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之言 第21期

莫言这位文学大师也曾是检察战线的媒体人。他的文学生涯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莫言大部分文学力作。本刊特邀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先生与莫言的文学对话，编撰本文以飨读者。

记者：是什么让你走上文学之路的？

莫言：可能是孤独吧。小时候我的作文还不错，应该说还是老师喜欢的。但我从小就喜欢用另外的声音说话，不愿意跟在老师后面人云亦云。那时我就想着占领舆论阵地，办了一个《蒺藜》早饭小报，也就是黑板报，专门写那种浑身是刺的打油诗，后来被学校开除。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也因为有“前科” 而不能上学，只能去放牛。一个人牵着牛从校门口经过时，心里倍感凄凉。在田野对着天空的鸟、河沟里的青蛙放歌，革命歌曲唱到第三段就改成自己的歌词了。那时赤脚光着脊梁，一副前路茫茫的样子。但也因此，我有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可以说，从开除校门到长到十六七岁，我跟牛羊待的时间远多于和人相处的时间。为把牛羊放得更肥一些，还会到更远的荒地去。母亲用手绢包着玉米饼或地瓜给我做午餐，但我常常在路上就吃光了。饿了就到地里找野果子吃，还吃过刘连仁吃过的野韭菜。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经常把小蝌蚪喝下去。

这段时光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人最早写作时，往往离不开自己的童年经验。我也是这样，想早期从儿童视角写的《透明的萝卜》，小孩打铁的事，我自己就有。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给一位师傅当小工。评论家往往认为大自然、动物是我作品的重要构成，这其实就是那段经历造成的。因为天天就是和大自然打交道，一起笔就能感到它们向我的作品里跑。写出来后听到的好评很多，以至于我的创作一度有些不加节制，写了七八章了人物还没出来。后来意识到这样有意为之远没有自然流露好，现在反而主动节制了。

记者：在文学发生过程中，在接触某个现实情景之前，有一个想象，后来在现实中碰到了，这对你以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莫言：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口出狂言：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写出的大海更壮阔，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出的恋爱更美好。经常在海里打鱼的人他同惊涛骇浪作斗争，他对大海很麻木甚至很厌烦很恐惧了。谈过很多恋爱的人他对爱情的酸甜苦辣品尝得太多，绝不如一个没有感情经历的人把感情想象得那么完美无缺。就文学而言，完全对一个事物不了解是无法想象的，要有想象的素材。我毕竟要见过雪，见过雪的颜色，知道雪的六角形状，这些关于雪的基本常识我应该知道，然后我再想象雪落在原野上，降落在黑色的森林上，降落在起伏的山峦上，降落在尖顶的塔楼上，降落在平顶的房屋上，在街道上，在柳枝上。

记者：也就是说你80年代的文学观念得修正？

莫言：也不是说得修正，80年代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现实主义做一种反抗。中国文学理论曾经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从上个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旋律，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按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写作，必须忠实于生活，要把作品当作对生活的模仿。改革开放后，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文学理论也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任何事物都有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为了表示对现实主义的反感和反抗，所以我口出狂言，说我没见过的事物写出来也许更加美好。但是军事题材的老作家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发出疑问：我们经过了战争的考验，现在我们老了，写不了了，你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能写军事题材的小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为此写了一篇论文。

记者：你的小说《檀香刑》在故事的构架上很精彩，是不是你把故事的结构搭起来之后，在描写上特别注意，有意识考虑怎么让它能飞起来？

莫言：一个作家在构思一个故事过程中也需要想象力，写小说像盖楼房一样需要一个基本的结构，盖五间还是盖八间，房顶是尖的还是圆的，这都需要想象。我构思一部长篇，第一要有人物，第二要有故事，还要有历史背景，这些一旦确定后就可以开始了。长篇小说的结构本身也需要想象力，例如拉丁美洲作家略萨，他的最大强项就是每一部长篇在结构上都要出新，有人称他为结构现实主义。考验小说家的另一个标准是对细节的描写，好的小说家和差的小说家即使写同一个故事，由于细节的处理不同，作品依然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一些作者在面见编辑时，常常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一边写一边流眼泪，但旁人看来这小说却极其虚假：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就是因为它没有细节描写，产生不了说服力。

记者：前一段时间，有人曾批评当前中国小说缺乏故事性缺乏想象力。写小说的人需要想象，编小说的人也需要想象。你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意见？

莫言：这很难回答。实事求是地评价，从80年代起，中国的文学逐步回到文学的本位，过去很多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被带到文学里，现在大家都慢慢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像大浪淘沙一样一步步过来，80年代很多红得发紫的作品，现在已经无人问津，作者自己回头看，也会觉得自己浅薄幼稚。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希望作品能成为拨乱反正的工具，能够提出时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后来大家渐渐认识到，这些恐怕不是文学要承担的责任。我的观点大概是唱反调，不合时宜。

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国作家缺少思想，我认为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很多作家经常把自己错以为是国家领导人、救世主，肩负着改变社会的历史责任。而且经常在作品中灌注那些所谓的伟大思想，结果就是思想伤害了艺术。好的小说是作家无意识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高举着思想的大旗，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时，那基本上是在发疯，伟大的作品、有思想的小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

所以我讲，作家最好没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写不好。这一观点经常被很多人批评，被很多人嘲笑。我实际上也是一种拨乱反正。我觉得现实情况是，浅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装模作样的思想太多了，实实在在的思想太少了；虚伪的思想太多了，诚实的思想太少了。

记者：在你的一些文章中，经常提到母亲，但提到父亲比较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