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垄断论”之谬

一些学者常常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或“国有垄断部门”，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这种看法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混为一谈。

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并逐步完善的重要标志，意义重大而深远。不过，这一点并非是人们的共识，一些学者特别是持新自由观点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提高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而是相反；国有企业绩效的改善并非来源于企业效率的提高，而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会挤压私人企业的空间，导致“国进民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化经济改革必须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关键性部门的垄断地位，使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同时要加快垄断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造就所谓的真正的市场经济。上述观点的实质是把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归结为垄断，把反垄断的关键归结为私有化，这就是“国有企业垄断论”。这种理论在事实上缺乏依据，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把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提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垄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理论界一般采用市场集中度（CRn）和HHI指数来反映一个行业的市场结构状况。市场集中度（CRn）是指同一行业内，前若干家企业的销售收入（或者就业量、资本量等）占整个产业的比重。HHI指数是由经济学家赫希曼和赫芬达尔先后提出的。该指数定义为产业内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平方和，因此不但考虑了企业总数，而且考虑了企业的规模分布，HHI越大，则产业内竞争性越差，垄断性越强。HHI指数取决于各企业的不均等程度和企业数量，也可以用来测算市场竞争状况与市场集中度，因此是一个较好的衡量垄断程度的指标。相比较而言，市场集中度（CRn）更倾向于反映一个产业中的市场结构，而HHI指数则更能反映一个市场的竞争强度。假设某产业中仅存在市场占有率相同的6家企业，那么，该产业的市场集中度CR4=0.64，可认为市场集中程度较高，但HHI则仅为0.15，产业内竞争性较强。而事实可能也较为接近HHI展示的结果，如果该产业内的企业不进行垄断协议等非法经营行为而又实力相当，该产业的市场竞争应当相当激烈。相反，如果行业内只存在1家支配性企业，其市场份额只需达到43%，就能使该行业的HHI指数显示该行业存在明显的垄断力量。这与现实中存在支配型企业的市场结构状况一致。国内有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对各个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和HHI指数进行过估算，摘录见表1。同时，为了反映近年来国有资产主要分布行业的市场结构情况，我们对这些行业的CR4和HHHI指数进行了估算，同见表1。

根据上述计算，我们可以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结构做出具体判断。除了上述电网、石油石化电信基础运营、铁路交通运输、烟草以及一些社会服务业中的子行业（如自来水生产供应）等行业有着较强的垄断性之外，我国国有企业在大部分竞争行业，如建筑、房地产、汽车、机械制造、信息产业、金融业、商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则都具备了较强的竞争性。从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上看，分布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量的90%以上。

此外，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处于垄断地位还要考虑到国际竞争的影响，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能够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更是少数。以石油石化行业为例，我国国有石化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国际竞争，2008年中国石油国内产原油10825万吨，国外产原油9270万吨（其中3050万吨为权益产量），近一半的利润来源于国外市场；而在国内市场上，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同样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为兑现进入WTO的承诺，2004年12月，我国正式开放中国石油零售市场，BP、壳牌、埃克森一美孚等国际大型石油公司开始进入成品油零售市场，虽然占有加油站份额小，但进入的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中国成品油需求量最大、利润最高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2006年12月商务部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对外开放国内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权，允许具备条件企业从事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随着我国成品油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石油企业势必将面临外国石油公司主要是以埃克森一美孚、壳牌、BP为首的国际大石油公司，以及一些产油国大公司，如俄罗斯石油公司等的激烈竞争。

因此，把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主要归之为垄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国有企业与垄断并没有直接关系，私有企业的垄断更为普遍

一些学者常常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或“国有垄断部门”，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这种看法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混为一谈。

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与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公有制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私有制也并不是必然伴随着竞争。”“公有制和竞争完全可以相互兼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是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都要服从市场竞争规则。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的创造、资源的占有或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力，从而形成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中都会存在，并不是只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有企业垄断是更为普遍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垄断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从列宁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现代的资本主义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的相对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最本质的特征。事实上，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垄断组织。表2不完全地罗列了美国主要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广泛地分布于美国的各个行业之中。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世界市场中有很多行业，特别是在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型跨国公司垄断。比如，在初级产品市场中，15家棉花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棉花贸易的90%左右，6家铝业公司的铝土产量占世界的45%以上，氧化铝产量占世界的50%以上，2006年世界最大so家石油公司的原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总储量的84%和66%，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81%和71%。在高科技产业最具代表性的飞机制造业中，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客机占据世界民航机市场的近90%，几乎完全瓜分了干线民航机的全球市场。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美国微软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计算机操作软件的绝大部分市场，其windows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长期处于90%以上，英特尔公司则占据了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近80%的市场份额，而在商性能计算机即服务器市场中，IBM和HP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更是超过8成。在流通业中，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巨头在世界各地迅猛扩张，不仅在下游零售业中占据卖方垄断地位，而且在上游采购中谋取买方垄断，沃尔玛在美国零售市场中的份额达10%以上。在金融业中，摩根、高盛等投资银行也具有非常强的垄断地位。此外，跨国垄断企业还不断通过结盟、兼并等方式不断扩充自己的垄断地位。发生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埃克森公司和美孚公司、戴姆勒一奔驰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以及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兼并案无不在其各自领域增强了这些企业的垄断力量。当前，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最主要形式，对全球经济的主要领域进行控制。

在我国，跨国垄断企业的力量也日益强大，甚至垄断了我国的一些重要行业。如，英特尔、微软、IBM等跨国公司对于我国计算机处理器、软件、服务器等信息产业关键领域的垄断；丰益集团对于我国食用油的垄断；博世、博格华纳等对于我国汽车关键零部件的垄断；宝洁、联合利华等对于我国日化、饮料等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垄断；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零售企业对于我国零售业的垄断；高盛、摩根、花旗、瑞银等国际投行对于我国企业境外上市保荐承销业务的垄断；等等。一些学者对早已经形成了100多年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跨国垄断资本日益加强的统治，避而不谈、视而不见，对中国的所谓的“国有企业垄断”却大加鞭挞、横加指责，以“反垄断”为借口否定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为推行私有化鸣锣开道，这种不顾事实的片面的言论，只能被看成是一种裸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

辩证地认识垄断的作用

上面的分析说明，国有企业并不等于垄断，垄断与所有制没有直接的联系。其实，即使对于真正的垄断现象，我们也要有客观和科学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批判和否定。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垄断意味着“没有其他人能够生产或销售它的产品或替代品”，而在美国《布莱克法律大辞典》中，则将垄断定义为“一个或少数几个公司独占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一种市场结构”。在日常语境中，垄断似乎天然地与低效率相联系，成为人们指责的焦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从成因上看，垄断可分为自然垄断、经济垄断、行政垄断等类型。其中，在自然垄断领域，由于某些产品或服务在技术上的特殊性，例如网络性、规模经济（成本弱增性）、存在大量沉没成本等，使得垄断性经营效率更高，而竞争往往是不稳定的和破坏性的。行政垄断是由于国家行政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排除或限制竞争而形成的。行政垄断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对于具有高度稀缺性的资源部门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采取的垄断性经营的政策导致的垄断；另一类则是国家行政部门通过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排除市场合理竞争的行为而导致的垄断，如指定交易、地区市场保护、准入障碍等。前一类行政垄断具有客观基础和合理依据，而后者则会带来社会效率损失，因此反行政垄断的对象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经济垄断是指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由少数几个企业控制的市场结构状态，主要表现为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

西方经济学者大都认为自然垄断具有效率优势，但对经济垄断的功能却存在分歧。20世纪30年代，哈佛学派提出了“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结构主义理论（SCP）。该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市场行为，企业的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因此，垄断的市场结构一定会导致市场的非效率，只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才能保证有效竞争，从而维护市场效率。然而，由于各个行业的自身特点和外部环境不同，这一结构主义判别标准与规模经济冲突很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不断运用各种办法折腾效率最高的企业。”在加尔布雷斯看来，在竞争和垄断之间存在着—种困境，竞争过度不可取，垄断也不好，但在一定条件下垄断却是获取规模经济、使社会福利改善的前提。熊彼特也认为，“纯粹的长期垄断的事例必定非常罕见”，并且对于垄断的界定也常常是不确切的：“垄断的概念，正如任何其他概念一样，正被松弛地使用着。人们谈论一个国家对这些或任何其他物品实行垄断，即是谈论的行业是高度竞争的”。20世纪70年代以德莫塞茨、波斯纳、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批评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不是单向决定的，而是互动的关系。市场结构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规模经济往往是效率的来源。因此，垄断不仅不是低效率的，相反恰恰是高效率的体现。因此，反垄断应当保护竞争机制，而不是单纯保护竞争者。鲍莫尔等人提出的“可竞争理论”同样反对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单一、既定的关联，强调了“潜在竞争”对现有企业行为的影响。由于市场中潜在竞争者进入威胁的存在，必将迫使在位的垄断企业通过不断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维持其市场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其行为会像竞争性企业一样，其垄断地位恰恰是由于其较高的效率所实现和保证的。在行为主义思想影响下，各国开始调整“垄断标准”，改变了以往仅以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确定的“市场支配地位”作为垄断认定标准并使其遭到处罚的立法原则，开始转向以注重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的垄断认定标准，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对垄断作为一种客观性和积极作用的承认。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垄断的出现是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的本质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必然引起生产的集中，而生产的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引起垄断。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在追逐剩余价值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取超额利润。而信用、股份制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克服了单个资本主要依靠内部积聚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的局限性，把分散的小额资本迅速集中起来发展为大资本，这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同时，在资本积聚的基础上，资本之间的竞争又会通过大资本吞并中小资本或建立股份公司等方式，实现资本的集中。而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垄断。一方面，当一个部门被极少数大企业所控制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可以较容易地达成协议，从而使垄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少数大企业规模巨大，实力雄厚，造成中小企业难以同他们进行竞争，从而使得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大企业本身具有垄断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并不能全部由技术因素和规模经济要求来说明。高度的生产集中只是产生垄断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原因，资本主义垄断的根源首先在于资本自身。资本在竞争关系中所具有的排它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发展为独占性，成为垄断的根源，垄断的形成也是资本积累过程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矛盾即积累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利润量和提高利润率；但积累程度越高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却越大，较高程度的积累大大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使产品实现问题尖锐化，加强了大企业经营和投资的不确定性，这一矛盾的加剧迫使大资本不得不限制自由竞争而走向垄断，以扼制利润率下降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积累目标。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政策也会促进垄断资本的发展。

因此，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结果。当然，“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因此，对于垄断我们要采取“两点论”的辩证态度。一方面要看到，垄断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要看到，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有可能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会妨碍市场竞争，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因此，国家对于垄断企业的行为需要加以适当调节，以维护公平竞争，保障社会利益。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反垄断的目的是要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做出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而不是取消企业的垄断地位，因为企业的这种垄断地位是与企业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相联系的，试图凭借法律或行政手段人为地取消这种优势，事实上是对先进生产力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