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恶性增资行为的控制机制探讨

摘要：本文探讨了在资本预算项目决策中，投资者恶性增资行为的控制机制。文中首先提出了同时使用相对降低投资者的原生性认知和使负反馈信息明确化两种途径，可有效地抑制投资者的恶性增资行为。采用综合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方式可同时达到这一目的。其次，本文运用模拟实验法对该观点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表明：综合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的方式既能有效地抑制恶性增资行为，又可以使设定的最低报酬率与公司期望的最低报酬率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恶性增资；原生性认知；负反馈；自辩理论

作者简介：唐洋(1967－)，女，湖南武冈人，南开大学会计学系博士研究生，天津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会计与财务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067－04　收稿日期：2007－05－06

传统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基础，认为企业决策者在资本预算项目决策中，以预期收益最大化为决策依据。他们会继续投资于获利项目，而放弃非获利项目(Homgren & Foster，1991)。然而，近40多年来的大量财务会计与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决策者向一个项目投入大量资源后，发现完成该项目取得收益的可能性很小，在有明确而客观的信息表明应该放弃该项目的情况下，管理者却会继续投入额外资源(该现象称为恶性增资(staw，1976)。恶性增资行为给企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然而，它却普遍存在于资本预算项目决策中。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决策者的恶性增资行为，对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早提出恶性增资控制程序的是Brockner和Rubin(1985)，他们分别试验了几种管理程序以判断哪一种在控制恶性增资方面更有效。此后，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控制措施(Simonson & Staw,1992;Heath,1995;Ghosh,1997;Chow et a.,1997;Rutledge & Karim,1999;Tan & Yates,2002;Cheng et al.,2003)。然而，关于恶性增资控制机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试图在自辩理论的框架下，研究通过使负反馈信息明确化和相对降低投资者的原生性认知两种措施，控制决策者的恶性增资行为。

一、理论分析和假设的提出

(一)理论分析

自辩理论最早由Staw(1976)提出，它源于Festinger(1957)的认知失调理论和Kiesler(1971)的心理承诺理论。

Festinger(1957)指出，当投资者参与到一个资本预算项目中时，对初始决策将产生原生性认知，如果项目后来的反馈信息与原生性认知持续不一致时(如：项目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好，应当放弃)，认知失调就会产生。此时决策者会体验到不舒服的感觉，并有动机消除这种感觉。决策者有两种消除这种感觉的战略：一是接受失调认知，放弃或终止项目；二是继续接受原生性认知，并拒绝失调反馈，这样就会导致恶性增资(如图1所示)。

认知失调理论解释了决策者恶性增资的动机。对于预测决策者将选择哪一种减少失调的方案(继续还是放弃投资)，心里承诺理论是必要的。

Kiesler(1971)指出，决策者将选择哪一种决策方案，依赖于原生性认知和失调认知的相对强度。他预计：决策者将放弃相对弱的认知。也就是说，如果失调认知弱于原生性认知，决策者将放弃或者改变失调认知，表现为恶性增资；如果失调认知强于原生性认知，决策者将接受失调认知，停止恶性增资。可见，要使投资者接受失调认知，停止恶性增资，必须使他们的失调认知大于原生性认知。有两种途径可达到此目的，一是增加投资者的失调认知，二是降低他们的原生性认知。

本文认为，同时使用相对降低投资者的原生性认知和使负反馈信息明确化两种途径，可有效地抑制投资者的恶性增资行为。而采用综合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方式可同时达到这一目的。

(二)假设的提出

1、负反馈信息明确化

目前，使负反馈信息明确化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两种，即提供关于初始决策以及未来投资的明确信息(Ghosh，1997)和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Cheng et al，2003)。本文采用在项目初始决策时，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的方法。

最低报酬率是指按预期理性原则，投资者认可的项目应该继续投资下去的最低限度。超过这个最低限度，从公司的角度来说，继续该项目已无利可图，放弃是最好的选择。项目最低报酬率是评判项目是否继续下去的客观标准。

Simonson和Staw(1992)指出，如果负反馈信息不明确，决策者对“该项目的业绩有多差”就模糊不清，此时，他们甚至会认为负反馈是不可信的。Ghosh(1997)研究显示，当负反馈信息是非财务的，缺乏清晰透明度时，投资者更有可能恶性增资。Cheng et al.(2003)研究表明，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可以使负反馈明确化。因此，本文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H1：与不设定最低报酬率相比，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能有效地抑制恶性增资行为。

2、相对降低投资者的原生性认知

目前，相对降低投资者的原生性认知的具体做法有，减少负反馈对决策者的压力(simonson&Staw，1992)和采用投资者个人设定最低报酬率方式(Cheng et al，2003)。本文采用设定最低报酬率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对降低投资者原生性认知的目的，进而抑制投资者的恶性增资行为。

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方式通常有个人设定和公司设定两种方式。个人设定方式是指，集团总公司下属的项目具体实施分公司或部门(或部门管理者)设定，总公司或其上级部门不参与和干涉设定过程(本文简称个人设定)。公司设定方式是指项目实施单位的上级部门或集团总公司设定，具体实施项目的分公司或部门不参与设定过程(本文简称公司设定)。最低报酬率只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的一个参考标准，没有强制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决策者自己设定支出上限时，能减少恶性增资倾向(Simonson & Staw,1992;Brockner & Rubin,1985;Teger,1980;Brockner et al.1979)。Brockner和Rubin(1985)指出，个人设定限制作为“心理账户”能够限制决策者随后的决策。实际上，个人设定最低报酬率是通过两种机制达到抑制恶性增资的目的的，即负反馈信息明确化和在管理者心中形成“心理账户”。

而公司设定方式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被动地接受上级部门的指令，他们没有参与设定过程，因此，与个人设定方式相

比，很难达到抑制恶性增资的目的。Cheng et al.(2003)的研究也显示，与公司设定最低报酬率方式相比，采用个人设定方式能更有效地抑制恶性增资行为。本文仅研究个人设定方式，因此假设一可进一步确认为，Hla与不设定最低报酬率相比，个人设定方式能显著地抑制恶性增资行为。

但是个人设定方式也有其负面效应。由于采用个人设定方式时，缺乏公司总体控制，会导致个人设定的最低报酬率显著偏离公司期望的最低报酬率。如果个人设定的最低报酬率过低，会为决策者继续一个从公司角度来说无利可图的项目找到借口，即为他们的恶性增资行为找到借口；反之，如果个人设定的最低报酬率过高，可能导致投资者放弃一个从公司角度来说仍是有利的项目，使公司丧失好的投资机会，损害公司整体利益。Cheng et al.(2003)的研究表明，在允许决策者个人设定最低报酬率的情况下，他们设定的值往往会显著高于公司期望值。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采用个人设定方式设定的最低报酬率将显著偏离公司期望的最低报酬率。

如果假设1和假设2成立，说明个人设定方式既有优点，又有缺点。那么，是否有一种更好的设定方式，该种方式既可利用个人设定的优点，又可避免个人设定的不利后果呢?以往研究文献并没有对此进行探讨，也没有给出有关的解决措施。

对此，本文提出综合设定方式。该种设定方式的具体做法是：企业从公司总体利益出发，先给出公司期望的最低报酬率作为参考值，具体实施项目的分公司或部门根据这一参考值，结合本部门的情况，最终设定一个最低报酬率(本文称之为“综合设定方式”)。这样做，一方面决策者在设定最低报酬率时，不再缺乏信息，因而设定的最低报酬率，不会偏离公司期望值太多；另一方面，由于最低报酬率最终是由决策者个人设定的，因此能够起到抑制恶性增资的作用。对此本文提出：H3a采用综合设定方式设定的最低报酬率不会显著偏离公司期望的最低报酬率。H3b：与不设定最低报酬率相比，综合设定方式能显著地抑制恶性增资行为。

如果假设H3a、H3b成立，说明综合设定方式既能保持个人设定方式的优点，又能避免个人设定方式的缺点，也就是说，该方式可同时达到相对降低投资者的原生性认知和使负反馈信息明确化两种目的，因此是更好的设定方式。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角色模拟实验方法(role－playing experiment)来验证前面所提出的假设。

(一)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也称被试)为天津商业大学财务与会计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大二、三、四学生，共240人参加试验，获得有效样本230个，占总参加人数的95.83％。其中164女66男。所有被试都系统学习过管理学和财务学知识，熟悉相关的投资决策理论，平均工作或兼职经验2.27个月，平均年龄21.43岁。

(二)研究设计

实验构成为“设定最低报酬率的方式(不设定、个人设定、综合设定)实验阶段(Partl－4)”，即：3×4。实验共分三次进行：所有被试被随机地分为A、B、C三组，每组80人。他们被假设为一家虚拟的网络公司财务副总裁，其工作包括对公司项目投资进行决策。公司准备投资研发一款网络游戏M。预期投资800万元，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可达25％，同期市场平均收益率为15％。

在实验中，我们还设计了一些诱使被试恶性增资的因素，以检验设定最低报酬率能否抑制恶性增资行为以及两种设定方式在抑制恶性增资上的效果。

在设定方式上，A组为不设定最低报酬率，B、c组在开始时就设定一个最低报酬率。B组采用个人设定方式，c组采用综合设定方式。

(三)试验过程

在实验前，首先让被试填写其年龄、性别、工作经验等相关信息，然后开始实验。在实验时，被试在做完一个情景的决策后，紧接着进入下一情景。四个情景的有关信息如附表所示。对于设定最低报酬率的B、C组，在实验最后阶段，还要求被试回答设定的最低报酬率在他们决策中所起的作用。采用10点量表方式，1表示非常不重要，到10表示非常重要。同时还要求被试填写他们设定的最低报酬率值。

(四)内生变量及其衡量

本文的内生变量是恶性增资行为。恶性增资的一个特征是，“总想解套，反而套得更深”的动态过程。它的另一个特征是，决策者恶性增资的程度。以往研究文献对恶性增资变量的衡量均采用一个维度，或注重“有”或“没有”恶性增资的结果(Bowen，1987；Garland et al，1990；Harrison and Harrell，1993等)；或注重恶性增资的程度(Harrison and Harrell，1993，1994：Vera－Munoz，1998；Rutledge and Karim，1999)。

本文认为，仅采用一个维度衡量恶性增资行为是不全面的，不能体现恶性增资的两个特征。因此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恶性增资程度和恶性增资持续期两个维度度量恶性增资变量。

对于恶性增资程度，与Harrison and Harrell(1993和1994)等相同，采用10点量表示被试的投资方向和恶性增资程度。1～5表示放弃投资，1表示非常坚决放弃，到5表示有点坚决放弃。6～10表示继续投资，6表示有点坚决继续投资，到10表示非常坚决继续投资；对于恶性增资持续期的考察，采用考察各组放弃恶性增资的先后顺序。比如，若B组被试在情景二放弃投资，而且被试在情景三放弃投资，我们就认为，与B组被试相比，C组被试恶性增资持续期更长。

三、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13.0。首先检验B、C组被试在决策时，设定的最低报酬率在他们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两组程度得分的均值分别为：6.91、6.42，未通过检验(z=-1.44．Sig=14.9％)，说明个人设定最低报酬率与综合设定最低报酬率被被试划分在相同的心理间隔性账户上，并依据相同的心理账户进行决策。也就说，两种设定方式在相对降低决策者的原生性认知上所起的效果是一样的。表l为被试在Partl－4中，恶性增资程度的描述性统计。图2是三组被试恶性增资程度指标均值变化图。

由表1可见，A组投资者直到Part 4才放弃投资(均值＜5)，而B、C组投资者在Part 3就已放弃投资(均值＜5)。也就是说，与不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的A组相比，设定最低报酬率的两组投资者，恶性增资持续期更短。另一方面，图2横轴表示情景1－4，纵轴表示恶性增资程度。由图2可见，B、C组的均值线始终在A组均值线的下方，这说明，与A组相比，B、C组恶性增资的程度始终比较低。因此从恶性增资持续期

和恶性增资程度两个维度可见，与不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相比，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能有效地抑制恶性增资行为。假设一(H1、H1a)、假设三b(H3b)得到初步验证。

由于三组被试的恶性增资程度均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分别检验各组均值之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异。表2为均值检验结果。

由表2可见，除Part 3外，A组与B组恶性增资程度均值均具有显著差异，说明总体上看，与不设定最低报酬率(A组)相比，个人设定最低报酬率组(B组)的恶性增资程度得到显著地抑制，再结合两组决策者恶性增资的持续期，可以得出：与不设定最低报酬率相比，个人设定方式能显著地抑制恶性增资行为，假设H1a得到验证。

A组和C组的检验结果与A组和B组的检验结果一样，因此可以得出：与不设定最低报酬率相比，综合设定方式能显著地抑制恶性增资行为，假设H3b得到验证。结合H1a、H3b可知，假设一(H1)得到验证。

由于B组和C组投资者设定的最低报酬率也不服从正态分布，本文仍采用非参数检验，分别检验个人设定的最低报酬率和综合设定的最低报酬率与公司期望的最低报酬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别。表3是B组和c组决策者设定的最低报酬率的描述性统计以及非参数检验结果。

由表3可见，B组设定的最低报酬率均值为17.14％，显著高于公司期望值15％(Sig=0.001，通过检验)。因此，假设二(H2)得到验证，这一结论与Cheng et al(2003)结论一致。C组设定的最低报酬率均值为15.73％，与公司期望的报酬率无显著性差异(Sig=0.249，未通过检验)，假设三a(H3a)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又将总人数按是否有恶性增资行为分为两组，用列联表分析法再次检验个人设定方式与恶性增资行为是否有关、综合设定方式与恶性增资行为是否有关。表4为检验结果。

由表4可见，个人设定方式与恶性增资行为有关，Part1-Part 4均通过了检验。综合设定方式与恶性增资的关系在Part2、Part4通过了检验，而在Part1、Part3未通过检验。总体来看，不同的设定方式可改变投资者的投资方向，本文的假设从另一角度再次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研究局限

本文探讨了在资本预算项目决策中，投资者恶性增资行为的控制机制。提出了同时使用相对降低投资者的原生性认知和使负反馈信息明确化两种途径，可有效地抑制投资者的恶性增资行为。采用综合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方式可同时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并用实验方法对该观点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表明：与个人设定方式相比，综合设定项目最低报酬率的方式既能有效地抑制恶性增资，又可以避免个人设定方式的不利后果，为更好的设定方式。本文采用的是模拟实验，尽管我们尽可能地模拟现实决策环境，但在校学生毕竟不同于决策者，他们在实践经验、责任感等方面可能会与决策者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本文研究的信度。

(编校：书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