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汉语儿童音系获得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从心理学和语言学两大角度切入，对1979年至2011年间我国内地发表的0到5岁汉语儿童音系获得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出汉语儿童音系的获得顺序和常见音系处理过程，并指出相关研究在语料、选题、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对未来的研究趋势作出展望。文章还简要介绍了音系获得的基本阶段和相关理论。

关键词：综述 音系获得 汉语 普通话

一、引言

长期以来，儿童语言获得问题一直是西方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与之相比，我国儿童语言获得研究起步较晚，掌握的规律相当有限，如儿童早期音系的形成过程等（李行德，2009）。本文对1979年至2011年间我国内地发表的有关汉语儿童音系获得的主要论文进行回顾，梳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角度和选题，借以管窥内地音系获得研究的现状，并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展望。

首先，我们对文章涉及的主要概念界定如下。本文所谓“音系获得”，是指儿童获得有关某种语言的词句如何发音的规律性知识的过程（Goodluck，1991：6）。但下文的讨论将表明，不少学者在行文中并未对“音系获得”作出严格界定，而是将其与“语音获得”相混淆（杨蓓，2002：3）。语音获得是指儿童掌握成人发音的过程。音系获得属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注重音系表达和规则的建立过程；而语音获得属生物学或心理学研究范畴，强调语音的感知和发生过程。鉴于音系获得与语音获得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在综述时暂时忽略二者差别。本文所谓“汉语儿童”是指生活在汉语普通话语言社区的0～5岁的正常儿童（但杨蓓，2002除外，该文是参考上海话语言获得而写成的）。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界定论题并介绍全文结构；第二部分概述音系获得的主要阶段和相关理论，作为后续讨论的背景；第三部分对我国内地儿童音系获得研究进行分类综述；第四部分简要总结该领域研究现状并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展望。

二、理论背景

（一）音系获得的典型阶段

音系获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前语言发展期、第一词阶段和后第一词阶段（据Stoel-Gammon & Sosa，2009及Aitchison，2008：80）。

前语言发展期（0；0-0；12）可进一步分为前咿呀学语期和咿呀学语期。前咿呀学语期（0；0-0；6），婴儿首先发出哭声、咳嗽声等非自主声音；之后（0；2-0；4）自主发出舒适的叫声或咕咕声（Foster-Cohen，2002：20）以及近似元音的声音（Stoel-Gammon & Sosa，2009）；再后（0；4-0；6）便进入发音游戏阶段，婴儿会变换音高和响度，尝试用不同的发音部位发音（Foster-Cohen，2002：20）。咿呀学语期（0；6-0；12），婴儿将辅音与元音相结合，先后发出CV、CVCV等开音节，婴儿的辅音对立系统迅速扩展，但常见辅音仍局限于塞音、鼻音和滑音（Stoel-Gammon & Sosa，2009）。此外，在前语言阶段，婴儿的发音肌肉和感知能力得以发展。儿童说出第一个词之前就具备范畴式感知能力，可以听辨语音的区别性特征（详见Goodluck，1991：13）。

第一词阶段（1；0-1；6）以儿童说出第一个词（大约在一周岁）为起点。儿童在此阶段第一次说出有意义的话语，并且继续充实语音系统，包括音段系统（如辅音对立和元音对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辅音性][+响音性][-延续性]等音段特征）和超音段系统（如语调、重音、声调等）。此外，儿童话语的音节结构趋于复杂，出现CVC结构的闭音节。随着上述语音成分的获得，儿童开始构拟输入话语的底层表达和相应的音系规则，并在随后几年中不断修正。

后第一词阶段自第一词阶段之后开始，从1岁6个月到5岁甚至5岁以后。在此期间，儿童完全建立起他们的语音系统，并掌握母语的音节结构。这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得最频繁、最深入的阶段。主要研究思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对儿童的音系系统进行独立分析；二是将儿童的语音产出与相应的成人语音形式进行对比。通过第一种研究，特别是通过纵向研究或结合多个横断研究，研究者可归纳出音位、声调的获得顺序，亦可求出儿童构拟的音系规则（如变调规则等）。通过第二种研究，研究者可以对儿童语音产出的准确性进行评估，研究儿童将成人的语音输入系统转换为自己的语音产出的音系处理过程（如删除音节尾音、简化音节首辅音丛等）。

（二）音系获得理论概述

为解释儿童音系获得的机制，研究人员提出多种理论假设。不少学者援引迟立忠（1997）称主要有四种语音获得理论，分别是普遍性理论、发音学习理论、成熟理论和精进调谐理论。为更好地厘清各家理论的关系，本文将各家理论分为五大类（参见Stoel-Gammon & Sosa 2009），详见表1。

表1：主要音系获得理论概述（据Stoel-Gammon & Sosa，2009）

理论流派 具体理论 主要假设

普遍顺序理论 Roman Jakobson的普遍顺序理论 音位对立的获得遵循普遍顺序。跨语言观察，音位出现频率越高，标记性越弱，则越早被儿童获得，故塞音的获得早于擦音。

基于规则的理论 生成音系学理论 借助一整套先天的音系原则和结构，儿童在接触到具体语言后可以构拟出自己的音系语法，确定语音输入的底层表达和相应推导规则。音系获得就是构拟和修正底层表达、推导规则和规则排列顺序的过程。

自然音系学理论 儿童生而具有一套自然音系处理过程，儿童根据某种语言的语音输入（或目标语言音系）对既有过程进行限制或重新排列其应用顺序，从而获得该种语言。

基于制约条件的理论 优选论 儿童生而具有一套可被违反的制约条件。语音获得过程中，儿童根据成人音系不断调整制约条件的排列层级，直到制约条件层级排列可以选出最优形式（即成人说话者使用的合语法形式）。

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论

韵律理论 儿童从一系列具有特定结构的词中感知到某一韵律模式，进而在说话时重复该模式的显著韵律特征。

认知理论 儿童根据自己的发音能力主动选择要说的词，并根据自己的语言经验提出、验证、修改自己的音系假设。

生物学理论 音系获得的进度由儿童发音器官运动能力的发育状况决定。

基于使用的音系学理论

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 音系获得与词汇获得、词语使用密切相关。词频较高的词容易被感知和产出。

三、汉语音系获得研究概览

上文简要介绍了音系获得的主要阶段和相关理论，本部分主要讨论汉语音系获得研究。近三十年来，我国内地研究者对汉语音系获得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和语言学角度的研究。诚然，这样分类看似不够精确且有失公允，但我们可以藉此发现，该领域的许多研究都缺少严格的语言学理论框架（参见李行德，2009；Peperkamp，2003）。

（一）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由心理学家展开，且与语言学理论关系不大。此外，由于缺少专业语言学知识，研究者在记录和分析语料时出现偏差，如语音转写不准确，过分简化等问题。吴天敏、许政援（1979）以及许政援（1996）即属此类研究者。

吴天敏、许政援（1979）是对讲汉语普通话的儿童进行的一项纵向跟踪研究。他们先后选取5名婴儿作为被试，定期记录婴幼儿0到3岁期间的语音产出。研究采用自然观察法，儿童发出的音或说出的字均用拼音记下或用录音机录下。该研究主要开展于1955年至1966年间，其时内地尚未大量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作为语言获得的一般性研究，该论文并未对音系获得给予足够重视，而是将重点放在普通话的词汇和句法获得上。根据语料，吴、许认为言语获得是一个连续、有序、规则的过程，可分为六个阶段：简单发音阶段（0；0-0；3）、连续音节阶段（0；4-0；8）、学话萌芽阶段（0；9-0；12）、单词句阶段（1；0）、简单句阶段（1；0-2；0）以及复合句发展阶段（2；0-3；0）。此外，他们还注意到语言获得过程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吴、许对六个阶段的划分与第二部分第一节给出的描述基本吻合，支持语言获得的普遍性假说。然而，尽管吴、许在文中提供了儿童语音获得的珍贵语料（其中前语言发展期的语料尤其珍贵），但其在语料转写和分析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将语料转写为汉语拼音可能不能准确反映儿童的真实发音；另一方面，吴、许对六阶段中前三阶段语料的分析没有考虑音节结构、音段特征等，从而漏掉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此外，文中未明确阐明音段和声调的获得顺序。

许政援（1996）重述吴天敏、许政援（1979）一文，将1982年至1992年间纵向研究所得数据与前文比较，并汇报了1992年至1995年间的横断研究。除六阶段分期外，许政援（1996）归纳了对语言获得的普遍性和个体性构成影响的四大因素：语言本身、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展、儿童的认知发展、成人与儿童的互动（成人的言语教授、儿童的选择和模仿、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等）。但文章仍未就音系获得进行讨论，没有克服吴天敏、许政援（1979）一文的局限。

（二）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与上述研究不同，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汉语音系获得研究语料更加准确，观察更为深入。尽管如此，目前多数学者的语音获得研究仍然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亦未能在某一音系学理论框架下对观察到的现象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鉴于此，我们将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进一步分为两大类，即纯描写类研究和描写兼解释类研究。

1.纯描写类研究

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统计研究，纯描写类研究通常要对儿童的语音发展过程进行详尽的语言学描写，为后续研究积累了不少数据。该类研究主要关注音段或声调的获得顺序，或进行儿童语音偏误分析；研究方法多采用纵向自然观察法，有的研究涉及多个被试，则辅之以图片命名等心理语言学方法（如刘春燕，2007）；其理论假设与普遍顺序理论、认知理论和生物学理论相近（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二节），但并未在严格理论框架下进行数据分析。

曹井香（2003）所做的纵向研究记录了她女儿宁宁从出生到一岁九个月间的音系获得情况。她采用日记法定期记录宁宁早期音系发展数据。她将宁宁的早期音系获得过程分为四个连续阶段，即发声练习阶段（0；1-0；8）、发音练习阶段（0；6-1；1）、音段系列阶段（0；8-1；6）和自由组合阶段（1；6之后）。其对上述四个阶段特征的描述与前语言阶段和第一词阶段的特征相符（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一节）。此外，曹井香详细描写了汉语普通话音段和声调的获得顺序以及语调、轻声、变调、儿化的获得和相关音系处理过程。但是，曹井香（2003）的不足在于未提出严格的音系成分获得标准。由于曹仅研究出生到一岁九个月的音系发展，她提出的音段和声调获得顺序可能只是音系成分的出现顺序；毕竟，有些在音系发展早期出现的音段可能到晚期才能被获得。

邓湘君（2004）描写了一岁八个月儿童小颐的语音处理策略（即音系处理过程）。邓湘君指出，小颐偏好使用“发音部位后置”这一语音处理策略，即用发音部位靠后的音段取代目标音段。邓称此种策略在前人文献中鲜有提及，表现了个人偏好对音系获得过程的影响，但是李嵬等（2000）的研究中已经对此策略做过报道。

司玉英（2006）研究了她女儿两岁至五岁期间的音系获得。刘春燕（2007）对一岁六个月到一岁十一个月的10名儿童进行纵向跟踪研究，历时半年。司玉英（2006）与刘春燕（2007）均考察了汉语音系获得中的获得顺序和音系处理过程。两者均注意到出现顺序和获得顺序间的差别；只有当儿童能够在自发言语中准确说出某一语音成分时，才视之为已经获得该成分。现将上述文章报道的获得顺序和音系处理过程归纳如下（见表2和表3）。

表2：汉语普通话音系成分的获得顺序（“﹥”表示“先于后者获得”）

音系成分 类别 获得顺序

声调 调位 阴平、去声﹥阳平、上声（曹井香，2003）

音变 调位﹥轻声﹥变调（刘春燕，2007）

元音 发音部位 舌面音﹥卷舌音﹥舌尖音（司玉英，2006）

舌位前后 前、后元音﹥央元音（曹井香，2003）

唇状 展唇元音﹥圆唇元音（同上）

音节结构 单元音﹥双元音﹥鼻化元音（同上）

辅音 音节位置 音节尾辅音﹥音节首辅音（司玉英，2006）

发音部位 唇辅音﹥舌尖辅音（同上）

发音方式 鼻音、塞音﹥擦音、塞擦音﹥边音①（曹井香，2003）

声门状态 浊音﹥清音；不送气音﹥送气音（曹井香，2003；司玉英，2006）

表3：汉语普通话音系获得中的部分音系处理过程

音系处理过程

具体类型

举例

同化

辅音和谐 [t?aikau]～ [t?ait?a]（1；8）②（邓湘君，2004）

删除 CVV [wo214]～ [o214]（1；8）（同上）

替代

塞音化 [xau214] ～ [tau214]（2；0）（司玉英，2006）

擦音化 [k?γ51]～[xγ51]（2；6）（同上）

发音部位前移 [k?u51]～ [tu51] （2；0）（同上）

发音部位后移 [pa214] ～ [ta214] （2；2）（同上）

不送气化 [t?ou55] ～[tou55]（2；2）（同上）

送气化 [pai35t?u51]～[p?ai35tu51]（2；3）（刘春燕 ，2007）

滑音化 [?ou51]～[jou51]（2；0）（司玉英，2006）

边音化 [?u51] ～ [lu51]（4；8）（同上）

交叉使用 [x]～[f]， [l]～[n]（2；0）（同上）

总之，上述文章记录的数据大多取自第一词阶段前后，但他们均未作进一步分析，无法用语言学理论对音系获得顺序和音系处理过程作出解释。

2.描写兼解释类研究

该类研究不仅对音系获得进行描写，而且尝试在某一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以证明、充实或修正该理论。李嵬等（2000）和杨蓓（2002）就是该类研究的范例。上一小节已经讨论过音系获得顺序、音系处理过程等问题，本小节主要探讨该类实证研究的理论意义。

李嵬等（2000）选取129名说普通话的儿童（1；6-4；6）作为被试，通过图片命名和图片描述实验收集被试的自发言语，进而确定各个年龄段儿童的音位系统和典型音系处理过程（或称语音策略）。为解释儿童的音系获得顺序（如调位>元音和音节尾辅音>音节首辅音），他们引入音系显著理论（phonological saliency）（详见杨蓓，2002：10）。根据该理论，音系显著的判别标准之一是，某一音系成分的可选范围越小则该音系成分的显著性越高。换言之，音系成分的可选项越多，显著性越弱，则越晚被获得。由于普通话只有四个词汇调，可选项远少于辅音和元音的类别，故儿童最先获得的是声调。

杨蓓（2002）可能是迄今为止内地学者针对汉语音系获得进行的最为全面的研究者之一③。与李嵬等（2000）相似，杨蓓（2002）以117名儿童（1；6-4；6）为被试进行了统计研究，但被试的母语是上海话而非普通话。杨蓓通过图片命名、对话等方式取得语料，在此基础上，杨蓓探讨了音段获得的年龄、不同音系结构单位的获得顺序以及多种音系处理过程。杨蓓（2002）与其他音系获得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采用非线性音系学理论（属生成音系学理论，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一节）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在确定获得顺序时，杨蓓将音段进一步分析为区别性特征，如将[p]分析为{+辅音性，-响音性，-延续性， -浊音性，-展喉性，+唇性}，进而计算出各个特征的获得顺序，并在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通过不同特征节点间的结构关系对特征的获得顺序作出解释。其次，杨蓓将音系错误与特定的音系层面相联系，进而概括出各个音系单位的获得顺序，如音段>音节>韵律单位>CV节点>词汇词。最后，杨考察了儿童语言中的同化过程并讨论了同化的方向性。此外，她还运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了上海话变调规则的获得情况。与内地其他学者所做研究相比，杨蓓（2002）对语料的分析更深，结论概括性更强，显示出非线性音系学的分析力和解释力。

杨蓓（2002）使用的理论工具对于国内外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石锋、温宝莹（2007）运用实验语音学软件分析40名普通话儿童（1；0-6；0）的元音发音，并提出普通话7个一级元音的获得顺序。李爱军等（2011）研究普通话婴幼儿输入语言的声学特征，测量了镶嵌在名词短句和动词短句中的无意义双音节同音词在音高和时长方面的细微差异，认为婴幼儿能够借助韵律特征区分动词和名词。（关于非线性音系表达理论在音系获得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参见Brown，2000。）借助新的仪器和分析技术，这些音系获得研究在研究精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显著进步。

四、简评与结论

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内地汉语儿童音系获得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四点不足。

（一）研究数据有限

内地学者关于汉语音系获得的论文数量很少，有关方言音系获得和双语环境下音系获得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然而，该类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展多年，研究者已经发现，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在韵律和音段获得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Vihman，1996）。

（二）研究选题有限

目前不少研究选题过于宽泛。有关汉语元音和声调获得的深层次研究十分鲜见（石锋、温宝莹，2007）；此外，元音获得始于一岁六个月之前，而此时婴幼儿的感知和发音能力因不同语言而异（Goodluck，1991），因此汉语儿童的咿呀学语阶段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理论背景有限

目前，很多语言获得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许多理论假设未得到证实，譬如，音系获得过程是否连续（李行德，1997），儿童音系是否与成人音系具有相同的底层表达，是否使用同样的音系规则，等等。尽管如此，正如李行德（2009）所言，当前不少语言获得研究仍然缺少语言学理论的支撑，理论框架不明，理论意义也不大。

（四）研究方法有限

研究者普遍采用的仍然是自然观察法，国外针对婴幼儿设计的吮吸频率测量法（habitualization）等实验方法并未得到应用。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我国内地汉语儿童音系获得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学者们从心理学和语言学两个角度切入，积累了一批研究数据，对汉语音系成分的获得顺序和儿童的音系处理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并对部分现象作出了初步解释。但是，内地音系获得研究在研究选题、数据、方法、理论框架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希望后续研究可以在质和量上取得突破，在描写的基础上提出理论解释，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获得领域乃至语言学学科的发展。

注 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杨蓓（2002）一文给出的结论是边音的获得早于

鼻音，但她的被试以上海话为母语，这种获得顺序的差异可能源于上海话和普通话的语言差异，也可能源于被试的个体差异。该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②本文按照所引文献中的写法，用右上标逗号表示送气音，故国际

音标的[t?]写作[t’]，下同。

③南开大学汪鹏的博士论文对儿童早期辅音系统获得作了细致描写

和深入探讨，理论意义较大，但该文完成于2012年，不在本文综述范围内，故未提及。此外，天津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的老师和同学也作过一些语言获得的研究，但作者未能在网上检索到相关资料，故此处未予讨论。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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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典峰 天津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