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探讨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对我国1978-2011年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正向作用，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有负向作用。相比较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影响更大。

关键词：消费率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GDP取得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和国民储蓄总量不断增加，与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却呈长期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伴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居民消费率却以年均1.4%加速下降。过低的消费率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问题，受到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原因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过大的收入差距，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导致收入中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等。除此之外，我国居民消费率还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是不同的，变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不论对家庭消费还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消费所占比例都会有影响。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本文以抚养比作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指标。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和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指0-14岁的少儿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少年抚养比加上老年抚养比就是总抚养比，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的人口数量。如表1所示，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少儿抚养比明显减小，老年抚养比逐渐缓慢增加，总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结构。201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到2017年，将超过10%。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消费率是居民消费绝对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因此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率的影响的时候要考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角度主要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微观经济主体消费行为即消费倾向的影响上；宏观角度主要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国民总产出和国民总储蓄率上。

（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

低出生率引起了我国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少子女化对中国家庭储蓄会带来影响。首先，中国家庭一直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家庭储蓄和子女数量可以看做是养老两种形式。在高出生率下，父母对养老保障预期乐观，就会减少储蓄增加当前消费。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的时候，父母的养老预期会变得不明确，六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很多父母在40岁左右或就开始增加养老储蓄，养老储蓄上升消费率就会降低。同时，在家庭中子女数量和质量存在替代关系，低少儿抚养比的情况下父母会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营养、教育方面的支出。但是在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的情况下，子女抚育消费（如接受高等教育、结婚买房、成家立业、出国深造）的高峰期实际上发生了后移（18-28岁）。适应子女消费变化趋势，家庭在资源的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选择上倾向于远期消费。而远期消费的即期行为就是增加当前储蓄。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大多数家庭勤俭节约。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少儿抚养比的上升会增加储蓄，减少居民消费。

（二）老年抚养比上升对消费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对一国来说，如果一个国家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可以预期该国消费率会提高。老年抚养比上升预示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并没有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上升。从微观家庭角度分析，中国老年人的退休后收入与消费行为与西方人有所不同，很多中国老年人会在退休前积攒足够的养老金，并且大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不会选择出国旅游休闲度假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他们会省吃俭用减少开支，仅仅依靠微薄的退休金就可以度日，储蓄率下降不会很快。另外一方面，中国人有强烈的遗赠动机传统，遗赠储蓄动机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有研究证明收入分配越不均衡，财富越向少数人集中，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倾向就越高，储蓄率也就越高。我国自1986年以后基尼系数加速增长，目前已经超过0.47。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速导致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增加，引起总消费不振。

（三）总抚养比下降对消费率的影响

总抚养比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从宏观来讲，一方面劳动供给的增加会降低实际工资率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时，人均资本存量下降，产出减少，会降低居民长期消费；但是总抚养比的下降会抵消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人均资本存量的稀释作用。如果将总抚养比下降所形成的剩余产出用于弥补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社会人均资本存量并不一定会稀释。在我国的情况是人均资本存量较为稀缺，总抚养比下降使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

综上所述，从长期来看，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会降低我国居民当前消费率，我国目前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较优时期，总抚养比达到最低点，人口老龄化趋势初现，出现储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不会有较大改善。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两种计量分析方法，利用中国1978-2011年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和居民消费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率的长期关系进行回归研究。本节将利用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假设回归方程为：CONS= +1YD+2OD+ε。

CONS：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总额与GDP比值。YD：少儿抚养比，即0-14岁少儿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OD： 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选取1978-2011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和人口抚养比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分析，样本期为32年。居民消费率数据和人口抚养比数据分别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人口统计年鉴，并通过计算整理。

（一）协整分析

平稳性检验。由于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变量有可能是非平稳的，若不加检验地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出现谬误回归。本文采取ADF检验方法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其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这些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变量，而其一阶差分后的ADF值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数据都是稳定的I（1）时间序列，因而可以进一步对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协整检验。通过上面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得知各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约翰森检验结果见表3。协整回归结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的假设，CONS、YD和OD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居民消费率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它们的回归不是虚假回归。通过协整回归结果如下：CONS =62.38+0.11*YD-2.35*OD。

回归方程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就会减少1.1%。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居民消费率就会下降2.35%。处于少儿阶段的居民消费倾向要高于其储蓄能力，处于老年阶段的居民消费倾向要低于其储蓄能力，并且相比较而言，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

（二）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表5所示。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解释变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是造成消费增长的原因，居民消费率、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更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消费率在一段时期不会明显上升。

结论和建议

本文主要探讨抚养比的变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利用协整回归的方法对197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弱显著的正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有中等显著的负影响，与生命周期理论的结论相反。生命周期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国家完善的社会养老制度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因此储蓄用于老年消费是平滑一生消费的惟一途径。而我国的老龄化背景是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完善的养老保障模式还没有建立，再加上改革、通胀等预期，老龄化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的增加。

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就应该适当提高居民消费率。从上述结论可知，提高国内需求水平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改变消费预期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此外，还应进一步调整消费结构，积极发展老年产业和老年消费场。最后鉴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和我国独特而强烈的遗赠动机，还应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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