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显在:学术音乐与音乐学术

中国现代音乐与现代音乐者，从上世纪80年代的“新潮”与“弄潮儿”，到今天的“主潮”与“守护者”，20余年，阔步前进，虽然遭遇过坎坷，但是其前行的跫然之足音，声声入耳，令人振奋。2007年5月12日、15日，“朱世瑞室内乐作品音乐会”，作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演曲目的音乐会与上海音乐学院80周年校庆系列音乐会之一，分别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和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成功举行。5月17日上午又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创作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共同举办，由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前任主任、现任顾问王震亚教授主持。与会人员包括中央音乐学院段平泰、李吉提、唐建平、贾国平、宋瑾、秦文琛、杨勇，上海音乐学院朱世瑞、Christopher Chen，以及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金湘等作曲家、理论家和指挥家，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朱琳、李美佳、刘琨、黄磊等，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柯扬、程兴旺、白君汉、杨正君、汪胜付、孙琦等。讨论气氛热烈，言说坦然真诚，观照深入广泛。

从总体角度看音乐会及作品唐建平教授认为，朱世瑞室内乐音乐会最难能可贵的是充分体现了创作与学术的融合。他认为其作品有三个特点：第一，构思严谨，思考深刻，充分表现出一位严肃作曲家对创作的精心追求；第二，注重中国文化深层意蕴的挖掘；第三，不急于通过音响求得音乐会的表面效果，而是把宏观节奏放得较慢，把对艺术、文化的理解融入作品之中。总体上作品很完美，充分体现出一位文人作曲家对艺术的追求。高为杰教授认为，朱世瑞的音乐给他一种强烈的“书卷气”，透出一种文人音乐的特质。这种“书卷气”，即有思想、有文化、有人文，反映出朱世瑞博古通今的文化底蕴。金湘教授认为，朱世瑞作品的特点：第一，严密的逻辑性，特别是最后一个作品《灵歌》（四个不同编制的乐器舞台）；第二，鲜明的多元性（跨文化、多语言）；第三，强烈的个性，特别是在音与音之间细微的关系上，很有趣味。他还说，他在朱世瑞的作品中，有一些不太理解的东西：一是属于他（金湘）还要不断地去学习和研究的方面；二是属于他还不能完全认同的。李吉提教授认为，朱世瑞作品音乐会很精致，作品成熟，学术性很强。从整个音乐会能够看出朱世瑞创作的体系，即是他从多语言角度进行的研究与创作。段平泰教授认为，朱世瑞音乐会很严肃、规范，每个作品的结束都很讲究，对于这场音乐会，并不能说都懂，但觉得朱世瑞有想法，并且做得好。贾国平教授认为，对于朱世瑞的作品，他没有任何的不理解。有人认为这是德国风格。其实，是否存在一个“德国风格”呢？他说，据他所知，德国众多作曲家并没有一个统一风格。以他本人在德国留学的经历和对朱世瑞创作思想的了解来看，朱世瑞的某些创作在编制与写作手段上，恰恰是“反”某些德国作曲家所作的方式来写的。秦文琛副教授认为，音乐会的特点是很纯粹，无功利性。王震亚教授认为，如果说“乐如其人”，那么《第二弦乐四重奏》就是“朱世瑞”，它充分反映了朱世瑞的精神状态、气质和为人。指挥家Christopher Chen教授认为，《天净沙・秋思》是一部非常难的作品，作曲家从古老诗词的字形、语义、声腔层面去探索，使作品意味深长。

可见，这场音乐会非常成功，创作令人信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朱世瑞室内乐音乐会中的作品所蕴含的探索性与研究性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艺术精神与技法探索的关系看音乐会及作品高为杰认为，对于艺术创作，“道器合一，神形兼备”是他的理想。道是理念、观念、思想；器是工具、手段与技法；神是灵魂和精神，形是形态和形式。在优秀的艺术创作中，两者应该统一。要表达独特的思想，一定要用独特的音乐语言。仅用现成的一点“器”或“形”来创作，难以创作出独特的富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朱世瑞非常执著，他精心磨炼“器”和“形”，以求表达独特之“道”和“神”。与今天一些搞艺术的那种浮躁心态相比，这种精神尤其显得重要。金湘认为，在朱世瑞作品中，人文关怀的因素很多，但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的东西，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中国现代音乐作曲家精益求精地探索和追求技术，这是我们音乐文化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对于作曲家来说，我们创作的最高境界应该追求拨动我们心灵深处的“情弦”，这是音乐最根本的东西。他认为，朱世瑞的作品，在所有优点的基础上，能在这一点上做得更好。唐建平认为，每个人走什么路是个人的事情。他特别敬佩朱世瑞这种探索性的创作，因为这种探索带给别人的是坦途，而自己则可能是似的“堵枪眼”之人。这场音乐会，在作曲和做学问上，给我们每个人树立了榜样。段平泰认为，对于一种新的东西，我们要有一种胸怀和胸襟，并非一定要懂；也不一定说，不搞这个东西，就落后了；也不能说，这样的东西就具有统治地位，将来能够替代其它音乐。专业音乐要发展，流行音乐也要发展。音乐根本的东西是内容，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去做一些应该做的技术探索和研究。其实过去的音乐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可见，朱世瑞作品的艺术精神和技术探索的实践得到了专家的认同。至于作品的人文关怀，我认为，现代音乐创作在人文关怀的主题下存在着一个丰富而广阔的世界，“拨动心灵”的音乐也五彩纷呈。朱世瑞的创作“实践”从语言和言语的多个层面进行深入探索，这亦反映出创作主体对人类的一种哲理性的人文思考。

从音乐创新与传统的关系看音乐会及作品唐建平认为，任何国家的全面发展都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任何时代，谁能够高瞻远瞩地进行探索，谁就会对将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于朱世瑞这种具有探索精神的音乐创作应该给予重视。每个时代应有自己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产生一定不断地依靠创作。高为杰认为，现代音乐与传统的关系，是常被攻击的。现代音乐与传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从勋伯格、布列兹等人创作来看，与传统关系很密切。20年前，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的作品是全新的，但是今天来听，其中传统的东西太多。其实，如何认识传统的问题值得思考。新西兰的现代音乐作曲家杰克巴蒂说：“现代需要用传统来照亮，而照亮的光源可以不一样。”中国文化传统非常丰厚广博。《天净沙・秋思》，从语言角度出发来思考音乐创作，这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虽然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朱世瑞首创，亚纳切克也曾有过这种尝试，但他们都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优秀的作品，并且在这种传统中实现了创新。用民歌等现有素材创作，这是一方面，但不能仅限于此，还应有新的探索。勋伯格的音乐在当时被反对，但是在今天却成了德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今天的传统是过去的创新，当下的创新是未来的传统。从这个角度认识朱世瑞的跨文化与多语言的作曲实践，不仅反映出专家认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独具慧眼，而且也凸显出朱世瑞作品的独特价值。客观地看，朱世瑞以跨文化为大视野，从人类文化之根――语言（字、音、义等）出发，以多角度和多层面进行探索，这种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方式，应该是发前人所未发的。

从我国音乐文化大环境看音乐会及作品高为杰认为，列宁说过，我们的人民有权享受比马戏更好的艺术。但是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大量音乐连马戏都不如。当前，一定要给高雅艺术留一个席位，否则对高雅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朱世瑞带来的这两场音乐会的推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音乐创作就要有这样一种更有文化的、更深刻的创作追求。金湘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音乐界空口说白话和搞空头理论的人太多，也有很多理论不谈音乐，光玩词藻。我国总体的形势是好的，但的确也存在泥沙俱下、良莠不分之现象。在这样的形势下，朱世瑞音乐会实实在在用作品说话，这是真正在搞音乐建设。王震亚认为，中国音乐现状令人担忧。他说：“我有时甚至开玩笑说：我现在不喜欢音乐了。而听完这场音乐会，感到朱世瑞的创作全心全意，是踏踏实实做事。这说明我国音乐界还存在一种很好的风气。因此，我认为，音乐界还是有一批人是铁了心要把我们的音乐建设搞上去的。朱世瑞就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是高雅文化引导通俗文化，并两者互生共济。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在通俗文化的冲击下，高雅文化者要把持好自己的身份，创造高雅文化，以引领通俗文化，确实要更多的艺术勇气。

从中外音乐文化关系看音乐会及作品唐建平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应该由多层面、多层次和向前探索的部分组成。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经过了这么多年，今天回过头来看，假设20多年前，我们如果都不接受现代音乐，而都创作当时大家习惯的音乐，即“小康式音乐”，那今天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高为杰认为，朱世瑞的创作融汇了东、西文化，特别是他作品的主题是在跨文化、多语言的基础上建构的。其音乐，或许正如宗白华先生说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但最后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美学观念。李吉提说，季羡林认为，唐朝的玄奘大师固守从印度带来的佛教原貌，结果在其去世后不久，其佛教流派很快就失传了，但是其它中国化了的佛教流派则得到广为流传。由此来看，朱世瑞留学德国多年，但不生搬硬套地把德国的东西搬回来，而是以广阔的视野，加强不同文化的对话和融合。宋瑾认为，音乐会的第四个作品《灵歌》，作为跨文化的成功的音乐创作，其中既有非中国的元素，也有非常明显的中国元素，这说明朱世瑞的创作突破了中西关系的思维定式。

应该说，自上世纪初以来，中西音乐文化的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音乐界的一个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音乐界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们代代相续，前仆后继，已经寻踏出一条坎坷的心智历程。因此，与会者从中外音乐文化关系这个角度对朱世瑞音乐创作给予高度评价，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可见一斑。

从作品与听众关系看音乐会及作品唐建平认为，各种各样的人对音乐会的需求是不同的。一场音乐会好听与否，要看评论者持什么美学观念。如果从“舒伯特歌曲”角度来要求好听的旋律，那可能难以接受这场音乐会。但是放在现代音乐发展与前行的道路上讲，朱世瑞作品反映出的探索精神，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高为杰认为这样的音乐会和作品，不是大众都能接受的。但是，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螃蟹永远没有人敢吃。因此，我们不能只顾眼前，懂的人较少就否定它。李吉提认为，这场音乐会所反映出来的这套思路，聪明的作曲家肯定受益很多。从配器和作曲两方面，都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贾国平认为，音乐作为文化，交流固然必要，但是交流的层面不能一概而论，“象牙塔”也很可贵。宋瑾认为，有的现代作品是给眼睛看的，不是给耳朵听的，从理性分析上，逻辑性强，但是，听觉上则感觉不到。而朱世瑞的作品，注重理性和感性的融合，因此，理性的设计，感性能直观。

可见，专家由此视角看朱世瑞的音乐会及作品存在不同的意见。不过，“理解”是“对已经被认识的东西的认识”（狄尔泰语），现代音乐作为走出“共性写作语境”后的音乐创作，其与听众的关系总体上令人窘迫实属自然。因此，对于朱世瑞这样一场精心构建的探索性现代音乐会，特别是作为一场“跨文化、多语言作曲实践”的音乐会，专家观点存在龃龉很正常。

综上所述，在“朱世瑞室内乐作品音乐会――跨文化与多语言作曲实践”创作研讨会上，专家们总体认为，在当今俗文化溢满之时，能有这样的作品和音乐会是专业音乐界的可喜可贺之事；在社会浮躁的当下，朱世瑞这种不求跬誉、潜心研究现代音乐创作的精神，值得音乐界同仁学习；特别对朱世瑞作品的学术性、研究性和探索性，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客观的、真诚的和由衷的。这也是由评价的客体――朱世瑞的作品自身所决定的。朱世瑞的木管五重奏《天净沙・秋思》（1993），从汉语与德语两种语言的结构出发，利用丰富的音色，建筑了喻意多维的音响形式，反映了深含其中的人文命题；而四个不同编制的乐器舞台的《灵歌》（2000/2003），则遴选中外古今的名诗，从拉丁语、汉语、英语和德语四种不同语言的音腔、音质、音色和音相上，构建作品的音乐元素，也充分利用舞台灯光效果和剧场的声相移动，作为音乐隐喻表现的要素，并对不同文化内质进行有机架构和融合，从而对人类永恒的“生与死”之主题，进行深度观照。这样的作曲实践，反映出朱世瑞作为一位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格局的深层关注，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我以为，朱世瑞的音乐是一种学术音乐，其深层蕴含着一种学术精神。

程兴旺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