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的帮教问题探讨

摘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对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尽可能作不处理，但不后的帮教问题却存在种种疑惑。笔者建议将其纳入社区矫正体系，国家出台《矫正法》，强制规范管理。

关键词：宽严相济；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

中图分类号：DF7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1-0164-03

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大背景下，尽可能早的结束未成年犯罪者的刑事诉讼程序，扩大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适用，也就是扩大针对这一弱势群体非监禁化的处置方式和原则在理论和司法实践方面已不存在争议。作为对此原则的积极回应，检察机关也在相对不方面拓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应用。2005年，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不决定的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开始实施；去年年底至近日。最高检察院又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不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其中前者规定了具有七种情形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不，后者规定对五种情形依法不：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列为第一种情形。至此，可以说，在刑事检察方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宽缓处置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法律依据。但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经过宽缓处理后的“帮教”工作方面却存在种种疑惑。2004年至今，我院共对4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决定，相对于法院135名未成年被告人，从数量上看，可谓杯水车薪；从质量上，也就是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回头看，结果不都是很理想，或者说，有的就无从界定其理想或不理想。现笔者就前面提到的问题结合我院办案情况和同行们商榷交流，以期推进我市未检工作的完善和发展。

一、工作实践中帮教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帮教协议”的签订只有政策，无法律依据，检察院无从监督

2005年我院在对一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王某作相对不时，综合其本人和我院未检工作的实际情况，依据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规则》第十五条，首先和王某所在学校协商让学校和王某签订帮教协议，学校认为做帮教工作可以，但要签订书面的协议，教育局没有相关规定，他们承担不了此责任，故和学校的帮教协议未能签成；其次我院准备让社区和王某签订帮教协议，但王某的监护人，其母亲反对，说如果让社区参与帮教，她儿子的犯罪事情周围邻居就都会知道，对儿子的帮教会起负面影响，我们当时考虑监护人说得有一定道理(这又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不公开范围问题)，何况社区和学校一样也未必愿意签订这样的协议；最后，只好我院一家和王某及其监护人签订了一年期限的帮教协议。其他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做同样工作时，类似的问题也大同小异的存在，既便是有关方面签订了《帮教协议》.人家不按《协议》执行，检察机关就是发《检察建议》，因只有政策要求，无法律依据，效力也不大。《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对人民检察院落实帮教措施的监督方面也没有明确：检察院不后有关方面对被不的未成年人帮教缺位或不力，检察机关能否提出纠正意见?

(二)“帮教条件”的标准如何界定不明确

一般认为被帮教对象家长有能力和责任心管教孩子，社区、学校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愿意对其进行帮教。但在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实践中，一般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在经济条件、教育能力、自身素质等方面都多少存在缺陷，犯罪的未成年人自身也有比较难以纠正的“坏毛病和坏习惯”，社区、学校对这类孩子避之唯恐不及，对帮教工作往往比较消极。所以，在对“有帮教条件”的把握上，办案人往往心中没底。要求严了，这项工作做不成；要求宽了，工作量加大不说，办案的责任风险更大，无形中就会挫伤办案人的积极性。

(三)“帮教”的权责、方式方法、成功标准不明

从大量媒体宣传检察机关进行帮教工作的经验材料看，检察机关现阶段在帮教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付出了许多心血。我院在帮教工作中付出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疑惑。

《西安市检察机关2005年度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制度改革工作规划》中要求“未检”工作改革试点单位试行建立帮教考察机制。从市院的《工作规划》和前述《规则》第十五条看，在帮教工作中，检察机关不是具体实施者，而是监督指导者。西安市《2007年刑事犯罪案件公诉工作要点》中也要求：“开展未成年人犯罪公诉方式改革，要以高检《规定》为基本依据，逐步将工作重点集中于检察环节，一般不宜超越自己职能范围”。正如在《西安中外法学专家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上西北政法大学毕成教授在回答检察官疑惑时讲：“检察机关不是帮教主体，只是监督帮教工作的落实，最多可签订一个帮教保证协议；在对方不作为时，我们可以发出检察建议；对不配合的机关等可追究主要责任人的不作为责任。”应该说，检察机关在帮教工作中处于法律监督者地位是明确的，但在社会“帮教”制度不健全，帮教的方式方法、期限、帮教是否成功的标准没有法律上可操作依据的情况下，监督者也很无奈，有时不得不越俎代庖。

(四)帮教是否包括经济上的资助和解决被帮教人就学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我院不的王某在返回学校上课后，其身上的一些不爱学习、欺负弱小同学等“坏毛病”经常复发，学校领导和班主任多次要求我院将此学生想办法转到其它学校，但我们除了继续作各方面的说服教育工作外，对转学一事爱莫能助。

有人说：帮教工作如果仅是“教”而不“帮”，不解决帮教对象生活、工作、学习中存在的实际困难，那么这种帮教就很难触动他们的心灵，帮教效果也不会理想。但解决实际困难就需要经费支持，钱从哪里来?(2004年5月12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法院法官蒋庆在家里被她帮教了十几年的帮教对象因生活困难向她要钱她拒绝而遭杀害……)可喜的是，今年9月30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西安市律师协会签订《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合作备忘录》，其中“未成年犯助学奖励基金项目”已经启动。但愿有更多这样的福音惠及误入歧途的浪子。

(五)流动未成年人不后的帮教工作问题

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适用不的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帮教条件，而基本帮教条件之一就是犯罪嫌疑人居住在本辖区，对在外地居住及属流动人口的未成年人，因对他们的社会调查、不后的监督管理、帮教考察不好展开一般不考虑适用不。当然，未检工作者都认为这样做对居住在异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法律适用上是不公正的，但这也是客观条件使然。我院2005年曾对居住地在陕西省延长县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我院办案人对此案投入了其它案件几倍的工作量，包括到延长县进行“社会调查”和帮

教协议的落实工作，期间，本文前面提到的疑惑和问题同样存在。

实际上，未成年人不工作的关键是帮教环节，从恶如崩，从善如登，正如市检察院吕惠萍副检察长在2005年澳门举办的“违法犯罪青少年司法保护研讨会”上提出的：“因为不的善后救济措施的缺失，没有建立相应的教育改造机制，难免出现不后流落在社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显然，不制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大环境和系统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基本法为基础。”

二、将检察机关未成年人犯罪不后的帮教工作纳入社区矫正体系

从高检院的《规定》和我院的帮教实践来看，帮教工作绝不是检察机关一个部门的事，它是社会问题和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借助“社区矫正”这一非监禁性刑罚制度是良好的选择。“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当今世界各国非监禁性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国是亚太矫正组织的参加国，2001年又成为国际矫正组织成员。为此，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试点地区，2005年1月又将试点地区扩大到18个。

实际上，社区矫正就是在过去社区帮教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被矫正对象，除道德教育之外，还要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心理治疗、技能培训等，其经费由政府开支。前面提到的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不后存在的帮教问题在社区矫正体系内基本能得到解决或缓解。目前的矛盾在于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作的不决定，不是一种行刑方式，按《通知》规定，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去年年底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中更未提及将不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纳入社区矫正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我们认为，虽然检察机关不的未成年人不是罪犯，对他们进行的矫正工作基本不带有惩罚性，也不是一种行刑方式，但在矫正工作的性质和目标追求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对心理障碍、人格缺陷、生活中不良习性的治疗矫正，技能培训等，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不后存在的帮教问题纳入社区矫正体系，能够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完善的社会矫正体系，保证帮教工作目的和效果的实现。实际上，上海市检察机关就已经将不的未成年人的帮教丁作纳入社区矫正范围，有条件的地区也应进行试点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地方立法，保证贯彻实施。目前，我们省市的社区发展还不成熟完善，应该在这方面借鉴发达地区经验试行“社区矫正”。

三、检察机关不的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矫正体系的具体设想

(一)社区管理要规范，矫正工作纳入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因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区社区建设和发展也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当地社区管理不规范，就很难保证矫正工作的成效。有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矫正工作的质量和专业性就会加强，经费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证，有能力解决被矫正者一定的生活学习困难。

(二)被不的未成年人自愿接受社区矫正，家庭配合

矫正工作首先要被矫正对象自愿配合，如果本人不自愿，矫正工作者就无法和他沟通，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矫正工作也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所以，被不的未成年人在进入社区进行矫正之前，应该做出自愿接受社区矫正的承诺，以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保证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家庭的依附，所以在矫正工作中，家庭的积极参与是矫正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同时，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家庭成员也能在参与中提高对孩子的教育能力。

(三)认知技能的训练是矫正项目设置的主要内容

未成年被不人和其他未成年人一样都渴望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喜欢，但在成长过程中，因种种障碍而使他们在确立人生目标时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无法应对挫折，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导致犯罪。认知技能的训练就是综合行为、心理、思想等方面进行矫正项目设置，改变他们冲动、自我中心和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学会社会生活的行为技能和社会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当然，认知技能训练是否达到了这样的目的，还要相关专家结合其他矫正工作的量化标准做出鉴定报告才能确认。

(四)不公开原则

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实行的不公开原则，我们认为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同样适用，在社区不以“被矫正者”身份出现，这不但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避免给社区居民留下“问题少年”的标签，影响矫正效果，而且，也避免给未成年人的家庭带来压力和负面影响，保护其家庭的隐私权。

(五)成立矫正小组，应有相关专业人员参加

针对需要矫正的未成年人个体成立矫正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教育工作者、社会志愿者、该未成年人司法转处机关的执法工作者。比如，检察机关不的未成年人就由办理该案的未检人员参加；因为未成年人犯罪多是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生理障碍造成，道德因素相对较少，所以，对他们的行为、心理、思想等方面的矫正心理等相关专家参加必不可少。必要时，被害人及其家属也可以成为矫正小组成员。

(六)被不的流动未成年人矫正工作问题

前述说过，我们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多数犯罪嫌疑人是不属本辖区的“流动少年”，而且，这些“流动少年”多是来自不发达地区和偏僻的农村山区，那里的社区建设可能也不完善，或者说还没有社区矫正的观念，对他们实行“属地矫正”可能不现实，但都实行监禁型处置显然不公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社会资源的享用已经有过多的不公平，他们走上犯罪无不与此有关，因此，对他们进行的司法转处矫正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可实行“犯罪地”原则。2005年，上海市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建立外来未成年人“观护站”13个，“观护站”成为外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进行处理期间的“家”，检察机关对外来未成年人取保候审、被不后的矫正工作都可以在这个“家”中进行。有条件的地区应该借鉴上海做法，体现大城市怀的人文社会责任。

四、设立社区矫正专门机构，国家出台《矫正法》进行法律规范

所谓帮教，在更多的时候，是体现在对帮教对象进行道德层面的说教；而矫正则是在科学理性的层面上对被矫正对象的行为、心理、思想等个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矫正。“矫正”相对于“帮教”，无论从观念还是方式方法上都是重大的进步。未成年人在心理、意识、情感、精神等方面与成年人均存在差异，他们的犯罪更多的时候表现在心智不成熟，而不都是道德缺陷，所以对他们的矫正工作更要从非道德说教方面注重项目设置的科学性。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还在部分地区进行试行阶段，虽有一些成效，但执行主体不明确，矫正项目设置简单，个体矫正针对性不强，特别是矫正人员多是基层社区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矫正专业性不够，理论水平受限。所以笔者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尽快设立专门的矫正工作机构(目前，上海市已设立和监狱管理局同级的矫正局)，并在其中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机构，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不同阶段进行司法转处(也就是指在公安侦查阶段撤案的、检察机关不的、法院判处缓刑的)的未成年人(包括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实行统一管理，区别对待；建立社区矫正人员资格准入制度，在高校培养专门的矫正工作人才，同时，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在体制外大量吸纳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社会志愿者参加；设置不同被矫正人员的矫正项目和标准以及矫正工作结束的鉴定标准等。同时，出台《矫正法》，以国家强制力调整矫正工作中不同层次的社会各方关系。检察机关仍对此法执行情况负有法律监督权，并对本部门进行司法转处的被不未成年人等进行定期的考察回访。

从我院近四年来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析，很显然，按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要求，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作相对不的仍有很大空间进行拓展。在国家未成年人基本法未出台之前，祈盼有条件的地区包括西安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相关配套制度，同时加强执行力度，使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成为需要更多关爱的未成年人真正的福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