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求职记

1999年8月，我辞掉家乡的工作，来成都闯荡。当时我留着齐肩长发，穿一身自以为很艺术的破牛仔，怀揣作协会员证，踌躇满志的样子，一下火车，就直接去敲一家报社老总的办公室。见我这造型，老总眉头皱了起来。我拿出发表过的文学作品，颇为自负地称：“我是作协的。”他却冷冷地说：“我们只要有经验的记者，不要作家……”当头便是一盆冷水。

那时的我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心想总有慧眼识才的伯乐，便抱着我那些剪报本到各大报社去毛遂自荐。我每天只吃一个盒饭或两个馒头，苦撑着奔走了9天，却没一家报社对我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好感。那晚我在4块钱一夜的又脏又破的“招待所”里淋了一个冷水澡，就虚脱似的把自己扔在了床上，半夜醒来时头疼得厉害，鼻腔里塞得死死的，刚下床竟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我神情恍惚地躺了一天，第二天，情况更糟，我甚至以为自己会不明不白地死在异乡。但得知有家报社正在招聘采编时，我发誓不能再放过这个机会，拼着老命起床用冷水浸了浸脸，突然发现镜中那家伙竟然满口鲜血，牙齿都是红的，恐怖得要命。待我昏天黑地赶到那家报社时，却被告知他们要的是广告人员，而不是记者、编辑。又急又气的我满口鲜血吐在他们办公桌上。我体力已透支到难以站稳的程度，我晕倒在了下楼的电梯里，直到几分钟后，好心的保安来把我搀扶出去。

在那个招待所里，我又整整躺了两天。钱用光了，被赶了出来，我只好在衣冠庙立交桥下睡了一夜，看着不远处那些三五成群的乞丐，好想哭，屈辱加上恐惧，真怀疑自己来成都是人生一个大错。第二天，近10年未见的大表哥找到我，带我吃了来蓉后的第一顿饱饭，又帮我找了个住处。邻居小曾对我就像亲姐姐一样，无微不至。没有她和表哥的照顾，重病的我肯定过不了那一关。病愈后，我不顾表哥劝告，固执地留了下来。

清楚地记得10月5日深夜，在外奔婆一天的我肚皮贴着后背回到南郊住处，不停打着呵欠的曾姐还在等我。当她把两个月饼塞过来时，我才猛然惊觉，那天是中秋节，难怪月亮这么圆，圆得让人心痛。我又委屈又心酸，真想扑进曾姐怀里痛哭一场，刚回到自己屋里，泪就涌了出来。

但是成都不相信眼泪，这座据你最休闲的大都市时刻让我感到的，却是一种来自骨子深处的疲惫。我得振作起来，痛定思痛，我决心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于是去理了个平头，又买了身“正经”的衣服换上，这才发觉自己其实还蛮干练蛮帅的。信心鼓了起来，我便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求职历程。

生命的转机出现在10月14日那场瓢泼大雨中，我撑着把借来的破伞徒步近一个小时，终于赶到那家据说正在招兵买马的报社。然而，人事部门负责人却称“名额早就满了”，那一刻我心里绝望至极，欲哭无泪。正当我彻底丧失斗志耷拉着脑袋想离开时，我的狼狈却引起了一位姓高的副总编的注意。感谢上帝，高总不仅是一个报人，更是一位作家，他对我的诗歌、散文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郑重其事地问：“你写作功底不错，但新闻和文学可是两码事，你能做好吗?”我尽量显得自信又不失谦恭地说：“请相信勤能补拙，就凭我的年轻与激情，我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

三天后我收到高总亲自打来的传呼，说我被录取了。挂断电话时，不知怎么我的眼泪又无声地流了下来。我想，这泪肯定不是痛苦，而是一种极致的幸福。成都，终于接纳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