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

最近看到一篇奇文，叫做《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作者公开地、毫不隐讳地主张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斯大林、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把“三个代表”思想载入了宪法，则标志着中国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显然是荒谬绝伦的。

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作者用歪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手法，妄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变了，变成主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谴责暴力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了，进而说明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作者断言恩格斯晚年不赞成共产主义，根据是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①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只是一个27岁青年对未来理论社会的憧憬，73岁的恩格斯否定了青年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这显然是歪曲。这段话的本意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决不会束缚后人的手足，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况将由实践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按照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必经的道路，至于怎么走，就要靠革命者自己的实践了。这段话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不再赞成共产主义这一奋斗目标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的后半截说，“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这个观点和他年轻时与马克思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是完全一致的、相互呼应的。在从1890年1月至1895年8月写的一系列著作中，恩格斯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着《共产党宣言》提出过的那些基本原理。例如1890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里，在谈到为什么我们这个宣言要叫共产主义宣言而不叫社会主义宣言时，他说：“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② 1894年他再次宣布：“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③这表明恩格斯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即使最富有想象力，也无论如何得不出共产主义理想是恩格斯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这一结论。

作者断言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根据是1895年恩格斯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作者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文章说，“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这是对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肆意歪曲，是通过胡乱拼凑，把本来分散在互不相干的段落中的话，按照作者的意图拼凑成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的东西。在《导言》中，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到1895年这一段时间（包括巴黎公社在内）革命斗争的经验，认为阶级斗争很复杂，资本主义在发展，人口在增长，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增长，反动军队更以三倍的速度增长，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又不很高，在斗争中很多被骗跟随资产阶级走。在这种形势下，只靠过去那种简单的“筑垒的巷战”、“旧式的起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恩格斯认为，应充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斗争，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他在指出合法斗争的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和赞扬巴黎公社的暴力斗争。他指出，在1870-1871普法战争后，“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当时“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可见，恩格斯决无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之意。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1895年3月6日完成的。3月8日，他给社会联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应你们的要求，这篇《〈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用的语言比较缓和一些，但你们不要因此把我说成是暴力革命的反对者，是议会迷，那是你们糟蹋我的名誉。显然，他在《导言》发表前就发出了警告，果然发表以后，恩格斯就被说成是议会迷，否定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这个担心今天又出现了。

可见，作者制造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与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断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从而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肆意歪曲的基础上的，是根据作者的政治意图的需要炮制出来的，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民主社会主义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

作者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提出来的，是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才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涉及另一个理论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性质的思潮和制度？人类社会的未来是不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我国是不是应该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他说，欧盟十五个国家，有十三个实现了社会主义，其实连在西欧一些国家执政几年、十几年的社会党、社会，自己也认为本国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承认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更为荒唐的是，作者竟然认为掌权的美国也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最近在美国议会中占据多数，意味着美国已被“赤化”了。按照作者的想象，共和党掌权，美国是资本主义；掌权，美国就成为社会主义了。他的这种指鹿为马的本事，如果赵高地下有知，也许会自叹弗如！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有着原则区别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即自己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就是：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来，就是邓小平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体现这些本质特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具有这些本质特征，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抛弃了这些本质特征，就不能叫社会主义。

应该明确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谈到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必须分清不同层次。首先任何国家搞社会主义应该具备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否定了这些，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在这一层次上，只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不存在社会主义不同模式的问题。试问，不是社会主义，哪来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其次，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也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各国应该根据时代的特点、本国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这一范围内，社会主义才有、也应该有不同的模式。只有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反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社会党在一些西欧国家执政时，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制度，它们总的来说是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只是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具体政策作一点调整而已。

西欧国家执政几年、十几年的社会党、社会的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来说，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东欧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戈尔巴乔夫之流竭力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把现实社会主义污蔑为“专制的”、“暴力的”社会主义，提出要“告别过去”，“炸毁一切”，“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求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并按照这一目标进行了改革。这样改革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十分清楚了：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得到了恢复，甚至出现了的悲惨局面。这一血的教训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在我国重演。我国的客观历史条件表明，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会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而且会使中国丧失民族独立，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庸，从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要害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我们与作者的分歧，不是学术性的、细枝末节的分歧，而是关系到我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原则分歧。作者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挑战《》、《宪法》的檄文。他反对《》、《宪法》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规定，主张把民主社会主义确定为指导思想，并且否认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它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体现，只是碍于意识形态不便明说而已。作者否定我们党80 多年来革命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谴责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是“暴力社会主义”，主张改弦更张，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要求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留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壳子，塞进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

应该看到，我们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实行多党制后，我们党中央就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中央提出，全党要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苏联“8.19”事件发生后，我们党又重申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与民主社会主义是对立的。从理论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一项既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4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责编 肖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