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

在3月14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总理答中外记者就“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呢?

“唱红”

我注意到近几年相关媒体做的诸如这样一些报道：1.为开发红色资源，一座高20.6米、重46吨的不锈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竣工。连底座在内，这尊塑像高达37.4米，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塑像，其一只脚便可坐6人2.重庆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仅两年多时间，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2.8万多场，举行故事会7.01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3亿多条次。3.去年3月某星期五，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红歌会，3000余名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近40首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都有显然是被统一置备的全套行头，场面壮观宏大。4，去年3月某星期一，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当日，重庆市万余人集体学习、高唱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统一穿红外衣，有大批统一着装的人员挥舞党旗，高处均悬挂巨幅标语。

在唱红方面，重庆需要澄清和反思的地方很多。这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包括：

1，如此连续、持久和大规模的活动，它们是自发的还是由公共机构运用公权力统一安排的活动?

2，这些活动是民众、党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的，还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强制参加的?他们真的有选择不参加这些活动而不影响自己生计和出路的自由吗?如果他们并不真正有选择不参加的自由，那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开展这些每种都数以万场计的活动，显然每年都需要一笔数量可观的经费，这笔经费难道不是归根结底主要来自纳税人?这些支出对于民生来说是最紧要的吗?这些支出项目是否经人民代表机关审核批准?

4，在精神生活方面，公共机构及其领导人是否有权为公民或个人做主?是否有权将自己个人认为高尚、优美的东西强加给公民等个人?公民等个人有没有选择在公共机构或其领导人看来不那么高尚、不那么优美的精神消费品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地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如果哪个机构或官员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推进和持久地维持唱红，从宪法和法律的观点看，说不过去的地方就很多――即使重庆方面成功地将唱红排除到了政治运动的定义之外，问题的性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爱的精神产品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成年人，他们可以选择高尚的精神产品来消费，也有权消费被高贵者不屑一顾的精神产品。公权力机构可以引导公民等个人的消费倾向，但不能事实上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或不给他们以选择自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作为事实上垄断了相当大比例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公共组织，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其领导者有义务适应多种需求，向不同的公民社群供给可由人们选择的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不宜依据领导者个人的消费倾向决定向公民提供的产品的种类。像重庆卫视那样，从原本向公民提供较多样化的影视产品供其选择的机构，转变为仅仅向受众提供一种颜色的公共产品(即红色节目)的机构，实际上是其公共职能严重倒退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在公共机构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引导公民的精神文化消费，确保了政治正确，但在那些对红色产品没有消费偏好的公民受众看来，则是被剥夺了对消费产品的选择自由。

所以，综合地看，与公共权力和地方财政等公共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唱红，从法理和宪法而论，实际上是公共机构向公民等受众实施的一种无形强制或精神强制，其性质属于软暴力。试想，重庆的干部民众能够拒绝“唱读讲传”?他们拒绝“唱读讲传”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负面影响吗?我确信，他们不仅不能拒绝，甚至不敢表达异议――君不见，整个重庆对于“唱读讲传”，就没有“七嘴八舌”，在表示异议方面，已经形成“鸦雀无声”局面!但正如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或许有人会说，民众一致拥护欢呼的举措，怎么能说“鸦雀无声”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千百万人或其“代表”者一面倒地拥护欢呼，与鸦雀无声是同一性质的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

现代的公共机构和政治家，要治理好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坚守或许应该是尊重公民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重庆方面似乎对这个道理认识还不够深入。每个公民都是享有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独立个体，都有权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生活规划。

就拿唱歌来说吧，不论唱红歌、唱情歌、唱山歌，都不过是个人爱好。唱红歌和唱其他任何歌曲一样，确有其一定或特定的教育、教化功能，倡导和推动唱红者的动机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引起“负面评价”，招致“误解”?根本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倡导和推行唱红者将自己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教育者的位置，将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看成了有义务接受其教育者；倡导和推行唱红者把自己的偏好毫不怀疑地看成了其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兴趣和爱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也看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或采用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因此，唱红的倡导和推动者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有悖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精神，没有注意到其行为与当代社会多元的特性不协调，以及其做法几乎必然产生压缩或妨害他人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后果。

在一个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公共机构和官员不可以过多地考虑如何给自己任职区域的公民上课，倒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现今是实行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是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所以，今天的各级官员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对公民等个人并不具有“导师”的地位，不宜仿效旧时代的做法，更无权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推广基于个人偏好的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教育的内容。

看来，在走向法治的时代，此前的公共机构和官员的很多习惯性做法、尤其是“”前和“”期间的一些行为模式，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因袭。在行使公共权力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

“打黑”

重庆的唱红与打黑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黑势力和黑恶行为就应该依法打击，这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没有人反对打黑，但重庆应该正视“运动式”打黑中暴露出的问题，重庆打黑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反思呢?我们不妨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甚至站在重庆官方的立场，来提出几个应该反思的问题：

1.摒弃运动式与全权型打黑

中国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各级各类公权力组织如果尊重和严格实施宪法和法律，真诚努力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自然和谐、稳定。

但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公权力组织违反宪法和法律相关规定，把违法办事当作了办事的“法宝”。

从形式上看，治安型打黑是由公安、检察机关负责的实施刑法有关条款、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行为，不需要采用运动的形式，也不表现为整个公权力组织的施政方略；而社会管控型打黑通常表现为整个公权力组织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运动式执法或施政方略，打黑进而可能成为公权力组织和权力人士进行社会管控时有意加以利用的一种抓手或杠杆。

在重庆，打黑以大规模集中抓捕著称，如2009年“利剑行动”，仅四小时抓获631名嫌疑人；“利剑2号”行动一晚抓获近900人；“利剑3号”行动，一晚“出动各类警力2.5万人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919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运动式执法。犯罪嫌犯大都关押在非法定秘密场所，一些人获得律师帮助等法定权利被剥夺。此后的侦办过程缺乏透明度，有些秘密羁押地点没有律师进入过。

重庆采用了“”时盛行的全权型专案组体制，这种体制容易破坏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刑事司法制度。公安部门成立的专案组，应该只负责侦查阶段的工作，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后，依法专案组无权再干预检察、审判阶段的事务。但数十年来，尤其在“”和历次运动中，

2010年9月《重庆日报》报道，重庆“打黑”运动共摧毁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364个，查扣涉案资产29亿元。为适应运动式执法的需要，发展出了一种全权型专案组体制。

据报道，重庆这种专案组最多时达到329个，这些数量庞大的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公安部门等公权力组织成立的专案组，不仅负责侦查阶段的工作，也干预乃至主导检察、审判机关的活动。这种体制本已被弃用多年，因为其对宪法、法律规定的刑事司法体制破坏极大，应该废止。

2.人身权必须保障

刑事司法传统中存在一些落后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虐待嫌犯，进行刑讯逼供。这类做法不仅严重侵害公民多项基本权利，也严重败坏司法声誉。

重庆方面否认打黑过程中发生不少刑讯逼供，但是，已经披露的诸多信息显示，虐待、刑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比较严重。

3.法院审理案件必须真正公开

进行治安型打黑，法院会乐于实行公开审判；而如果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公权力组织会以恐惧心态看待公开审判，甚至会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千方百计搞不公开或半公开审判。《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公开审判是为了将法院的审判活动，从而包括此前的侦查、检察情形，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也有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的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管理型打黑实际上属于“黑打”范畴，公权力组织为掩盖侦查、过程中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和审判过程中的专横擅断，必然以恐惧心态看待公开审判。所以，搞社会管理型打黑，公权力组织一定会千方百计直接或间接将公开审判安排为不公开审判或半公开审判。

重庆各级法院审判打黑案件时，千方百计搞不公开或半公开审判，使宪法、法律关于公开审判的规定形同虚设。公开审判是为了公众能直接监督法院或法官的审判活动，防止他们专横擅断，同时也是为了让公众能间接监督侦查和检察情况。但是，媒体披露的情况表明，重庆法院对公众关切的所有打黑案件，都事先安排包括司法机关人员在内的“公门”中人占据了绝大部分旁听席位，几乎所有意欲对审判过程进行监督的普通公民和不亲近当地官方立场的媒体的记者，都未被允许旁听，甚至被告亲属旁听也遭遇种种刁难。这实际上是有关公权力组织心虚和害怕公众监督的表现，其本身也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审理刑事案件搞非公开或半公开审判的做法目的不外乎阻断公众监督，防止“黑打”情形曝光。人们有理由怀疑，在不公开措施的遮掩下，重庆打黑有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定义的模糊性和“涉黑”罪名的易株连性，任意追诉和滥用刑法中涉黑条款的嫌疑。这让人明显感到，在那里，即使是身家数十亿的企业家，其自由或生命的得失在重庆都不过取决于一两个权力人士的一句话。这种倾向集中表现在以下诸方面，同时也反映在许多人日常表达的质疑中：(1)位居重庆最大的一批私营企业都被打成了黑社会组织。到底是那些大型私营企业属于合法组织里某些个人或机构有犯罪行为还是这些企业都蜕变成了犯罪组织?(2)位居重庆最富有家庭之列的一批私营企业的老板被判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逃跑了，有的整个家族的成年人似乎都被抓起来关起来了。这样做有没有株连过度的问题?(3)这些私营企业都有上亿、数十亿资产。对这样数量巨大的私有财产的处置合法吗?有关组织处置这些财产是否受到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的监督?这些财产最终到哪里去了?

例如，据报身家数十亿的原私人企业家彭治民被指控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但其二审辩护人余晖律师在辩护词中断然否认彭治民有罪，并为彭治民做了无罪辩护。从辩护词看，余律师的辩护理由相当充分。对于彭治民案，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认知与法院的判决呈现天壤之别，无丝毫交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社会这么大的怀疑，法院为什么不以真正公开的审判来自清?

可以说，案件审理，没有真正的公开就没有公正，刑事案件必须真正公开地审理。

4.被追诉人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

《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按照宪法、律师法的规定和精神，律师是受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但是，在重庆打黑运动中，当地乃至国家有关公权力部门居然利用职权以多种形式压迫律师与侦查部门配合，与检控方站在一起。这是非常不妥当的。

侦查、检察机关的追诉活动从正面适用刑法，律师的辩护活动从反面保证刑法的充分实施和准确有效适用，两者的工作相反相成。妨碍律师的辩护实际上就是妨碍刑法的充分实施或准确有效适用。

人们清楚地感到重庆搞打黑型社会管理，整个公权力组织明显表现出视律师为异己甚至天敌的行为倾向。那里的公权力组织在打黑运动中的行为偏离了准确有效适用法律这一正当目的，追求通过刑罚来威慑整个社会，所以，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直接妨碍了公权力人士实现其所追寻的目的，因而必然被公权力体系视为异己。结果是，律师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服务和辩护质量愈高愈强有力，其遭受的敌视就会愈严重。赵长青律师、李庄律师在重庆的遭遇，在

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很生动的解说。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实际上是宪法授予公民的、在受到刑事追诉时享有的防卫权，公民在遭到来自公权力组织的拘留、逮捕或其他形式的人身强制时，这种防卫权转化为由自己委托的律师的辩护权。因此，为确保法律得到准确适用，不仅应当使被追诉人有律师为其辩护，还要保证刑辩律师的调查权、抗辩权足以平衡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对应职权。

5.法权平衡不能打破

根据宪法，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部门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在重庆的社会管控型打黑中，恢复了一些早年采用过的公检法三家变相合署办案的违宪做法。三家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约，变相合署办公，甚至搞“大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未审先定，让审判走过场。例如李庄案在庭审过程中透露出来，审讯时有警员说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

突破法治底线，破坏法治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法院不得不放弃应有的独立性，放弃对侦查、检察机关的制约，间接或直接配合公安部门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给被告定罪科刑。其中后一种做法是违反宪法的规定和精神的。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权力集中到了危险的程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的深刻教训，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而在推进这一管控方式的地域的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是，权力主要集中于个人，人大等制度上的权威组织较少发挥作用。无论从党委集体领导角度看，还是从人大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角度看，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意味着维持宪法、法律实施所需要的法权平衡完全被打破了。

总结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除民粹主义，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说到底，就是承认我国仍处在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不能不实行非公有的措施，不能不搞私有经济和包括按资本分配在内的分配制度，等等。

近年来重庆的很多做法，都表现出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向“”和“”前回潮的倾向。当代中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极“左”思潮，在思想意识领域突出地表现为民粹主义。所以，我国仍应大力普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抵制民粹主义思想意识，重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面对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重庆开了三剂药方：“唱红”“打黑”“共富”。有学者曾说，重庆是把对了脉，开错了药方。因为重庆看到了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背离历史潮流，不是用往前走而是用向后退的办法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唱红”，其实肯定的主要是一些传统因素，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贬低或否定了符合国情的有价值要素。比如，在现行基本经济制度中，只有公有制、按劳分配是“红”，私有制经济和按资本分配是“黑”，唱“红”不可避免会打倒“黑”。这不仅是理论逻辑，也是重庆过往几年出现的事实。

至于“打黑”，这顺应了一些普通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态。“打黑”如果依法办事，不伤及无辜，当然是好事；但如果“黑打”，后果就完全不同了。

实际上，重庆社会管控型打黑之深层实质，是以权力意志和强力部门的结合为基础来形成与宪法规定的方式不同的财富分配或再分配方式。

要解决好中国现有的、重庆已经注意到的主要社会问题，只能走与重庆过去几年运动方向相反的路，即不是往后退，不是在历史已经证明失效的武库中寻找武器，而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大步向前走，建立适合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公权、保护私权的法治格局。我以为，其中最紧要的是做三件事：

第一，逐步实行直接的、竞争性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国家机关重要公职竞争性选举制度。

第二，以实现审判独立为核心目标，采取重大措施提升国家审判机关的政治法律地位和审判公信力，同时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情况。

第三，推进一系列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公民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自由竞争，创造财富；同时，政府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利用公共财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合理进行收入再分配；还有政府应适度放松社会组织管理，鼓励民间慈善和公益行为，实现公民互助，以改革使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