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实启迪

摘要：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它的核心视角是出版自由，它是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第三权力，它既是一种法定自由，也是一种相对自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的启迪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闻自由的根本途径；健全民主法制是新闻自由的法定保证；实事求是是新闻自由的基本前提；舆论监督是新闻自由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基本内涵现实启迪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是建立在对反动新闻政策和错误新闻思想批判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书报检查看做是旧时耻辱的标志，他们还对知识税政策进行了批判。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与早期工人报刊逆潮流的狭隘观念进行了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自由思想。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的核心视角是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追求，是他们在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争取新闻自由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他们一致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出版自由。”并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了问题。马克思在肯定出版自由的意义时，指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的镜子”。恩格斯在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没有出版自由，工人永远不能争得自身解放；争取出版自由就是争取工人政党本身呼吸所需的空气。

1644年，英国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奠基人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最早提出“出版自由”的概念，尽管约翰・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马克思对于出版自由的理解更为深刻和科学，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思考“自由”的理念。认为现代市场经济背景是新闻出版自由的“根”，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在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和折射。马克思还把新闻出版自由作为衡量社会政治、经济自由的尺度，恩格斯则把出版自由和工业发展作为英国发展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是介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第三权力。马克思在早年提出过“第三个因素”的观点，他说：“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当是政治的因素，但不是官方的因素，它是市民因素，但不直接和个别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它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能够理智地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在自由报刊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此时双方不是‘从属关系’，而是‘权利平等’的关系，它可以不通过官方的中介，原封不动地将人民的怨愤传送到国家权力机构面前。”1850年，马克思针对政府规定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再次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从“第三个因素”到“第三种权力”，马克思关于报刊地位的基本思想不但没有变化，而且还有所强化。

第三权力的具体表现就是舆论监督权。对于舆论监督权，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恩格斯在1891年2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是进行批评。新闻自由的第三种权力――舆论监督权，贯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的新闻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是一种法定自由。新闻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法律不应该对其进行干预。司法权应独立于行政权。对于法治社会基本司法原则之一的“司法独立”，亨廷顿指出：“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所以，司法独立的实现首先要求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法院）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预，而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可笑在于，“检察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的三位一体的人。检察官被委任去管理精神，然而他是不负重责的”。“最恶劣的手段却莫过于把书报检查又交给书报检查去判断，把它又交给某一个总督或最高书报检查评议会去判断”。

新闻自由应当有明确的立法保障。“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它是法的表现，因为它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的许可和承认才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的，所以以法的形式来保障并体现新闻自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在涉及新闻出版方面，法律用语的含糊会使得主观性得以为所欲为。

新闻自由应当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平等享有。“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平等权是宪法规范的核心价值之一，其要旨就是：作为抽象的人或一般意义上的人，即作为独立、自由的人格主体，应该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新闻自由应当人人平等享有。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新闻自由受制于一定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必然要求。1847年起草《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在笔记本里就写道：把精神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特权变成一种普遍的权利，商品形式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讽刺一位德国政治家用“精神资本”在美国办报的计划，“靠精神资本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而对于自由精神的形成，马克思这样论述：“古希腊、罗马曾经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物流和信息流都十分开放和发达，而且海上贸易和战争生活造就了一种自由的精神。”显然，自由及新闻自由思想的建构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

新闻自由还受到党性和阶级性的限制。政党是各阶级的政治发展和它们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无疑，政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趋于成熟的产物，作为特定阶级的代表，政党是由该阶级的精英分子组成，并代表着其所属阶级的根本利益。当权者由于彼此利益的差别会产生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每个利益集团只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行事。因此，在新闻活动中，各政党创立兴办的报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党斗争的烙印。

在阶级性方面，统治阶级通常要限制被统治阶级的新闻自由，这已成为铁律。《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创刊，1849年2月7日即受到普鲁士科伦陪审法庭的审判，仅仅办了不到一年就于1849年5月19日在普鲁士政府的疯狂迫害下被迫停刊。这就十分有力地说明，统治阶级是不会容忍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享有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那种虚幻而高傲的概念之上的。公众的智慧和善良意志都被看做甚至对最简单的事物也是无能为力的东西，但对于官员来说，却连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可能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消灭阶级，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才是实现真正新闻自由的真实条件。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的现实启迪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闻自由的根本途径。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是新闻自由发展的宏观意识环境。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开放性、平等性、公平性、有序性与新闻自由的要求是一致的。市场经济发展造就的开放性、平等性、公平性、法制性是新闻自由实现平等、自由、民主、法制原则的前提。我们可以想象在原始物物交换和计划经济时代，新闻自由的虚无性和有限性，连人本身都作为商品进行交换，那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根本无从谈起，或者说一切都是国家计划分配和安排，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无疑会大大降低。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为新闻自由提供物质条件，创造公平、平等、开放、法制的社会环境。

健全民主法制是新闻自由的法定保证。以法治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治理也必须是法治。新闻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是人类共同争取的政治文明的成果，那么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现实意义的新闻自由在外延上有所发展，它涉及公民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应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包括报刊出版、意见表达和新闻传播与收受等多方面的自由；还涉及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应享有的能够使新闻传播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自由，包括采访、写作、报道、批评自由等。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才能把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充分保障新闻自由。

实事求是是新闻自由的基本前提。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更不是万能的，它必须遵循新闻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实事求是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新闻自由也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真实的基础上发表意见。可以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责任和义务；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同时，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是同新闻的准确、鲜明、生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新闻文风，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表现，也体现着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政治品格。

舆论监督是新闻自由的内在要求。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可以包括对党务、政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但这里所说的舆论监督是指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行为。舆论监督既是媒介的功能体现，也是我国体制改革对传媒发展提出的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的适当介入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媒体对司法的影响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负面的干预或干扰；新闻媒体的介入具有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新闻舆论监督功能可能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形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新闻自由作为介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第三权力，能够帮助民意和政府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促进社会和谐。（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YJA71002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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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塞缪尔・P・亨廷顿［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作者为湖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教授）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