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闻侵权的三种主要表现

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因新闻传播引发的民事侵权行为，常见的有诽谤、侮辱、传播隐私等。新闻媒体在刊发广告、销售产品（如报纸）等与新闻传播没有直接联系的侵权，一般不认为是新闻侵权。

一、诽谤

新闻侵权案例中，最主要的是侵犯名誉权。而在名誉权案件中，绝大多数与诽谤（libel）有关。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指出，“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根据最高法院的这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诽谤专指陈述事实的虚假性。在司法实践中，诽谤诉争的焦点必然是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性问题，或者说陈述事实是否虚假的问题。

把内容的虚假性作为诽谤的构成要件，是在实现言论自由和保护公民人格权关系上的一种兼顾与平衡。

这里要注意，正当的新闻批评虽然会使被批评人受到社会的谴责，他的名誉可能受到伤害，但如果这种批评是真实的，就不是诽谤。只有在报道中以虚假事实指责报道对象，才会给他人造成不公正的、贬低性的评价，才能构成诽谤。

在司法实践中，要弄清报道的真实性问题，并非一件容易事。因为多数情况下客观事实稍纵即逝，媒体报道的所谓事实（即新闻事实，news facts）多为对客观事实(truth)最大限度的还原。

新闻事实是一种法律拟制的真实状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新闻工作具有与其他行业不同的规律性，比如新闻报道具有阶段性、过程性和时效性，记者调查不具有强制性，语言表达形式要求多样化，这就注定了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出入。

记者报道的事实主要来自于信源（消息源，news sources），通常是通过引用可靠的信源来建立事实。打个比方，记者在报道杨佳袭警案时，他并没有亲眼见到杨佳作案的过程，他所报道的杨佳杀人的事实，是建立在刑侦机构这个可靠信源基础上的。

新闻真实还包括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的区别。2002年，西安市中级法院终审了一起影响较大的新闻侵权案件，法院两审均判决媒体败诉。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年6月10日，北京菲达乳品公司总经理陈锐光在西安某民办高校举办的一场毕业生招聘会上宣布，公司准备“预聘”该院一名叫郝某的大三学生，预计年薪在40万元到50万元。6月12日，《中国青年报》以《世界500强预定210名XX学生》为题报道了此事。随后，《北京青年报》刊发《质疑大三年薪40万》的报道，提出“年薪40万元能否兑现，学校企业是否有炒作”等疑点。

6月27日，西安XX学院以《北京青年报》侵犯其名誉权为由提讼。后经陕西省长安县法院、西安市中级法院审理认定，“北京菲达公司陈锐光与原告的学生XX面谈后表示该公司愿以高薪在原告学院预聘一名学生，预计年薪在40万元到50万元，此言论属于事实。”故被告的报道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请求二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应予支持。

跳出争议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北京青年报》质疑的“事实”是所谓的大三女生年薪40万元被预聘有无“兑现”的可能，而法院认定所谓的“事实”是北京菲达公司陈锐光是否说过年薪40万元预聘一名学生的“言论”。显然，《北京青年报》认定的事实在新闻真实性原则中属于更高一个层次的、揭示事务本质的事实。

二、侮辱

所谓侮辱，是指以言词、文字、图画、动作或者暴力等方式，公然贬损、丑化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

对于侮辱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是这样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表明，真实不能作为抗辩侮辱侵权的理由。

语言文字是新闻作品最常用的表达符号，如果使用不当，使语言文字的组合构成侮辱性语言，将违背新闻传播的客观、公正原则，并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新闻媒体对违公共利益的行为或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只应限于事实和对事实本身的评论，而不应侵犯被批评者的人格。不管被批评者的问题多么严重，他的人格权仍然受到保护。

2006年7月，《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该报记者王佑采写的《跨国公司中国代工厂黑幕 女工连续站12小时工作》一文，反映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富士康”在深圳注册的一家公司存在严重的员工超时加班、被强迫站着工作、被强迫捐献骨髓等行为。文中有这样一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报道刊发不久，富士康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状告报道此事的记者王佑以及该报编委翁宝，并提出总额30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由于原告跨过媒体直接记者，且要求赔偿的数额过高，引起了国内新闻界、法学界强烈批评。

此案虽然以和解的方式终结，但“干得比驴累”这一段是值得商榷的。不管富士康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其员工总不应该和驴、猪、鸡等动物相提并论。禁用使用侮辱性语言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媒体自律要求。

三、传播隐私

隐私，是指个人不愿意公开或受人干扰的、与社会无关的私人事项或私生活范筹。根据隐私的外延，笔者将隐私权的法律要素概括为：隐私权的主体是自然人，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私人领域事务，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隐私权实际上是一种人格权。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40条规定了通信秘密权的保护。

《民法通则》没有关于隐私权的直接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点提到：“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这些可以看做是我国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隐私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人享有的隐私权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要比一般公众小。如果新闻报道来源于公开记录、公开场合或者是关于公众人物的某些隐私，则不构成侵犯隐私权。

在新闻实践中，侵犯他人隐私权表现多与性和个人身体有关。涉及隐私权的诉争中，记者习惯以真实来为自己辩护。从法律的角度看，隐私权是不能以真实来抗辩的，惟一能抗辩的是公共利益。

需要特别说明，受保护的隐私行为其前提必须是合法的，非法行为中的所谓隐私并不受法律保护，这是因为非法行为危害公共利益。

2004年8月10日，《华商报》报道了河南郑州一民警在陕西华山风景区旅游时，因被处罚的消息，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民警的照片。该民警曾以威胁报社，但最终并未实施。从新闻伦理的角度看，这篇报道可能缺乏人文关怀，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该文并未侵犯报道对象的隐私权。

四、新闻侵权涉及刑事的特殊性

前文已经说过，根据司法实际和新闻实践，新闻侵权通常指民事侵权中的一般行为。作为特例，新闻一旦涉及刑事，则多与诽谤罪、侮辱罪联系在一起。

我国是全球少数几个规定有“诽谤罪”的国家。一般而言，民事诽谤与刑事诽谤主要区别在于诽谤的情节和造成的后果。正当新闻报道引发的“诽谤”，如果适用《刑法》246条规定的诽谤罪，则必须同时满足新闻媒体或新闻记者有“捏造事实”的主观故意。

这里所说的正当新闻报道，是指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完全出于工作需要，与报道对象之间不存在恩怨情仇或利益纠葛。从实际情况看，新闻报道的失实多出在记者道听途说、偏听偏信的技术性问题上，也有的是因为记者对采访对象无中生有、添油加醋的描述不能够理性判断和合理取舍所致。很少有新闻记者故意“捏造事实”，诽谤报道对象的案例。

辽宁省西丰县公安局拘传（未执行）法制日报社所属《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一案草草收场表明，新闻侵权纠纷启动刑事程序时一定要慎重。

结语

新闻侵权是伴随着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虽然不能够杜绝，但认识新闻侵权表现形式和法律性质，有利于自觉防范。除了增强法律意识外，新闻记者始终应恪守职业道德，把真实、准确、客观、全面看做是新闻的生命，同时要注重新闻伦理，恰当把握新闻自由与保护报道对象合法权益的关系。

（作者系《华商报》深度新闻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