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燃烧”

与退休前逢年过节时门庭若市，拜访的人络绎不绝相比，官员退休后门庭零落，几乎没人拜访，退休前后的强烈反差，让这一部分群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说：“花时间在你这拜年就需要获得回报，投资要讲究回报率，投资亏钱或者赚不到钱，那我还投资你干嘛，”如此一来，“人走茶凉”的现象很容易理解。原来高高在上、众星捧月的老领导心中的落差不言而喻……

每年的1到3月份，是中国官员的“政治季”，此时也是新老官员的交替轮换季。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每个人都不例外要卸任。可对于一名长期忙于工作的高官来说，从岗位上一下子退下来，难免有些不适应，一下子闲着无事干，可能会有些无所适从。

退休以后干什么，是每一个官员不可回避的问题。

准备好了吗？

对于退休的领导干部而言，能不能“正常降落”并“安全着陆”，能不能在退休之后仍然坚持为民本色，能不能抵制各种诱惑保持清白的人生晚节，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现在，“官员变学者”、“省长变农民”、“市长做商人”的现象应该视为“官本位”思想日益消亡的一个标志。也只有当更多的“官员变平民”成为生活常态，才能彰显社会的进步。

同时我们也看到，官做的越大，似乎越不自由。有官员表示，其实这是一个丧失自我的过程，出门要秘书安排，讲话要秘书写稿，日程均由别人来定，没有自我可言。日久必定疏于思考，或者思考也只限于如何让自己生活得更加稳妥，而不是去想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欲望日渐强大，内心日益虚弱。有官员这样告诉记者：“其实，当官的都不愿意退休，退休是无奈地被动选择。”

很多官员表示，退了真不知道能干些什么！曾经的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原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如今已经退居二线的老财政人，翁礼华表示：“只有有技能，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如果只会做官，退下来的生活真是不好过。”

退休者要清楚的认识到，退休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美国多家大型企业的商务顾问，詹姆斯·奥特里阐述了做好哪些准备来迎接和规划退休新生活，其中包括：决定你在余生中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实现；重燃往日的友谊；留出时间发展内在的自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表示，目前中国退休保障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生活必需的保障，退休金、正式和非正式的养老金、企业年金和社会保险解决了这部分人的吃饭问题；第二层级是医疗照顾，这是最重要的保障。他关系到患病者能不能买到长期的医疗和生活照顾，目前中国的养老院不够成熟，社区也不完善；第三层级是精神上的保障，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政府能力有限，就要发挥社会力量，由非政府组织来完成。当然，更重要的是退休的个人参与。

高官退休后，主要面对的是第三阶段：如何做好精神保障。

多样选择

退休，顾名思义是退出与休息的意思。过去退休后，老同志多是种种花、养养鸟，带带孙子，颐养天年。而如今许多官员退休之后，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选择继续对社会发挥余热。虽说“退居二线”，对一些官员来说，反而是新起点。

多年来的规律是，高级别的官员在卸任党政职务后，多数到人大政协任职，有些到某协会或企业担任要职。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精英群体，长期在政府一线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在退离一线后，理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继续工作。最美不过夕阳红，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官员们的退休选择也趋向多元化。

目前，许多官员根据自己的资历、专长及爱好选择退休生活。一些官员退休之后淡出政坛，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事情。有官员把学者作为自己的新身份。

当官时，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有时间了，可以做一些深入的理论研究。有官员说：“终于有时间读读以前想读没读过的书，看看以前没看过的影碟。翁礼华告诉记者，“现在自己退下来，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从周一到周五我都要到高校上课，看到学生对我的认可，我教得更有劲儿了。退休了比上班时候忙，但这是自己的爱好，尽管辛苦，却乐在其中。”闲暇之余，他还苦心钻研自己喜爱的古代财政历史，讲述中国财政史的《大道之行》就是他的大作之一。

翁礼华表示：“能为国家做点事，同时自身也能跟上形势和时展，不会落后。”

现在退休官员进高校教书是一种趋势。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卸职从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现，这些退休官员，不但知名度高，而且见多识广，亲历过许多重大事件，具有一般教师所没有的实际经验。他们在讲台上出现，大学生倍感兴奋。

在中国，“发挥余热”的退休官员越来越多，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长活跃于各行各业，同时新工作让官员卸任之后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官员的余热温暖社会，也照亮了自己。

“抢手”高官

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一位接触过很多退休官员的疗养院院长说起， 某官员在任职期间，默默无言，从未表明自己的想法，而退休后新闻不断，连续多次“炮轰”中国体制的弊端，言语犀利，所指明确，让人们惊叹。这位疗养院院长告诉记者：“之所以官员在任职期间，对中国体制弊端闭口不言，不在于他的胆量大小，而在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长期受到了羁绊和牵制，有形与无形的压力如影相随。但这些官员退休后，不再是官员，他们的声音只代表个人的看法。”

许多官员意识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状态，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明确的目标，并通过相应的方式体现出来，因此一些退休官员，人虽然退下来心还没有“退”下来，想方设法吃一顿“最后的晚餐”。官员虽然退休了，但是还有很大的权力资本，企业看中了官员的资源和关系，于是，医药协会、能源企业等都聘请退休官员担任重要职位；上市公司也会聘请证监会前官员担任高管。

我国是“官本位”的国家，越是高官，越容易被企业看中。一位企业老总解释：“聘任官员的目的主要是发挥官员的“四余”，即余热、余权、余威、余网。”对企业而言，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资产。企业或协会在官员的公权庇护下，规避监管。同时，官员享乐其中，把协会当权力寻租自留地，当作永不退休的港湾。因此，许多高官退而不休，成为“抢手”高官。

当今社会，许多人把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利益，直接体现为权力、资本和权利的置换。退休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本和聘任官员企业的商业资本一拍即合，权力资本需要商业资本来转化为实际利益，商业资本也需要权力资本的保驾护航。

权力和资本如果要转化为利益，操纵、影响制度、政策是一个既定的渠道，现在，有很多退休官员已经通过这个渠道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时，聘请退休官员的单位和官员是一种“合作”关系。长期以来，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维护各自的利益已经找到了快捷有效的路径。同时这种路径继续蔓延的趋势，大学里的学生毕业向往到政府做官，而现在出现了高官退下来出任大学的院长，今后这种情况如果多起来，面对有限的资源，平等竞争无从谈起。

官德之镜

卸任官员退下来，手上仍握有一定的权力资源，虽然我们相信多数官员的自律性，但是也不可否认一部分官员可能为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因此，退休领导干部隐性的“权力磁场”是法治社会应当考虑并加以限制的。目前职责边界模糊不清，导致协会与公权部门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毛寿龙表示：“从政府退下来的官员进入企业后，利用自己熟悉的政府资源，为他所处的企业跟政府牵线搭桥，其他企业则难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样就鼓励企业去搞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所以要通过规则去改善整个行业的投资环境。”

同时毛寿龙认为，一方面要堵死官员经商下海的出路，另一方面要为他们开放一些领域，厘清哪些方面可以公开，给他们出路。我国目前对这些政府退休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还缺少相关的制度安排。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规定，官员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显然，法律条款并没有专门针对地方退休官员进行从业限制，现有法规很难判断某些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是否与其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而法律在规定从业限制监督主体的时候，更没有考虑到惩罚退休官员违法从业的艰巨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说：“目前地方党委、政府对在职领导干部监管相对较多，而对退休领导干部，几乎没有有效的监督规范手段。”也就是说，他们大多处在监督的真空中。这直接涉及并影响到社会公平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所以必须由政府监察机构甚至是法律监督机关来具体执法。？因此，防止退休高官腐败，不仅要从现任官员处着手，更要切断退休官员的腐败渠道。最佳解决方式就是建立健全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让不同级别的官员在退休后受到与其权力范围相适应的从业限制。同时有必要对退休领导干部的去向，作更明晰的制度规范。

由此，应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对退休官员从业受限范围的先进经验。比如，美国对高官退休到企业兼职制定了严格的约束性法律。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政府对该法进行修订，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该法规要求官员退休或离职后，可以到企业兼职，但是必须申报财产，连亲属财产也要申报，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监管。

鉴于此，今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政府官员退休后不应该到行业协会担任领导，不能让协会变成第二个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