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M下隐喻和转喻的关系问题

摘 要：在理念化认知模式（icm）框架下的隐喻和转喻模式是人们认识事物、理解自身经验的重要手段，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语言学界，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家们争论的热点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要阐述了四种认知模式之间的关系，并重点提出对于隐喻和转喻两种模式关系的看法：两者的实现都是以突显为基础的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投射，不同的是，隐喻的投射是双方的相似突显，转喻则是一方的功能突显。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大的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从隐喻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的本质（赵艳芳，2001）。之后，莱考夫又对认知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论述。他认为，认知模式是人在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认知方式，即对我们的知识进行组织和表征的方式；这种认知方式是人类创造的，且根据不同人的思维具有不同的表征结果，所以莱考夫称之为理念化的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简称ICM）。在此基础上，批判结合了以命题形式为基础的框架理论、兰盖克的思维空间（mental space）理论、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转喻理论，使人们认知到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认知模式的存在。莱考夫根据认知结构原则的不同，将认知模式概括为四种：命题模式（propositional model）、意象图式模式（image schema model）、隐喻模式（metaphorical model）和转喻模式（metonymic model）。

二、隐喻和转喻的构建

在讲隐喻和转喻认知模式之前，有必要对前两种认知模式――命题模式和意象图式模式以及它们与隐喻和转喻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的说明。

首先，命题模式可以说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总结，也是基于这些经验而形成的最基本的认知结构和运算心理的基础。它可以直接陈述概念，也可以概括特定概念的相关背景知识，具有直接性的特点，是被接受认可的基本概念。

其次，人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s），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多次反复，就会在大脑中形成一定的意象图式。意象图式模式是人认识事物的完型结构，能够帮助我们把不同的经验域联系起来。莱考夫总结了多种意象图式，如部分―整体图式（The PART-WHOLE Schema）、上―下图式（UP-DOWN Schema）、中心―边缘图式（The CENTER-PERIPHERY Schema）等。命题模式是意象图式的认知基础，意象图式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命题模式，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例如：

（1）Mary got out of the car before me.

例（1）中的IN-OUT意象图式在用于具体空间概念的同时，显然说话者还考虑到了观察角度的问题，即“玛丽和我首先是在车里的”，这一认知恰恰是从意象图式中抽象出来的命题模式的内容。意象图式构成的过程是从“Mary got out of the car”到“I got out of the car”，而此意象图式的构成又是以“Mary was in the car”和“I was in the car”的命题模式为基础的。

同样，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也是以命题模式为基础的，并借助意象图式以更好地分析、理解隐喻和转喻的构建过程。下面来看在ICM框架下隐喻和转喻是如何构建而成的。

（一）ICM中的隐喻认知模式

理念化认知模式（ICM）是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提出的，所以隐喻认知模式下的隐喻与传统的隐喻理论大相径庭。后者只关注隐喻的修辞和文学语境，因此在对语法和语义结构作出全面的语言学解释方面被认为不起多大作用（David Crystal、沈家煊，2000）。而前者是一种认知隐喻理论，人类通过隐喻来体现自身的世界观（“概念隐喻”）。例如把生命看作旅程“Life is a journey”，有“生命旅途”的说法；把因果关系看作家族关系，有“现代物理学之父”的说法；“诗学隐喻”被视为日常隐喻的延伸或新的组合。

束定芳（2000）说，隐喻首先是隐喻的辨认，然后是隐喻意义的推断。隐喻的辨认有时依靠一些比较明确的隐喻使用的信号，如“Man is fox”；有时则依靠话语中语义与语境的冲突及其性质，如倾盆大雨；根据都可以储存水的特性而把“下雨的天穹”比作“大盆”。隐喻的理解过程实际上就是听话者将隐喻中喻体的主要特征转移到本体上，并由此重新认识本体的过程。从认知角度来说，隐喻即是命题或意象图式从一个领域投射到另一（些）领域，传统意义上的隐喻大多指的是由抽象事物到具体事物的转化，但前提是两事物间的合成相似（synthetic similarity）。隐喻除了以具体映射抽象之外，还存在着以具体映射具体、以抽象映射具体以及以抽象映射抽象这三种不同的隐喻（王文斌，2010）。例如，在歌词“哪怕只是短暂的绚烂”中，感情是一种抽象事物，把它比作具体事物“烟花”，再用烟花绽放的瞬间绚烂比喻感情的短暂，即抽象――具体――抽象。

认知语言学认为没有自主的、独立于认知以外的语言，语言依赖于人的一般的认知和经验处理机制（processing mechanism），将有关联的经验组织成意象图式，意象图式又被扩展运用于其他的认知活动，如将IN-OUT图式结构投射到其他的经验，使其他抽象经验具有了IN-OUT结构，词的意义也通过投射发展了隐喻意义。赵艳芳（2001）在《认知语言学概论》中说，隐喻投射是词语不同意义之间联系的主要手段，词语的这些不同意义构成了词义范畴，而隐喻意义已完全脱离了命题意义，如“wake out of deep sleep，look in the mirror”。但在ICM视角下，隐喻意义不可能脱离命题意义，恰恰是以命题模式为基础，以意象图式模式为辅助。如在“wake out of deep sleep”中，“out”是一个处所隐喻，但却暗含着命题模式“someone has fallen sleep deeply”；而在“look in the mirror”中则蕴含命题“a living thing looks at the mirror”，两者都可在大脑中构建一种空间关系图，即意象图式。而Ortony（1979）在考证了历史上种种对隐喻定义的缺陷之后指出，任何忽视语境因素的隐喻定义都是不完整的。词、句子本身不能成为隐喻，是某一特殊的使用使它们成了隐喻，语言表达成为隐喻的第一要素是必须要从语用角度或从语境角度看。

总结来说，隐喻在本质上是抽象的，是一种心理假设或虚拟（王文斌，2010）。隐喻就是以施喻者和受喻者为主体、以概念合成为最终结果、以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为纽带的心理映射过程。

（二）ICM中的转喻认知模式

与隐喻相同，转喻也基于人们的基本经验，其实质是概念性的（conceptual）、自发的、无意识的认知过程，是丰富语言的重要手段。不同的是，隐喻是始源域和目标域两种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投射，转喻则是相近（contiguous）或相联的不同认知域中一个突显事物替代另一事物，即转喻所涉及的是一种“接近”（contiguity）和“突显”（salience）的关系。例如，船上的船员，英语是“hand”，中文叫“水手”，这并非巧合，而是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趋同；船员在船上最忙碌的是两只手，在人们认识“船员”的概念时，“手”最为突出，于是产生了“hands”和“水手”的词语。归根结底，转喻也是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投射，只是在始源域中有一种特性突显出来形成目标域。如整体中的一部分突显出来代替整体（“国脚”代替著名足球运动员）；一个国家的首都是它的政府所在地，因而用首都代替政府；一个人会有很多特征，但他的大鼻子最显眼、最突出，于是他被叫做“大鼻子”等等。

三、ICM下的隐喻和转喻模式

传统的修辞学把转喻视为隐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认为隐喻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投射，转喻是相接近或相关联的不同认知域中突显事物代替非突显事物的结果，就像“正方形是四边相等的长方形”这一概念一样，转喻是事物认知域之间有相互包含或相关联关系的隐喻。隐喻以相似性（similarity）为基础，转喻以接近或邻近（contiguity）为条件；事物间的相似是隐喻的标签，事物的关系替代则是转喻的判断标准。两者界限清晰，又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Barnden在Metaphor and Metonymy一文中提到，隐喻和转喻不是单单的相似和邻近的区别，隐喻关系中具有邻近性的特点（metaphorical linkage as contiguity），而邻近性也涉及到相似（contiguity involving similarity），二者没有明显的楚汉之界，而是互为补充。看似完整的理论，其实忽略了一个重要且最根本的问题：何为转喻中的邻近（contiguity）或者说相接近的域，kettle和容器所盛之物的域是相近的两个域吗？邻近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contiguity的英文释义为“the attribute of being so near as to be touching”，这种邻近既可以是时间的也可以是空间的（proximity in time or space）。那么转喻的两个域之间的相近是时间的接近还是空间的邻近呢？这是把邻近看作转喻的判断标志的一个重大问题。

隐喻的相似性掩盖了一个重要信息，事物间的相似既然要在众多的特征（性）中被挑选出来，首先必须自我突显，即隐喻的相似性基础其实是突显的一种。由此，隐喻就是不同域的事物之间相似特性的突显相互投射的结果。而David Crystal在《现代语言学词典》中对转喻的解释是“用一个实体属性的名称来指实体本身”，例如，用“the bottle”（酒瓶）指“酒”和“喝酒”，用“the violins”（小提琴）指“小提琴手”（The second violins are playing well.那些第二小提琴手演奏得不错）（2007：222）。由此可以看出，转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相关联也建立在事物特性突显的基础之上。与隐喻的突显不同，转喻的突显是一方的突显，隐喻的突显是始源域和目标域双方的特性突显。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隐喻和转喻其实有着明显的区分界限，除去事物之间的特性突显形成的不同域之间的投射，所不同的是，隐喻是两个或多个域相似特性的突显，而转喻是两个域其中之一的突显。两者都是以命题模式和意象图式为基础的认知模式，无论是一方的突显还是多方的突显，其形成都是人们的经验转换成命题概念并通过意象图式思维最终形成隐喻和转喻的过程。

参考文献：

[1]John A.Barnden.Metaphor and metonymy: Making their connections

more slippery[J].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0:1～34.

[2]John Lyons.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束定芳.论隐喻的理解过程及其特点[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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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文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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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