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巴洛克艺术对清朝陶瓷工艺的影响

西方巴洛克艺术

巴洛克起源于16世纪后期，延续到18世纪中期。“巴洛克”这个词是18世纪的学者造出来给予前人的艺术风格的定位。“巴洛克”原指一种怪诞的，变形的珍珠或粗糙的贝壳装饰，以此来形容一种艺术风格，指的是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

巴洛克艺术尤其是指一种建筑风格，但也涵盖了这个时代的整个艺术领域，包括音乐、绘画、雕塑、装饰艺术等。在建筑方面则通过大量的贵重材料和华丽繁复的装饰来显示权威。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具有气势宏伟，生机勃发，奔放但又怪诞奇妙的特征，通过装饰散发着高贵庄严，繁华壮观的气息。在形式上打破常规，与旧艺术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在17世纪占据了欧洲艺术的主要地位。

在17世纪初的几十年，巴洛克艺术风格迅速蔓延到几乎整个欧洲。巴洛克在法国时期有相对于罗马和意大利有些不同的变化，不管在绘画的色彩上还是表达激情上都显得更加古典。相对于巴洛克风格而言法国凡尔赛宫在外部装饰上显得较为朴素，但在内部装饰上却极尽奢华。凡尔赛宫内部繁华的图案随处可见，壁画、雕塑也都是以极强的装饰形式存在。这时期欧洲向外扩张，逐渐占据世界文明中心的位置，这时期欧洲向外扩散，渐渐占据世界文明中心的位置，罗马作为当时的世界艺术中心，使得巴洛克艺术从这里向外扩散到整个欧洲，尤其是天主教流行的国家。此后又随着宗教的传播，其影响远及拉美和亚洲些国家。我国的圆明园中就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圆明园的显著特点是既涵盖了江南的名景，吸取了历代宫殿式建筑的特征，在外观上群体组合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形式多样。园中风景环环相扣，自然和谐，又创造性地仿建了西方建筑，其宫殿金碧辉煌，每座造型不一，参差不齐，没有相互雷同之处，可以说是巴洛克风格与中国装饰结合的产物。可见法国宫廷艺术的奢靡之风传出欧洲，甚至影响到了中国。

新航路开辟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

1298年《马克・波罗游记》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与财富的倾慕与贪婪，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到十六世纪中叶，欧洲航海的发展渐渐强大。不久，欧洲的航海家和传教士劈波斩浪，远航到世界各地。在明代，主要是佛郎机（葡萄牙、西班牙）教士比如利玛窦，他们坐船先到澳门，再由澳门觐见皇帝，然后获准在京在内地部分地区传教；清代时期，广州港是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英法来的教士由此入境比如郎世宁。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工商业重心的转移不仅促成了欧洲艺术的繁荣，并且在17，18世纪那二百年间，已经深刻地推动了各地的文化进程。艺术文化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于一种全球性的交融。

中国元素渗入巴洛克工艺品

同时在巴洛克正推动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的审美趣昧时，一些来自东方的艺术，尤其是中国的工艺美术，对这时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航路开辟以来，日益频多的国际贸易联系，促成了中国的大批陶瓷、漆器和其他许多精美的奢侈品流人了欧洲市场，成为当时欧洲时尚的重要部分。荷兰是最早发展海运的国家之一，其远东贸易最主要的货物就是东方陶瓷。当时欧洲最繁荣的陶瓷工艺就在荷兰。巴洛克艺术对清朝的器型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中国样式对欧洲其他地区的陶瓷装饰艺术也影响广泛。欧洲的陶瓷装饰纹样出现了龙凤、狮子、人物、山水风景等中国元素。不管是在器具的造型或是装饰图形上，都有中国青花瓷的影响。这是在欧洲初期，17世纪后半期，陶瓷的设计开始按照西方的审美而进行，彩绘和釉色上还有中国康熙时期的风格，但图形上有了欧洲的特色。同时“中国式”的花乌虫鱼和古装人物的图案化视觉形象不知不觉渗入了欧洲上层社会的生活，潜移默化中欧洲的艺术家也仿佛与“舶来的”中国工艺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清代陶瓷工艺的独特成就

此时处于平行时间的中国清朝的宫廷艺术，也因为巴洛克艺术的渗入在发生变化。除了圆明园是西化的法国凡尔赛宫，清朝的服饰、头饰、瓷器也都出现了巴洛克艺术元素。这个时候，主宰中国美术的还是文人画，所以巴洛克比较体现在清朝的工艺美术上，巴洛克追求华丽，世俗，显然此时清朝的瓷器开始出现了华丽的描金，珐琅，变得富丽起来。清朝的工艺美术有自己的特色，融人了满族的审美偏好，把技巧当成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清朝的工艺美术主要指的是陶瓷工艺、织绣工艺，金属工艺，漆器工艺和雕塑工艺。清代陶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色。清中期以后，文化和艺术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造就了清代陶瓷工艺崇尚技艺，形式多样，纹饰复杂的风格特征。

清朝青花瓷器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朝代，康熙时期是青花瓷发展最鼎盛的时期，青瓷瓷色白青，富有层次感，早期白中带青，中期清亮鲜艳，晚期以带有灰调子的青蓝色为主。造型上看早期比较挺拔，后期逐渐向圆润转变。（图1）是康熙时代所制瓷品，堪称争奇斗艳，贵重之极。釉下图画云龙，中问加入了中国元素“福”“寿”的字样，烧成红色，（图2）是一件精致的花瓶，主要装饰为花朵，花朵的颜色是青绿色与黑色，花型分别为春芍夏荷，秋菊冬梅，（图3图4）是康熙时期制作的酒壶，分别是以“福”“寿”二字作为造型，再描绘上珐琅材料的花草图形和景物，壶身有蓝色装饰，精工细造。如上所说，一是康熙时期瓷器的造型有了改变，不再拘泥于细长圆润型，二是瓷器的纹饰变得富丽，色彩明艳。

古彩和粉彩是传统陶瓷彩绘的装饰技法，古彩在康熙时期达到顶峰。古彩瓷器用的是明代的五彩，是只用釉上彩绘制的装饰手法。古彩只有少数几种颜色，表现方式有限，其线条硬挺，做工秀丽。粉彩是在彩绘颜料中加上氧化铅，先上玻璃白，再上彩料。其色彩柔和雅致，笔触精致工整，以花乌画为主要题材。粉彩在雍正时期最为发达。

乾隆时期出现了很多巴洛克风格的瓷器，最流行的是珐琅彩。它是在瓷制的胎地上，用色彩明艳的珐琅料作画，再烧制成新的彩瓷。珐琅材料彩绘后瓶体有微凸的立体感，经过纹饰的珐琅瓷器因周身布满了精美绝伦的图案，画工精彩，制作奢侈，从而显得尤为独特。但其中蕴含了多样的元素甚至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这就是当时新兴起的宫廷艺术风格。（图5）蛋壳瓷之小碟，边缘围绕着芍药花枝和翩飞的蜻蜓。这些是欧洲人所爱的装饰，但是依然是制作精美。碟子底部书写了“乾隆”二字，图画优美，制作精巧，形式美丽。（图6）是欧式蛋壳瓷碟，碟上直接描绘了法老女在河边拯救摩西的图，是模仿欧洲人雕版上的画所绘的，但图的周围所用配饰又是中国画的典型风景山水。（图7）是甲骨文瓷器，制作于乾隆末年，是马黜在圣继屋堡购得，瓷器上用彩色渲染了花边，再镀上金色，中间饰以印度公司的兵甲文章。这种典型的一些中国古代意向元素，加上西方元素，只是进行直接的类似剪切黏贴的运用，相互之间没有调和融洽。但这其实恰好是巴洛克的风格，巴洛克会很快吸收新的元素，各种风格混杂在起，这是巴洛克最基本的特征。

清朝瓷器上的珐琅质装饰，是先在欧洲流行起来，而且传播到了爱尔兰。然而在中国，除了明清时期，并没有受到外国珐琅质的影响。明清时期中国人曾经尝试过追溯它的起源到君士坦丁，以阿拉伯人为媒介传到中国。今天人们说的珐琅，其实是“佛蒜”音译过来的。“佛蒜”在的意思东方人称之为罗马国。七世纪初，“佛蒜”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中，此时的庇参修大帝统治罗马时期。所以“佛蒜”是中国人对七世纪前的罗马的名称。

当时的君士坦丁府是中世纪著名的珐琅贸易中心，其所制的各种精美珐琅物品，当今仍很好的保留着。而这些精美的珐琅物品和近代中国人制作所用到的手法非常相似，由此可以说明中国制作珐琅的方式方法是来自西方的。这项工艺盛行于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到14世纪。知道土耳其人攻下了庇参修，人民四处避难，经过亚美尼亚、波斯乃至中国北部边境。所以制作珐琅的工艺是在13、14世纪输入中国的。

中国人之前的外镶珐琅的工艺，各色珐琅质混合机的填制和黄金的包镶等的工艺手法，和庇参修人制作珐琅物品的手法相同。这些可以证明中国制作珐琅的工艺确实是学自西方人。中国在铜器上笔绘珐琅，通称为洋瓷，也说明它的技术技巧是学自西方人。中国人在铜器上绘珐琅的技术，与当时法国里摩日（Linoges）及英国巴特西（Battersea）二地的工艺技术非常类似。大概和当时法国传教士带着里摩日（Linoges）的珐琅物品进入中国后，中国人见之效仿，所以装饰手法很多和法国相似。1685年至1719年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宰相马萨林（Mazarin）在中国创办了公司（Compagnie de Ia Chine），至广东制造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及其他各种物品。而同时英、荷等国，也派遣使者到广东制造此类装饰的瓷器，再由荷兰商船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回欧洲。

中国人的珐琅铜器的制作工艺是仿效西方人的，所以在民间人们并不喜爱这类物品，在国内也不盛行，因为广东常年制作此类瓷器的原因，人们逐渐开始厌弃此类瓷器。自1795年乾隆皇帝死后，民问就无人制作此类瓷器。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