进行修正进而融入社会―心理分析路径的尝试。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默顿在其失范―越轨行为分析框架中，已经隐含了一种能够容纳社会―心理路径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从这一分框架出发，我们还可能建构出一种越轨行为产生的社会―心理反应过程模型。

在“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中，默顿是从失范状态的第一种类型“创新”开始的。“从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独立变化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类型中，我们将首先探讨第一种――一个少见的、一味强调具体目标而不相应地强调制度化程序的社会。……在这一语境下，最重要的问题变成，在编制文化上赞赏的价值之网时，哪一种适用的程序效率最高？在技术上最为有效的程序，不管文化上合不合法，都成为典型地偏好制度性规定的行为。随着这一减退过程的继续，社会变得不稳定起来，便产生了涂尔干所谓的失范（或无规范状态）”。[8]很明显，默顿对于失范的界定，实际上是其对于当时美国社会的反省。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所谓的过度强调文化目标，而无视合法的程序规定。为了追求金钱上的成功（美国梦），可以无视过程的合法与否。而这一点，在当时的美国成为一种相当有普遍性的看法。默顿之所以将失范首先与过度强调目标而无视规范联系起来，是出于他对于美国社会的关注。但是，另外两个理由可能更加重要。第一个是因为现在经济社会的运作性质。金钱的无人格性和支配作用是任何一个所谓的现代市场国家都会面临的状况。即金钱上的工作成为人们行动的最重要的目标。目的的过度神圣化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只要是能取得成功的手段就是可以接受且值得赞同的。于是，人们便选择那些最有效率而与制度程序规则相背离的手段来实现成功，结果就是手段的去道德化。这是为什么默顿将社会失范界定为过度强调目的而无视合法手段的第二个理由。其次，也是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即过度强调文化目标而无视合法手段，造成了社会的失范。与之相适应的是创新行为模式。而默顿认为，创新行为模式是所有越轨行为中最早可能出现和最主要的一种。之后的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叛都是创新行为模式的衍生产物。也就是说，创新行为、仪式行为、退却行为和反叛这四种越轨行为模式之间存在着转化的连续性。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尝试从社会―心理视角将默顿关于越轨行为的类型学分析转化为发生学分析。

默顿认为，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中，有两个要素具有直接的重要性。一个是由文化所限定的目标，即文化目标。第二个是规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即制度性规范。如果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是高度整合在一起的。即社会成员皆以该文化目标为目标，且制度性手段对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开放程度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是完全均质化的，没有阶层差异以及相应而来的资源、资本、机会限制的差异，那么这个社会中的成员都会按照遵从文化目标与制度性手段来行事，这一社会中所有成员的行为就都是服从行为。举个例子说，如果以金钱为目的，而获取金钱的合法手段被同等地提供给了每个人。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按照这些合法的手段去获取金钱。但是，现实并不如此完美。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往往是分离的，也就是说，文化目标对于各群体来说是有等级序列关系的，而制度性手段也没有平等的提供给所有人（理想状态1：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