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1985年,普京从克格勃直属的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受训结束后,被派到当时属于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市从事谍报工作,公开身份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主任。

6年实战,“业务”精湛

在德累斯顿,普京一干就是6年。在工作初期,普京“虽然对间谍理论了如指掌,但却不了解具体的操作规则。”有一次,普京把一个由克格勃设计的无线电装置交给他的线人,但他自己也不太了解怎样操作这个装置。

不过,普京很快就掌握了“实战技巧”。比如,他在自己和一名德国特工之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程序。在易北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德国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这个特工往往将一个压扁的啤酒罐或者一个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或者将情报藏在一堆水泥块里,等待普京来取。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3声,那么就是该特工需要紧急约见他,普京会在60分钟内准时抵达接头地点。

据普京当年的同事尤索尔泽夫称,在德累斯顿期间,普京还参与了克格勃绝密的“光束行动”。在此行动中,克格勃监视的对象不是北约或美英军事基地,而是他们的东德盟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东德首脑昂纳克开始疏远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他邀请了一些曾经在二战中驾战机轰炸过德累斯顿的美英飞行员,去参加山普歌剧院开馆仪式。普京受命在这家歌剧院安装窃听器。当昂纳克在该歌剧院发表演讲时,克里姆林宫在第一时间听得一清二楚。

尤索尔泽夫还透露,他和普京当年还干过“科学盗窃”的事儿。一些西德科学家经常向东德同行寄一些科学论文,但这些论文在海关就被“斯塔西”(东德情报机构)扣留,并送到克格勃分部。尤索尔泽夫说:“任何有关计算机或激光科技方面的论文,都被我们立即拷贝一份送往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而总部官员则将它们转交给苏联的科学家进行分析。有时候,一些苏联科学家干脆在自己的论文中,直接引用了我们传过去的论文数据。”俄国媒体报道称,“据说,在德国执行克格勃任务时,普京从未失过手。至于说成就……好像就在那个时候,我国成功地获得了欧洲战机的绝密技术资料。”

特工生涯,仍有谜团

柏林墙被推倒后,普京停止了在德国的间谍工作。“我们把一切都销毁了,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及整个间谍网都已不复存在。”从东德撤出后,普京回到了圣彼得堡。“那时候,多数人都处于迷茫之中,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那时想当一名出租车司机。”不久,普京向克格勃打了辞职报告,但未被批准。1991年8月20日,在“8・19事件”后的第二天,普京第二次打了辞职报告。这一次,报告被批准了。

在获准辞职后,普京马上找到在列宁格勒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沙德汉:“我想坦白诚恳地讲讲我过去的工作,使之不再是秘密,并且没有人能够再以此来威胁我。”普京和沙德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承认自己“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工作,这是事实,很遗憾。”这次谈话被制作成电视节目,后来在列宁格勒电视台播放了。此后,每当有人对普京暗示他的过去时,他就会说:“都说了,这一切大家都已知道了。”但大家知道的是全部吗?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马克思主义给关于政治和历史的科学带来的根本创新，在于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当然起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人的本质无非是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语文学和批评学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把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连同逻辑体系）视为发展着的有机体。不过应该看到，马基雅维利为政治问题指出的方向至今还受到争议和反驳，还没有成为"常识"（这个方向就是他的作品中潜在的主张，即政治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自身具有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的原则和规律——这个命题有着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它潜在地提出了一种道德和宗教观，即开创了一整套世界观）。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仅仅意味着在马基雅维利思想里已经萌发种种要素的那场知识和道德革命还没有发生，还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公开的和明显的形式吗？或者这只具有当前的政治意义，可以证明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证明分属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种文化的存在，证明统治阶级（例如教会）对于普通人民固有的态度，因为它既不愿成为孤家寡人，又必须让他们始终相信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魔鬼的化身？

这样就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对于他自己时代的意义的问题，以及他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君主论》——里所抱有的目的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并不是纯粹的"纸上谈兵"，并不是与世隔离的思想家的专利品，并不是仅仅在入会者中传布的秘籍。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也不是中世纪和人文主义时代所常见的体系化论文作者的风格。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着并在鼓吹行动的人的风格，是政党"宣言"的风格。福斯科洛做出的"道德主义"解释肯定是错误的。但是，马基雅维利的确揭露了什么东西，而不仅仅是在用理论说明现实：可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是道德主义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人们总爱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行为准则"有人用没人说"；大政治家据说都是从咒骂马基雅维利并且自诩为反马基雅维利派起家的，但这只是为了能够"伪善地"运用他的准则。这么说来，马基雅维利不就够不上一个马基雅维利派了吗？不就成了一个贸然泄露天机的"明白人"了吗？这不是跟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讲的正好相反吗？

克罗齐断言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科学，所以一视同仁地既为反动派服务，也为民主派服务，就像剑术既有助于绅士，也有助于盗贼，既用于自卫，也用于杀戮；他断言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福斯科洛的评价。抽象地看，这是对的。马基雅维利自己说过，他所写的都是曾经被人运用过的东西，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一直在运用的东西；由此看来，他并没有打算开导那些明白人；他的风格并不是不偏不倚的科学活动的风格；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是沿着哲学思辨的途径写出这篇政治科学论文的——试想它至今仍然招来了这么多反驳和敌意，那么当初，在这个独特的学科里，它的出现也应该是一个奇迹。版权所有

我们由此可以推想，马基雅维利真正考虑的是"那些不明白的人"，他的用意是要在政治上教育"那些不明白的人"。这种教育并不像福斯科洛看上去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消极的、痛恨暴君的政治教育，而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它教会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就必须承认某些必要的手段——哪怕是暴君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生长在统治者世家的人，几乎自动地就带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特征，这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给了他一整套复杂的教育，因为在这里支配一切的，只有王朝的或世袭的利益。那么，谁是"不明白的人"呢？是当时的革命阶级、意大利"人民"和"民族"、市民民主派，从他们中间产生了萨沃纳罗拉和皮耶罗·索得里尼，却产生不了卡斯特鲁乔和瓦伦蒂诺。可以认为，马基雅维利就是要劝说这些力量，使他们相信必须有一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得到它的"领袖"，使他们满怀热情地接受这样的"领袖"，哪怕他的行为可能与当时人们普遍拥有的意识形态——宗教——相对立，或貌似对立。马基雅维利的这个立场如今对马克思主义再现了出来。必须再次成为"反马基雅维利派"，以发展出一套可以同时有助于斗争双方的政治理论和技巧。但是我们相信，这套理论和技巧最终将特别有助于"不明白"的那一方，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力量。事实上，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建立在传统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统一被打破了；而只有这样，新兴力量才会意识到自身的独立个性。马基雅维利主义历来有助于提高保守统治集团的传统政治技巧，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但这绝不能掩盖它在本质上的革命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到这种革命性，而它也可以说明一切反马基雅维利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耶稣会士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到虔诚的帕斯夸莱·维拉里的反马基雅维利主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1 论文征集情况

本次科报会收到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的论文2 466篇，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论文5篇，论文总数为2 471篇，比上一届增加78篇，为历届之最。其中有17个单位报满了100篇。特别值得提出表扬的是四川省，十分重视本次科报会，广泛动员和组织，报满100篇，大大超过上两届科报会。

根据征文指南，本次科报会按照10大类50个研究领域征集论文。论文征集结果是：学校体育理论167篇、阳光体育运动339篇、学生体质健康256篇、学校体育管理与保障机制143篇、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811篇、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162篇、体育教师队伍建设139篇、课余训练与运动竞赛244篇、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76篇、特殊群体学校体育134篇。

按报送论文第一作者的工作岗位分布：小学教师614篇，占24.85%；中学教师1 100篇，占44.52%；大学教师539篇，占21.81%；教研、科研人员114篇，占4.61%；教育行政管理人员52篇，占2.10%；校医、卫生保健人员35篇，占1.42%；其他人员17篇，占0.69%。其中，中小学体育教师最多，占69.37%。

2 论文评审过程

为开好这次大会，经组委会批准，成立了大会学术委员会和论文评审委员会。在结合当前学校体育科研的实际情况、总结上一届中运会(长沙)论文评审经验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第11届中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评审标准》和《第11届中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评审办法》，规定了论文评审基本原则和专家职责，明确了论文评审过程中“严把政治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严格程序，实行学术民主”的基本原则，统一了“选题有价值、方法适当、结构合理、数据真实可靠、过程规范、成果有创新”的评审尺度，规范了以专家“独立评审”为核心的评审程序，进一步完善了论文评审制度。

本次科报会论文评审委员会由51名专家组成，共划分成17个评审小组，具体为：学校体育理论1组，阳光体育运动2组，学生体质健康2组，学校体育管理与保障机制1组，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5组，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1组，体育教师队伍建设1组，课余训练与运动竞赛2组，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1组，其他(特殊群体体育等)1组。

评审专家的选择遵循以下原则：(1)评审专家由第11届中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学术委员会和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共同研究并征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同意确定；(2)实行严格回避制度，凡申报论文的专家一律不参与论文评审，一个评审小组内不得出现同一地区的两位专家。

本次论文评审工作分6步进行：

第1步，全体会议。召开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明确论文评审的标准、基本原则、办法和程序。

第2步，分组评审。首先，各小组评审专家独立审读匿名论文；然后，各评审小组在专家个人独立评审的基础上，采用小组会议的形式，进行讨论、分析，剔除与本次论文无关的研究。

第3步，独立判断。评审专家根据评审标准确定是否推荐所审读的论文，并对推荐论文予以独立评分。

第4步，评审汇总。将评审专家的评审结果进行整合，入选论文先以得票数排名，得票相等时，再以得分多少进行排名。按排名由高到低录取论文。入选的论文名单由评审组长审核确认并签字。

第5步，公示与查伪。将所有入选论文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委托首都体育学院科研处对入选大会报告的论文进行查伪。

第6步，审核确认。学术委员会(学会理事长、秘书长)对所有拟入选论文进行审核，重点审核一等奖、二等奖论文。同时，结合公示和查伪结果，形成拟入选论文名单呈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本次论文评审过程可以归纳为“小组预备独立审读集中会商独立评分提交结果”流程，这种方式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同，认为科学、严谨，既体现专家集体权威，又尊重每位专家独立判断的权利。

3 论文评审结果

经过评审，从2 471篇论文中评出拟入选论文918篇，占总数的37.15%。其中入选大会报告的论文56篇，占总数的2.27%；入选分会讨论或墙报交流的论文338篇，占总数的13.68%；入选书面交流的论文524篇，占总数的21.21%。

按照第一作者工作岗位区分，入选论文中，中小学校教师有576人，占62.75%；大学教师239人，占26.03%；科研、教研人员83人，占9.04%；教育行政管理人员20人，占2.18%。

报送论文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都有论文入选。

4 主要成果

作为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国家最高水平的学校体育科研盛会，本次论文报告会的入选论文，总体上反映了近年来学校体育的研究进展和科研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学校体育的研究水平。

本次科报会的成果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1)有关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对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实践领域，来自一线教师的研究直面教学实际，不少研究“充满生命活力”，研究成果所透露的信息丰富、生动、真实。这些研究成果，分析了新时期体育教学的现状，揭示了体育教学中的新问题，探讨并实施了以提高教学效果为目的的多种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研究设计了与新课程理念更趋一致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手段。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化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法、创新评价体系、提高教学质量，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体育课程改革，自2001年开始至今，一直是我国学校体育的研究热点。关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等问题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鸣。在上届中运会科报会上，出现了关于“课程改革之反思”的激烈争辩。从本届科报会的情况看，课程与教学改革依然是被关注的热点。在报送的2 471篇论文中，这类论文有811篇，数量最多，入选的论文也最多，在报告会期间也讨论得最热烈。但是，与上届科报会明显不同的是:这类论文对于理念、目标、体系等纯理论的空泛争论大大减少了，绝大多数论文聚焦到关于教材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教学质量与教学评价等实践性、操作性领域的研究。这充分体现了体育课程改革从理念争论、观念碰撞逐渐转向教学实践领域的趋势，显示了课程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务实态势。

有的论文，针对体育教学中传统教材实施困难的原因、不同学段如何采取不同教学策略等进行了研究，如“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教材结构问题研究”、“相邻学段体育教学衔接方略”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客观实际和教学难点。

有的论文，研究设计了多种教学方法并进行教学实验，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板块式教学”、“‘摩斯特’命令式与互惠式教学”等等，这些研究设计比较科学、研究方法比较合理、研究成果比较可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教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要特别指出的是，一直困扰体育教学领域的评价问题，也有许多论文尝试予以解决。如“小学生体育课成绩评价”、“体育课堂教学测量工具和分析系统应用”等等。

(2)有关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研究，深化了对“阳光体育”实质和内涵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按整体要求设计，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系统整合资源，以保证和巩固阳光体育贯彻实施的许多对策和措施。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解决贯彻中央7号文件过程中存在的思想困惑和实际困难，切实推进学校体育工作，提高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阳光体育”，在理论上，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在学校体育实践工作中，同样碰到许多问题。如体育课程与教学、体育艺术“2+1”项目、大课间体育活动、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等等互相交叉。有些人认为，许多内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说法不同罢了。对此，有论文分析认为：“阳光体育的内涵与实质是新时期一个引领学生走向健康的系统工程”，“阳光体育”不是“零起步”，是对“过去的总结和深化”，校内、校外一切体育活动都是“阳光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阳光体育”则是对新时期学校体育的新要求和方向。这些观点对于消除上述模糊认识，厘清学校体育各项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与认识提高相呼应，关于阳光体育运动的研究也逐渐步入实践创新的阶段。如“高针对性‘阳光体育’实践创新”、“整合资源创办体育俱乐部”、“体育艺术2+1技能项目设计”等等，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推进“阳光体育”开展的办法和措施，避免了此领域的研究背离“体育是实践性课程”的问题，也避免了总是“纠结”在虚空的概念界定、繁琐的理论推导等倾向，显现了理论研究对实践的引领作用。

(3)有关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客观、真实反映了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数量不足、素质亟待提高的的现实。客观地揭示了师资队伍现状与时展要求相比，在足额配置与专业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距。许多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培养培训质量、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等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具有比较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学校体育质量的提高，有赖于高水平的体育教师队伍。提高体育教师专业化水平，是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更是教师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有的论文从发展的角度研究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情况。如，“不同代际中小学体育教师群体比较”，调查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体育教师的专业水平，揭示了当前体育教师专业水平低、能力差的基本状态，进一步印证了提高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水平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有的论文，关注体育教师教育和体育教师成长的历程和规律，如“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的演进路径与走向”、“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成长策略”等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体育教师教育与职业发展的理性思考。

从入选的论文看，教师教育领域的许多论文都将研究集中到完善教师培训体系、推进多元化教师培训和校本研训的主题。如“国培计划培训模式”、“体育教师在线研修”、“体育名师工作室的运行机制”、“农村中学体育学科跨校联合体教研”、“普通高中体育学科县域集体备课”等研究，创新了培训模式，对深化体育教师培养、培训改革，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有关学校体育管理与保障机制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多数研究集中在行政管理的微观领域，局限于学校体育内部、影响力小的格局，在地方政府法规建设、地方政府规划工程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对我国学校体育整体发展有重要的辐射和示范效应，将在克服学校体育制度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本次科报会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行政管理者及其领导的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采取整体规划和宏观管理的方法来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和学生体质健康的提高。如“强化法律治理 守护民族希望――《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解析”，认真总结、回顾了这项由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省人大)为学生体质健康立法的行动过程；再如，“上海市学生健康促进工程”、“河南省农村小学体育器材配备工程”、“广东省体育特色学校评估体系”等，从不同的角度，跟踪研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为完善各项制度建设、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促进行政效率提高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证借鉴。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颁布施行已近20年，亟待研究修订。《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上海市学生健康促进工程》、《河南省农村小学体育器材配备工程》等法规、管理制度的建设，为两个《条例》的修订奠定了基础。应该看到，这些政府主导的工作，需要科学的研究，而学校体育研究如果能介入到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则是科研为决策服务、科研成果转化为政策的最好途径，是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之一。毕竟，能够纳入法规体系和政府管理的顶层设计，“可以充分体现整体性原则，可以在更高层面整合全社会力量，调动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共同为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分担责任”。

此外，在本次报送的论文中，还有许多涉及到“城乡学校体育统筹发展”、“体育经费保障”、“体育器材配置与管理”、“升学体育考试标准”、“学校体育安全环境构建与运动伤害救助机制”等学校体育管理与保障机制各个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破解学校体育管理与保障机制的难点，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有些结论具有一定的案例示范性。

(5)有关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的研究，由对体质健康状况的一般性描述，对测试项目的数据分析、比较和对导致学生体质健康下降原因笼统的分析探讨，转向实实在在的健康管理研究和政策、行为干预研究，为建立解决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的管理制度和长效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体育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重要途径。增强青少年体质，维护学生健康是学校体育的基本任务。20多年来，学生体能素质持续下降趋势难以遏制，这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2007年中央7号文件颁布以来，各种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众多干预手段也渐次推开，但是，到底哪些措施和手段是有效的呢？社会期待一个阶段性的考量和评估。

本届科报会体质健康类的论文报送数量居第3位，从入选的论文看，研究有所推进和创新。有的论文，如“中小学体质健康管理与促进研究”认为：“遏制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不是要等到问题出现后才进行‘补救’，增强体质、维护健康应该是一个‘前置’的主动干预行为。”据此，该研究提出了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学生体质健康“主动干预管理途径”，即“测试―评估―健康档案―促进计划―干预跟踪”。这个观点，是基于对30年体质测试、体质调研工作的新认识，符合发达国家将健康管理作为国家医疗事业重要内容的趋势，是体质健康测试、调研工作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的思想基础，是对体质健康研究的创新。

体质健康类的许多研究，对中央7号文件颁布以来有目的、有计划组织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了总结，如“初中毕业体育升学考试对上海中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高中模块教学对高中生身体素质的跟踪研究”、“儿童肥胖学校运动俱乐部干预效应研究”等。从长达2~3年的追踪研究结果看，现阶段中考体育制度对促进学生体能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的课内外结合的运动处方式干预，对改善学生体质状况也有明显的作用。

(6)有关学校体育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研究，以比较完整的研究设计和严谨的研究程序，对体育提高学生心理健康、促进社会性发展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研究，此领域的研究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上届科报会，而且在研究质量上也比上届有明显提高。

体育能够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常理，但是，对于不同的体育形式，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起作用，具体起什么作用，起多大作用，其作用是否可以持久与迁移等问题，在以往学校体育研究中，较少有专业水准的研究成果。

本次科报会在此领域的研究，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在规范性、专业性方面有所提升。有的研究关注了体育对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形成和人格发展的作用；有的研究探讨了体育锻炼与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体育锻炼对学生学业压力应对策略的影响；有的研究揭示了体育活动对学生自我意识、同伴交往能力发展的规律。这些研究成果为贯彻落实新课程标准提出的“促进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5 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有关组织工作问题

1)关于科报会的组织动员工作。

中学生运动会设科报会已有4届，学校体育科学大会有幸与其相遇也已经3次，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是制度创新。这种形式由于借助行政的力量，可引起对学校体育科研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事实上，部分省市已经将推进学校体育科研纳入行政管理工作，在激励手段上，将“科报会论文获奖”与“运动会竞赛拿牌”同等对待――解决必要费用、给予同样奖励。有的省规定，将中运会、大运会论文获奖作为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的重要指标。这大大鼓舞了学校体育科研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改观了地方学校体育科研局面。

但是，也有部分省市，并没有将推进学校体育科研纳入行政管理工作，对科报会没有进行必要的组织、动员工作。本届科报会，有3个省上报论文数量不足40篇，其中的一个省上报数量明显低于上一届。

尽管科研是自觉的行为，有学者说是思想自由的表现，科研不应该承担过度的外部压力，也不应该受行政的干预，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行政部门为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体育教师搭建一个与全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是很有必要的，是行政管理机构应尽的责任。

2)关于论文的初步审核和筛选工作。

科报会的论文征集通知，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通过举办论文报告会，各级推选、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评选、推荐等形式，切实保证报送论文的质量”的要求，也建议各地通过查伪对报送的论文进行检查。但是，从各地上报的论文质量看，部分省市区，没有将这些工作落实。上报的论文中，不符合格式要求，分类不确切，作者身份不符合征文对象规定，雷同、低水平重复研究的论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论文分类的混乱，给科报会论文评审的公平、准确带来了不利影响。

另外，科报会论文评审的组织，初审、复审各个环节中也还存在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5.2 有关研究工作问题

1)有关学校体育理论问题缺乏有深度、有创新的研究。

本次科报会选题指南中再次专门设定了“学校体育理论”的研究领域，目的是引导哲学层面的理论探索和机制层面的基础研究。从本届科学大会所报送的论文看，除了略有新意的以“全纳教育”、“生态教育”及“青奥会理想”等角度为切入点的研究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校体育与全面发展、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学校体育课程发展回顾等领域，缺乏有深度、有创新的宏观理论探索；更缺乏运动技能的学习原理与策略、运动干预的生理机制、运动学习的认知规律等的基础研究；还缺乏学校体育区域性推进的发展研究。

2)有关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引导和加强。

为了加强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领域的研究，在本次科报会论文指南中，独立设计了这个研究领域，以期集中研究力量进行专门研究。但是，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上报论文总数为76篇，为各类别论文中最少的。从论文的质量看，研究设计、现场实施、方法应用、数据统计分析等都有待提高。从论文的类型看，一般的调查多，干预的研究少，对卫生工作实践进行总结和理论提升的少。从论文的呈现方式看，文字描述的多，用数据说明的少。

3)研究者的科研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尽管本届论文报送总数超过历届，但是，其中部分论文的质量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学术浮躁倾向和研究人员素质不高。

与上届科报会相类似，许多论文在研究设计的合理性、方法选择的适当性、论证分析的严密性、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等方面，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本次科报会上，个人心得、经验总结、教学感受、概念嫁接、理论移植性的论文有所上升；有的论文，概念界定不清，在体例、格式上完全不符合规范，研究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文字粗糙，这反映研究者缺乏基本的科研训练。

有的论文，如素质教育、体育游戏编制等，属低层次重复研究；有的研究，结论是常识性的普遍共识，缺乏新颖性和创新性；有的研究，简单比较，无限推论，缺乏依据，反映研究者的浮躁。

最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应用和选择上的问题。一是不能使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支撑研究；二是将所有研究方法都堆砌在论文中，看不出研究结论与研究方法有什么关联。随着教育科研的发展，许多有特色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到科研中，如行动研究、质的研究等，用以解决教育领域研究的复杂问题。但是，在学校体育的科研中，这些方法的应用，还很少见到。

5.3 有关学术风气

为了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防止学术不端甚至学术腐败的发生，本次科报会学术委员会特别设置了多重程序，杜绝不良学术风气的发生。

论文初审结束后，一是全部上网公示，二是委托首都体育学院对入选大会报告的论文进行文献查伪。通过查伪，发现许多问题。比如，与他人已的文字重复比例超过50%；有的论文，尽管注明了资料来源，但是，一篇论文5 000字，60%都是引用他人文字；有的论文，自己引用自己几年前发表的论文，等等。

认真分析上述情况可以发现，这不是科研能力问题，而是学术风气问题。

对查出的问题，学术委员会将结果通知所在省、市、区，请进行核查，所有问题得到核实，无条件取消入选资格。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本次科报会没有对入选墙报交流及以下的论文进行网络查伪。因此，科报会将保留进一步严肃学术风气的权利。

对于上述问题，科报会后将召开专题研讨会进行研究，同时，对本次科报会上许多老师及各地教研部门、科研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反映的问题，也将予以汇总讨论，争取为新一届科报会奠定更好、更完善的基础。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六成中国人自认为是草根阶层

在中国，“草根”这个名词已经代替了“无产阶级”。

《中国青年报》经过为期三周的调查发现，在4000位受访者中，有60％认为自己属于草根群体。这些人认为草根的三大关键词是“下层社会、敏感和无权利”。

草根是与精英相对的一个称呼。他们自认为没有享受到改革应该给予他们的好处。而如今，这个群体已经拓展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台湾地区《旺报》英文版认为韩寒是草根的代表，他写的书很畅销，他的博客因为隐藏着太多的思想和感情而广受欢迎。

一些专家认为，草根运动的出现是社会民主的象征。不管他们是否被忽略、地位低下或者没有权力，他们仍然在向世界传递自己的声音。许多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把自己划分为草根一族，因为他们憎恨某些官员和用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在现代社会里，市民有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利。很多人用“草根”来自嘲，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没享受到这种权利。

2　品牌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外国品牌很难打入中国市场，除非把产品卖得很贵。

很多国家寄希望于中国能够解救衰退中的全球经济，但是外国人发现，在中国做生意还是一如既往地艰难。

像瑞辉和拜耳这样的制药巨头在中国的销售量不到其全球总销量的2％。宝洁平均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3亿美元，也不到其全球销售额的5％。

鸦片战争开始前，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就总是伴随着从希望到失望的循环。但也有例外，特别是在价值链两端的企业。一端是奢侈品、光纤及大飞机；另一端则是原油、矿产和可回收废品。《经济学人》发表文章评论说，腐败、地方保护主义和官僚作风都是阻止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

中国老百姓并不是不喜欢外国品牌的商品。能够克服障碍、征服中国市场的公司往往选择在中国大陆生产，同时还能生产出满足中国人特殊口味的商品。

但对外国企业来说，杀手锏却是高价格。尼尔森调查公司的报告显示，苹果手机、通用汽车、李维斯牛仔裤在中国的售价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但并没有影响这些产品的销量。很多奢侈品品牌也采取同样的策略。

3　企业家

中印企业家打败美国同行?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尽管中国和印度整体教育水平很差，但两国的创新能力正在提高。

美国和西方国家每年向中印两国派出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人员，这在无意间推动了两个国家的发展。根据杜克大学的研究报告，印度和中国现在培养出的工程类毕业生分别是美国的三倍和六倍，但水平不高，大部分毕业生做不了工程师，只有经过两三年的实战训练，他们才能达到美国大学生毕业时的技术水平。相当一部分中国工程类学生最终只能进工厂做工人，印度企业也需要花费大量资金重新培训新员工。

尽管如此，印度建成了年产值730亿美元的信息技术服务产业，中国也涌现出无数私营科技企业。

现在，中国和印度许多大企业中的员工要辞去高薪工作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样的创业热情与美国如出一辙：美国企业家开创自己的事业的平均年龄为39岁；他们都有10～15年的工作经验；他们有想法，其构想的产品能真正解决客户的问题；他们已经厌倦为别人打工；他们想在退休前致富。

在中国，几乎每一家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企业中，你都能在高级管理岗位上发现归国人员的身影；在科研领域，顶级实验室的领导职位也由这些归国人员担任。在这两个国家，第一代高科技创业者获得了成功，这为现在的年轻人们树立了榜样。

4　科技

中国科研实力猛涨

中国人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但质量仍有待提高。

直到2003年，全球科技论文数量只有不到1／20来自中国。但是从2004年到2008年，这个数量上升到了1／10。

据CNN报道，中国在科技论文数量上的排名也从第六名上升到第二名。

美国的科技论文数量仍然是第一名，但是它的份额有所下降。英国皇家学会结合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来考察这些论文的含金量，发现美国依然遥遥领先，第二名换成了英国。

CNN评论道：“中国正在崛起，虽然这种论文数量上的上升不能真实反映出这个国家在科学上的投入和产出。”

还有几个国家在科学论文数量上有所增加，包括伊朗、突尼斯和土耳其。同时，近年来论文在国际合作方面也有所加强。15年前只有1／4的论文的作者来自两个或以上国家，而今天有超过1／3的论文是这种情况。

5　领袖

发达国家怪现象，领导人越来越年轻

当西方国家为人口老龄化困扰时。它们的领导人却越来越年轻了。

发达国家深受人口老龄化的困扰，但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平均年龄却变得更年轻了。

在上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的选民们喜欢选举年长的领导人，就像温斯顿・丘吉尔(77岁再次出任英国首相)和康拉德-阿登纳(73岁任德国总理)。

约翰・肯尼迪(44岁当选美国总统)则标志着“青年崇拜”的首度繁荣。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接着就迎来了罗纳德・里根(70岁当选美国总统)和弗朗索瓦・密特朗(65岁当选法国总统)的统治。

现在，包括50岁的巴拉克・奥巴马和45岁的戴维・卡梅伦在内，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年轻过。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年龄最终将变得比国民平均年龄还要低。

6　职业

美国正在快速消失的十大行业

《商业内幕》杂志评选出美国十大衰退中的行业，报纸、唱片租赁和服装生产赫然在列。

10、影像后期制作

2010年收入比2000年下降24.9％。

科技的进步让人们可以在家里利用电脑自己进行影像的后期制作。

9、礼服租赁

2010年收入比2000年下降35％。

快速消费品牌开始冲击礼服市场，当人们花几十美元就可以买一件礼服的时候，没人会再去租一件昂贵的名牌礼服。

8、DVD、游戏租赁

2010年收入比2000年降低了35.7％。

这个行业正在面临互联网、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价格竞争。

7、报纸出版

2010年收入比2000年降低了35.9％，到2016年会有1078家报纸停办。

美国新闻业在2009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网络媒体的爆发让新闻本身变得不再有价值。

6、造纸厂

2010年收入比2000年降低了50.2％。

造纸厂在美国经营困难，国外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可以节省很多污染罚款。

5、有线电话生产商

2010年收入比2000年下降54.9％。

尽管依然拥有价值1540亿美元的市场，但是50％的大公司分享了90％的市场份额，小公司无容身之地，整体业绩也一直在下滑。

4、照片洗印服务

2010年收入比2000年下降69.1％。

现在还有多少人坚持不用数码相机而用胶片机?柯达和富士这样的大公司的业绩正在快速下滑。

3、活动板房经销商

2010年收入比2000年下降73.7％。

美国曾经流行在工厂里把房子建造好再送到目的地。这个行业显然前景并不乐观。

2、唱片店

2010年收入比2000年下降76.3％。

人们依赖于网络下载音乐，一张唱片上的音乐只够听上一个小时，而一个MP3播放器可以存几千首歌。

1、服装厂

2010年收入比2000年下降77.1％。

尽管在美国本土还保留着服装公司的设计、研发和品牌推广部门，但大多服装生产都已经转移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什么是核心期刊

目前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一、“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即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每四年修订一次，目前是2011版。二、“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三、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五、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七、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但各单位对中文核心认定办法不一样，应以自己单位的规定为准。一般的以北京大学为准，即《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准来确定核心期刊。

（二）什么是SCI，SSCI,CSSCI

目前，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SCI、SS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那么，究竟什么是SCI和SSCI呢?1.SCI(ScienceCitation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2.SSCI(SocietyScienceCitation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3.CSSCI(ChineseSocietyScienceCitationIndex)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一、正式期刊的特征

1、主要特征：有国内统一刊号（ChinaSerialNumbering，缩写为CN），由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负责分配。国内统一刊号格式为CNxx-yyyy/z，由中国国别代码“CN”、报刊登记号“xx-yyyy”和分类号“z”组成。其中“xx”为期刊出版单位所在地区代号，“yyyy”为出版管理部门分配的序号（期刊的序号范围为“1000-4999”），“z”则是用以说明期刊所属学科分类。

2、正式期刊必须在封面和版权页上刊载版本记录，内容包括主管主办单位、出版单位、印刷单位、发行单位、出版日期、主编（总编）姓名、发行范围、定价和工本费、国内统一刊号、准印证编号和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通过邮局发行的正式期刊，还具有邮发代号。

3，公开发行的期刊在封面或封底上，必须印有ISSN的条形码，遵循一刊一码的原则。另外，在期刊醒目位置刊载期刊名称和年、月、期、卷等顺序编号，不能以要目替代刊名，也不能以总期号代替年、月、期号。

二、正式期刊查询方法：

1、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其网站首页左部开辟有“新闻机构查询”窗口，在此窗口输入期刊名称，选择“媒体类别”为“期刊”，如查询不到任何信息的，一般为非正式期刊（不排除个别期刊因更名等原因数据更新不及时，而查询不到信息）。

2、中国报刊出版网首页左下角有“报刊名录”栏，选择“媒体类别”为“期刊”，如查询不到任何信息的，一般为非正式期刊（不排除个别期刊因更名等原因数据更新不及时，而查询不到信息）。

去中国期刊网等数据库网站查询刊物出刊记录。

中国期刊网或或万方数据等期刊数据登录网站，虽非官方行政机构，但对国内的合法期刊基本都有登录。所以，如果是冒充正规期刊刊名的非法期刊，一定不会在中国期刊网的查询系统里查到，因为，那样就会有重复的名字了。所以，很多当地职称评审机构为了防止有假冒的期刊，又将"文章是否登录到中国期刊网"作为杂志真伪鉴别的重要参考数据。

三、期刊级别查询方法

1、部级期刊：一般说来，“部级”期刊，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刊物也可视为部级刊物。

2、省级期刊：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以及由各本、专科院校主办的学报（刊）。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7篇

海部宣男（以下简称海部）：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给我们不甚了解的地外智慧生命发送信号可能会有危险。从另一方面讲，曾经参与向武仙座的球状星团M13发送射电信号的卡尔。萨根认为，M13拥有数量众多的恒星（大约十万颗），向那里发送信号很有希望联系到地外生命。不过他也强调说，M13距离地球非常遥远（25000光年），因此，他发送的射电信号需要花费25000年才能达到M13。和施密特教授一样，我也建议不要向距离地球比较近的，例如10光年的宜居行星发送信号，只要对其进行研究即可。我至少认为在我们的银河系中有很多存在原始生命的行星，但具有高等智慧生命的行星的数量应该极少，平均而言距离也比较遥远。

《中国国家天文》：天文学是人类共同的研究领域，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却不尽相同。日本的天文学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与西方有何差异？非西方国家的天文学如何才能赶超西方？

海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作为一名日本天文学家，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也时常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天文学还处于发展阶段，仅拥有一台口径1.88米的光学望远镜，还开展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太阳射电观测活动。而现在，日本已经跻身世界上几个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列，拥有许多最新的天文望远镜，包括位于地面的口径45米的毫米波段的野边山射电望远镜、昴星望远镜、VERA、ALMA以及KAGRA（先进的引力波望远镜，建设中）；还有“日出”号（太阳）、“朱雀”号（X·射线）等空间望远镜。在许多未来的望远镜建设项目中，例如ALMA、TMT、SPICA等，日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日本也有自己的困难。由于历史原因（140年前日本才引入了现代科学），科学还没有发展成为日本社会和政府体系的强大基础。大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财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我们已经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想让公众了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天文学的乐趣及其对于儿童的积极影响。

在所谓“非西方国家”中，日本或许是现代科学取得快速发展的一个特例。究其原因，除了历史和现实因素外，还要归功于日本相对民主的社会体系。卡尔·萨根曾经说过，科学和民主如朋友一样携手前行。开放和透明在科学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日本的民主曾经一度虚弱，不幸导致了军国主义。

因此，要赶超西方国家，我想强调以下两点：1）科学家要善于与公众交流；2）营造开放、透明的民主氛围。

《中国国家天文》：现代天文学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而东方国家贡献甚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其中的原因在哪里？

海部：这也是我很喜欢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亦然）从根本上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相反，亚洲文明则强调“自然生成”，特别是在佛教和道教中。东方文明提出了理性的宇宙图景，正如中国古籍中描述的那样：“四方上下日宇，古往今来日宙。”这种理解十分受到科学家认可。另一方面，亚洲的哲学家大部分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性上，而不是自然的结构和起源。然而，西方哲学家却一直努力地想要搞清楚这个由上帝创造的世界，因为这将有助于了解上帝的心智。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产生了很多精心构造的宇宙模型。他们将模型与实际观测结果进行比对，指出两者的差异。这样，西方哲学家便逐渐得到了更好的答案：日心说体系。

另外，西方国家更加民主和富有竞争力的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望远镜，假如没有它，日心说也不可能被大家快速接受。而后，欧洲的科学革命接踵而至：运动学、数学、化学、电磁学、热力学等等。

总之，我归纳有两个重要原因：1）哲学的倾向；2）民主和竞争的社会环境。

《中国国家天文》：在我们的杂志上，有作者将IAU称为“天文学家的国际组织”。人们通常认为天文学很专业，很难参与。您是否曾经与业余科学家，特别是那些科学家圈子外的思考理论问题的入讨论过？作为IAU主席，您是否支持民间科学家进行理论思考？

海部：科学当然需要广泛的大众基础，因此，我们应当对大学和研究所之外的科学研究活动给予支持。可事实上，基于我在日本放送大学担任了5年教授的经验来看，大多数“民间科学家”所谓的“新理论”都是他们个人的想法而已，或者是基于错误的理解得出的结论。除了学习基础知识外，对于现代科研工作者，接受如何进行科研工作的训练是十分重要的。例如，通过检索和阅读全部相关的论文，了解哪些研究工作已经完成，哪些还没有进行，以及如何理解研究数据和理论模型，怎样遵守研究规范等。那些没有经过这些训练而习惯于依靠自己头脑做研究的“民间科学家”，面临着陷入自己“小天地”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因此。我时常建议那些“民间科学家”，要把他们的论文提交到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那里。因为科学论文需要由本领域的两到三位科学家进行严格地审阅。这是他们证明自己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方法。

《中国国家天文》：作为一本天文科普杂志的编辑，经常有人问我们天文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些读者认为，虽然天文学在古代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但现在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如何使天文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更紧密？

海部：没错，天文学在古代非常重要，天文学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学科”。在现代，天文学仍很重要，只是变得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但另一方面，基础科学对人类来说越来越重要。我常说“科学是人类了解、认知世界的活动”。这里的“科学”一词，代表的是自然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我们迫切想要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也非常想了解创造我们的这个宇宙。这种“了解世界”的活动，使我们得以成为真正的“人类”。

如今，在许多环境因素迅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时代：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逐渐消失、环境破坏、能源危机、水和食物短缺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更细致地了解自然界的机制和历史。举个例子，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太阳系中的其它生命，以及系外行星上的生命和环境？这也许并没有与“日常生活”产生直接联系，但它于人类的将来却意义重大。

《中国国家天文》：天文现象和伪天文常常被用来鼓吹“末日来临”，例如“2012传言”。您对那些末日论者要说些什么？您是否相信宗教和“最后的审判”？

海部：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个人没有，但我尊重那些信仰，因为它们对很多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科学发挥不了这些作用。我不相信“最后的审判”、“哈米吉顿大战”之类的世界末日说法。相反，我所知道的是，宇宙自140亿年前就开始膨胀。我还大致了解地球生命从微生物到人类的进化史，以及地球上海洋的剩余寿命还有差不多10亿年。

在古代，占星术作用突出，它被认为能够向人展示他们的未来的景况。当然，现在我们知道那是100%错误的，我们也已经相当深入地了解了天文现象的真相。只要有人能够从中赚到钱财，占星术和“末日预言”就会一直出现。有时，它们会给人带来很消极的影响，但我们科学家要多与公众交流，以消除其影响。

《中国国家天文》：作为IAU主席，您对如何促进日本及亚洲国家的天文学研究有何建议？

海部：开展“区域合作”是促进天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式。欧洲南方天文台（ESO）就是很好的案例。这是一个目前由11个欧洲国家组成的强有力的国际合作组织，成功地推动了欧洲天文学的发展。ESO各个成员国群策群力地建设大型望远镜，以推动天文学前沿研究。此外，ESO还支持较小的成员国在理想的观测地点建设小型、中型望远镜。每个成员国也会积极推动本国的天文学研究。

为开展东亚地区的天文合作，我曾经与刘彩品教授以及很多亚洲的朋友一起工作了多年，因为我们是邻居。东亚天文学家会议（EAMA）是一个基于天文学家的组织，曾组织了很多研讨会和合作项目，例如毫米波红外天文台、EAVN、EAYAM、望远镜选址等。基于这些活动，东亚核心天文台协会（EACOA）于2005年组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体物理研究所、韩国天文和空间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日本国立天文台。EACOA每年召开台长会议，推动年轻天文学家的交流、望远镜观测时间的共享，并推动EAVN、ALMA、TMT等项目的合作。为未来的亚洲共用天文台在中国西部进行的观测点选址和测试工作也是EACOA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8篇

发展线人,大海捞针

1985年,普京从克格勃直属的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受训结束后,被派到当时属于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市从事谍报工作,公开身份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主任。

在接受《墙》纪录片导演采访时,对于自己在德国“潜伏”的岁月,普京动情地说:“怀旧是人之常情,那不是一段很糟的日子”。

当时,普京小组的办公室是一座建于1909年的二层别墅,四周围墙很高,大门口有武装警卫,50米外就是东德的特工总部。普京当时领导一个由8名克格勃特工组成的情报小组,负责“招募间谍,收集信息,进行加工整理,然后发往中央”。普京说:“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掌握谁在做什么,怎样做的;注意一些国家的外交部在说些什么,他们在世界各地用怎样不同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政策。还有,就是我们的谈判对手的立场,例如在裁军等问题上的态度,等等。”

当时,苏联的主要敌人是北约,但派驻东德的克格勃间谍根本无法直接渗入西德境内的北约军事基地,普京等人只能通过招募西德线人收集情报。东德情报机关“斯塔西”向他们转交了许多德累斯顿市民的申请书,这些市民请求政府为他们的西德亲戚签发探亲许可证。而普京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从成千上万份申请中,梳理并找出那些住得离美军军事基地较近的西德公民,帮他们获得探亲许可证,等他们进入东德后,伺机从中发展可以帮助克格勃监视美军动向的线人。据悉,普京还从德累斯顿科技大学的外国学生中物色克格勃间谍,那些与上流社会或政治人物挂钩的外国学生尤其受到青睐。

6年实战,“业务”精湛

在德累斯顿,普京一干就是6年。据一位在此期间曾与普京密切联系的德国特工回忆,在工作初期,普京“虽然对间谍理论了如指掌,但却不了解具体的操作规则。”有一次,普京把一个由克格勃设计的无线电装置交给他的线人,但他自己也不太了解怎样操作这个装置。

不过,普京很快就掌握了“实战技巧”。比如,他在自己和一名德国特工之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程序。在易北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该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他往往将一个压扁的啤酒罐或者一个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或者将情报藏在水泥块里,等待普京来取。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三声,那么就是该特工需要紧急约见他,普京会在60分钟内准时抵达接头地点。

据普京当年的同事尤索尔泽夫称,在德累斯顿期间,普京还参与了克格勃绝密的“光束行动”。该行动中,克格勃监视的对象不是北约或美英军事基地,而是他们的东德盟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东德首脑昂纳克开始疏远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他邀请了一些曾经在二战中驾战机轰炸过德累斯顿的美英飞行员,去参加山普歌剧院开馆仪式。普京受命在这家歌剧院安装窃听器。当昂纳克在该歌剧院发表演讲时,克里姆林宫在第一时间听得一清二楚。

尤索尔泽夫还透露,他和普京当年还干过“科学盗窃”的事儿。一些西德科学家经常向东德同行寄一些科学论文,但这些论文在海关就被“斯塔西”扣留,并送到克格勃分部。尤索尔泽夫说:“任何有关计算机或激光科技方面的论文,都被我们立即拷贝一份送往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而总部官员则将它们转交给苏联的科学家进行分析。有时候,一些苏联科学家干脆在自己的论文中,直接引用了我们传过去的论文数据。”俄国媒体报道称,“据说,在德国执行克格勃任务时,普京从未失过手。至于说成就……好像就在那个时候,我国成功地获得了欧洲战机的绝密技术资料。”

当然,“只要谍报人员在国外开展工作,肯定会被人盯梢。”据普京本人透露,有一次,他正驾车准备和一个情报人员接头,发现被跟踪了。普京将礼帽放在车前座上面,使联邦德国的特工误以为是两个人在车上,以此蒙混过关,成功躲过了跟踪。普京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后,在调阅自己的档案时,他发现有心理学家对他的评价是“缺乏恐惧感”。对此,普京表示:“其实,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这是他们经过长期观察,包括秘密观察后作出的结论。”

特工生涯,仍有谜团

在《墙》这部纪录片中,普京回忆说:“当我第一次看到柏林墙时,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种不正常、不现实的印象。”他表示,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种阻挡工事或分界线,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长城为什么能够屹立成百上千年?因为她保护了人民,而柏林墙使人民分离。”

俄罗斯坊间曾有一段传闻称,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各地游行示威此起彼伏。1989年12月的一个夜晚,游行抗议民众捣毁了东德国家安全机关后,聚集到普京所在的办公楼外,准备围攻。当时,一名灰白头发的克格勃人员握着手枪说:“这是苏联领土,任何人过界,我都会开枪!”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普京。但是普京在《墙》中更正说,自己从来没有对群众喊过话,“其中一个晚上,群众确实靠近了我们所在的大楼,但并没有发生冲突。”

柏林墙被推倒后,普京停止了在德国的间谍工作。“我们把一切都销毁了,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及整个间谍网都已不复存在。我本人焚毁了大量的材料,把炉子都烧坏了。”从东德撤出后,普京回到了圣彼得堡。“那时候,多数人都处于迷茫之中,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那时想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就用我那辆在东德当情报官员时买下的俄产伏尔加轿车。”不久,普京向克格勃打了辞职报告,但未被批准。1991年8月20日,在“8・19事件”后的第二天,普京第二次打了辞职报告。这一次,报告被批准了。

在获准辞职后,普京马上找到在列宁格勒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沙德汉:“我想坦白诚恳地讲讲我过去的工作,使之不再是秘密,并且没有人能够再以此来威胁我。”普京和沙德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承认自己“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工作,这是事实,很遗憾。”这次谈话被制作成电视节目,后来在列宁格勒电视台播放了。此后,每当有人对普京暗示他的过去时,他就会说:“都说了,这一切大家都已知道了。”但大家知道的是全部吗?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一

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

2.发表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一稿多投、将一篇文章化整为零发表成多篇、在自己没有参予的文章上署名等等。美国《医学索引》杂志的编辑巴克拉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行为，他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例子，是一项研究疾病发生的几个变量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课题。这项工作本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发表，但竟被分成几篇很短的文章送给三家杂志发表”[1]。在我国1992年4月16日的《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十年近千篇，如此多产；一篇论文署名二百人，有无标准”的文章，揭露了科学论文署名中的越轨行为。另外，“有的人在得到一些结果后，不是首先认真撰写严肃的科学论文，向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投稿，而是急急忙忙先向领导报喜，再通过领导向新闻媒介做不符合实际的自我夸张宣传”[2]。

3.组织行为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对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其中和科学活动有关的一些影响力滥用行为，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我国著名科学家唐敖庆曾发表了“加强科学道德的修养”一文，呼吁反对以下现象：把集体成果以个人名义发表，对稿费的不公正分配，还有对年青人的压制问题[3]。这些都主要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成果评定中的行政干扰，对科研基金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对科研计划的不公正安排等等也应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

诚然，以上分类并不能涵括越轨行为的全部方面，更广义的越轨行为还应包括论文审查、同行评议等活动中的人情风、金钱风等一些不正常现象。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科学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与科学家关系的变化。

科学组织是由于科学交流和协作研究的必要而产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非实体性科学组织，半实体性科学组织和实体性科学组织。我们可以用英国的科学组织发展史来说明这种形态的变化。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个叫做“无形学院”的科学组织，这个在牛津时曾以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1614—1672)为首的实验小组就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在这样的组织内部不存在明确的组织分工，或者尽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以职业分工为基础。至于1662年以后的皇家学会就有所不同，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会员来说它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聚会场所，但是对于实验员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1635或1638—1703）和秘书享利·奥尔登伯格(HenryOl-denburg,1618—1671)来说，皇家学会的“实验员”、“秘书”就是他们的职业名称，对于他们来说组织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统一的。所谓实体性组织则特指那种组织分工是作为职业分工一部分而存在的组织。1835年由地质学家德拉贝奇(H.T.DelaBeche,1796—1855)创建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就是英国第一个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其成员都是职业科学家。在今天，各种科学组织仍然并存，但是实体性科学组织作为科学家安身立命的场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组织，如大学中的院系和各种研究院所等，其它科学组织都以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实体性科学组织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科学组织化和科学职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说明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业余科学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对科学家的行为产生影响，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就曾经说过：“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们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合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4]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体性科学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

那么实体性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作为职业机构的实体性科学组织能够从两方面来影响科学家的组织行为：一是组织认可。从事任何职业都要追求职业认可，科学职业也不例外，科学职业一旦和科学组织相结合，就会把职业认可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形成职业的组织认可。这是科学组织影响越轨行为产生的主要方面。二是组织权威影响力。组织权威影响力包括了组织权力，在一个科学组织中既有行政权威也有学术权威，这两者不一定是统一的。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也就可能出现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的一些影响力滥用现象。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方面来展开探讨。

二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组织认可是如何影响越轨行为的产生的。

根据默顿(R.K.Merton)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解越轨行为时，应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们的行为目标，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社会成员经过社会化的教育而愿意追求社会规定的正统目标并且也能在社会结构中得到达成目标的手段时，目标和手段之间就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社会成员尽管愿意追求这种目标却得不到正统手段，或他们能得到正统手段却对正统目标不感兴趣，或他们对正统目标和手段都不感兴趣时，目标和手段之间便处于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就是社会失范，从而导致失范性紧张。为缓和这种紧张就有可能以越轨行为来释放它。默顿是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越轨行为的一般模式的，但对于解释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也有意义。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受到教育而确立的正统目标就是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人们在谈到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时，往往直接上升到狭义的科学共同体的层次上，把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当作科学家职业认可的主要内容，或者认为科学家职业认可的其它层次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种认识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应该包含以下层次：一是社会认可。科学家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社会群体，但首先是社会化的人，因而科学家个体也很难忽视其自身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定位，也就是要追求社会认可。二是组织认可，也就是实体性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种种奖励，包括社会性资源和其它精神荣誉以及对某些权利的享受等。社会性资源是个变化的概念，个体在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有时直接属于社会性资源，有时就不属于。比如，在一个崇尚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人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也就属于社会性资源，而在今天，这种意义就比较少。三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也就是看共同体成员是否扩展了新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意义如何。

应该说，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组织认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科学奖励系统的内部分层，而随着实体性组织逐渐相对独立于科学共同体的同时，组织认可也就从科学共同体认可中相对独立了出来，实际上我们能从越轨行为的方式中看到这种分化：比如把一篇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的做法，就是一种试图在不增加共同体认可的前提下追逐更多组织认可的行为。这就说明了组织认可的存在对于越轨行为的发生确有不同于共同体认可的意义。具体来说这种分化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认可的依据不同。科学共同体认可依据的是科学家对新知识的扩展及这些知识的意义。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很难量化的。成果的真伪、水平的高低不可能由论文能否被发表和刊物的级别来准确判定。正如D.普赖斯所言：“谁敢把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与哲学博士约翰·德的一百篇关于巴苏陀兰河下游森林中各种树木弹性常数的论文（每种一篇论文）看成是对等的？”[5]而组织认可的依据一般是可以量化的，主要是指已被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及刊物的级别，和其它被组织目标所认可的工作成绩。组织认可的实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论文能被发表即表示了共同体的承认，而刊物的级别则标示了论文重要程度。以上的分析说明这个基本前提是很难成立的，从而为某些越轨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体制上的可能。2.奖励方式不同。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是对某个科学家所扩展的新知识意义的承认，这种承认首先表现为对该科学家的赞许和饮佩。这种评价不一定以科学家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对在世的科学家来说，则又表现为对他们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满足。而组织认可只能对在世的科学家而言，除了满足组织成员的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而外，还首先表现为对社会性资源以及某些精神荣誉和权利的分配。比如：在中国，科学家所的数量和质量与职称评定相联系，而职称又与住房、工资等等权利相联系，而这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追求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包括：追求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正统手段；追求其它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工作成绩的正统手段。这些手段的正统与否要看它们是否符合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价值观念。前者一直被视为获取组织认可最主要的正统手段。但一些原因的存在使得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些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共同体的扩大。据统计，牛顿时代全世界科学家的总数不到80人，到1750年也没有超过200人，直到1850年世界称得上是科学家的也只有721人[6]。但是到了今天，科学家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尽管科学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扩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科学的童年时代远为广阔的天地，但这和科学家人数的增长相比较，对于单个科学家来说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能够作出有价值的发现的机会仍然减少了。表现之一就是：自1600年到1960年间尽管杰出科学家人数不断增加，但多产科学家在杰出科学家总数中的比例还是呈下降态势。这正说明了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的激烈。如图：[7]

类别＼年代1600—17001700—18001800—19001900—1960

杰出科学家总数48103396682

多产科学家人数13134281

多产科学家所占比例27%13%11%11%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方面，组织认可的存在增加了职业认可的重要性，从而增加了采取越轨行为以获取正统目标的引力。这是因为：1.在组织范围内满足尊重需要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直接性，中国人是十分爱面子的，因而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有意义；2.科学家对于社会性资源的占有主要是从组织认可中得到的，从而才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以此为基础的其它需求。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正统手段的获得却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更容易形成失范性紧张，这种紧张在个人自控力不足和内外控制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越轨行为的产生和增多。越轨行为在科学职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越轨行为一般更注重于追求“名”的话，那么职业的组织认可的存在就使这种追求增加了“利”的诱惑。特别是，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但以解雇为手段向科研人员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创造工作成绩仍然是世界各国科研管理的一般方法，而且包括日本、中国等在内的国家还在实行改革以打破科学研究中原有的“铁饭碗”，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正统目标的重要性。质言之，就是增加了获得组织认可的必要性，人们必须得到组织认可，才能从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这种现实在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大了越轨行为发生的动力。

越轨行为方式的不同和下列因素有关，其一是失范性紧张的程度，其二是个人自控力的水平，即个人道德水平与职业道德要求之比，其三是内外控制机制不平衡的方向，等等。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组织认可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奖励依据是不同的，这种依据的不统一就会导致如一稿多投、把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等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从而试图在相同的科学共同体认可程度下获取更多的组织认可。另一种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是在自己没有参予的论文上署名，以骗取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在这种行为过程中往往存在双方面的动机：论文的作者往往因为地位较低需要地位较高者的签名以提高自己论文的受重视度；签名者往往也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这两方面往往是分不开的，至少都在客观上骗取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范性紧张程度过高和个人自控力十分薄弱时就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越轨行为。比如，剽窃他人成果。这其中如果是剽窃他人已经发表的成果，那么，由于他的论文并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行为也是直接以组织认可为目标的，这也说明了组织认可在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相统一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独立性。再如，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这被默顿认为是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毁坏研究作风，更能直接危害科学研究的目标——扩展新知识。

三

最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组织权威影响力对越轨行为的影响。一旦形成了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就会在组织内部产生相应的权威，一个科学组织内，人员的安排、组织的分工和集团认可的实施、计划的制定等等都需要权威用其权力和其它影响力来控制。

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一般指的是学术权威；但具体到一个实体性科学组织中还存在有行政权威或称行政领导，这种权威有时是学术权威，但有时也可能不是，有些甚至从来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但是他们都能对科学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越轨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民主和平等问题。比如，不依科学活动的特殊规律而从长官意志出发来决定组织计划，对某些权利进行不公正分配等等。再比如，在对一项成果进行评定时，组织权威可能对这种评定产生“行政干扰”，这种干扰是被“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专门指出应该避免的。[8]有时这种越轨行为只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权力滥用。比如历史上戴维对法拉第的压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戴维(HumphreyDa-vy,1778—1829)于1820—1827年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当时他的前助手法拉第(MichaelFarady,1791—1867)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名声渐隆，从而引起戴维的妒忌，当1824年皇家学会为法拉第加入该会进行投票时，据说只有戴维一人反对。再比如在国外比较普遍的组织权威在其成员的论文上署名现象，等等。在中国各种类似的行为也存在，而且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我国对于不良行为的揭发者却没有给以应该给予的公正对待，对所揭发的问题经常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揭发文章常被禁止发表，以致完全剥夺了对问题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9]这其中又表现了另一方面的权力滥用，对本组织的丑恶现象不是大力批判，而是“捂盖子”，这也显然违背了科学活动中的被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科学必须和一定的组织相联系，而在任何组织中又都不可能没有组织权威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两难问题。美国学者巴伯(Ber-nardBarber)就在实体性组织中对科学自主性进行保护的困难说到“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必须选择这样的人来作为大型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懂得科研的性质及其协调的问题。”[10]也就是要把组织权威内行化，尽可能避免行政权威不懂学术的情况，以此保护科学活动在组织中的自由自主。但事实是，只要存在有实体性的组织，那么组织中就会有层次划分，其上层不论是否科学家都会有权力滥用的可能，正如“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就成果评价中的影响力滥用所呼吁的：（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时）“这些高度专业的问题只有依靠科学本身，依靠同行科学家的集体评议，才有可能作出正确判断。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了解清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务必坚决避免行政干扰，我们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对此严格把关”。[11]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绕开组织内权威影响力来尽可能保证科学活动中的自主与民主，但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行评议中的种种越轨行为正是适应这种民主法则而产生的，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很显然，只有科学活动中的一少部分问题才能被付予同行评议，其它的多数还是要在组织内部解决。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权威的倾向。那么，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就真的无法根除了吗？

在正视和理解这种困难的前提下，巴伯的看法和“评价”一文所提出的建议都是很正确的，而且这两种做法也都被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效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另外，我们尤其还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严格选拔组织的行政权威。一个合格的行政负责人除了必须懂科学最好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外，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以此保证同行评议的贯彻乃至科学民主的实现；他还必须有较强的创新观念，缺乏创新是我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江总书记十分正确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之力。而一个科研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则是一个关键；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包括组织、协调能力和发展的眼光等主要方面。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经特别强调了后两点，他指出：“领导科研工作并不一定要依靠领导者本人的专业能力，主要要看他能否把一批科学家团结起来向新领域迈进”[12]。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到1995年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共有过八位负责人，包括麦克斯韦尔、卢瑟福等人，他们都是由剑桥大学评选委员会就该室研究方向和人选条件反复研究后才决定聘任的。卢瑟福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难以确定人选，曾三次延聘过渡时期的主任，从卢瑟福起又建立了主任助理制[13]。可见他们对科研组织领导层的人员配置是十分慎重和严格的，这也是卡文迪许实验室历百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值得我们学习。

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行为虽不直接影响对新知识的扩展，但能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科学家的士气，并进而会扭曲到科学家的价值观念，破坏研究作风。而开放民主的组织氛围，和谐高效的组织运行将会使组织内耗减少到最低，激活成员的创新能力。正如钱三强院士所指出的：“发展科学技术，物质条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的条件也很重要，当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后，精神的条件更会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14]。因此研究组织行为的越轨现象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

[1]“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史玉民，《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四期。

[2]“你们肩负着中国科学的希望—致青年科学家”，邹承鲁，《中国科学报》，1996年10月7日。

[3]《科学家》，1985年第一期。

[4]《科学的社会功能》，（英）J.D.贝尔纳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5]"Littlescience,Bigscience"D.Pli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p40.

[6][7]《科学能力学》，赵红州，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81。

[8][9][11]“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王绶guǎn＠①等36位院士，《科技导报》1996年第九期。

[10]《科学与社会秩序》，（美）巴伯，三联书店，1991年。

[12][14]“解放思想，发扬创新精神”，钱三强，《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四期。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一

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

2.发表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一稿多投、将一篇文章化整为零发表成多篇、在自己没有参予的文章上署名等等。美国《医学索引》杂志的编辑巴克拉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行为，他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例子，是一项研究疾病发生的几个变量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课题。这项工作本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发表，但竟被分成几篇很短的文章送给三家杂志发表”[1]。在我国1992年4月16日的《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十年近千篇，如此多产；一篇论文署名二百人，有无标准”的文章，揭露了科学论文署名中的越轨行为。另外，“有的人在得到一些结果后，不是首先认真撰写严肃的科学论文，向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投稿，而是急急忙忙先向领导报喜，再通过领导向新闻媒介做不符合实际的自我夸张宣传”[2]。

3.组织行为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对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其中和科学活动有关的一些影响力滥用行为，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我国著名科学家唐敖庆曾发表了“加强科学道德的修养”一文，呼吁反对以下现象：把集体成果以个人名义发表，对稿费的不公正分配，还有对年青人的压制问题[3]。这些都主要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成果评定中的行政干扰，对科研基金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对科研计划的不公正安排等等也应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

诚然，以上分类并不能涵括越轨行为的全部方面，更广义的越轨行为还应包括论文审查、同行评议等活动中的人情风、金钱风等一些不正常现象。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科学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与科学家关系的变化。

科学组织是由于科学交流和协作研究的必要而产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非实体性科学组织，半实体性科学组织和实体性科学组织。我们可以用英国的科学组织发展史来说明这种形态的变化。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个叫做“无形学院”的科学组织，这个在牛津时曾以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1614—1672)为首的实验小组就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在这样的组织内部不存在明确的组织分工，或者尽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以职业分工为基础。至于1662年以后的皇家学会就有所不同，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会员来说它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聚会场所，但是对于实验员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1635或1638—1703）和秘书享利·奥尔登伯格(HenryOl-denburg,1618—1671)来说，皇家学会的“实验员”、“秘书”就是他们的职业名称，对于他们来说组织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统一的。所谓实体性组织则特指那种组织分工是作为职业分工一部分而存在的组织。1835年由地质学家德拉贝奇(H.T.DelaBeche,1796—1855)创建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就是英国第一个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其成员都是职业科学家。在今天，各种科学组织仍然并存，但是实体性科学组织作为科学家安身立命的场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组织，如大学中的院系和各种研究院所等，其它科学组织都以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实体性科学组织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科学组织化和科学职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说明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业余科学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对科学家的行为产生影响，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就曾经说过：“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们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合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4]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体性科学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

那么实体性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作为职业机构的实体性科学组织能够从两方面来影响科学家的组织行为：一是组织认可。从事任何职业都要追求职业认可，科学职业也不例外，科学职业一旦和科学组织相结合，就会把职业认可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形成职业的组织认可。这是科学组织影响越轨行为产生的主要方面。二是组织权威影响力。组织权威影响力包括了组织权力，在一个科学组织中既有行政权威也有学术权威，这两者不一定是统一的。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也就可能出现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的一些影响力滥用现象。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方面来展开探讨。

二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组织认可是如何影响越轨行为的产生的。

根据默顿(R.K.Merton)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解越轨行为时，应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们的行为目标，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社会成员经过社会化的教育而愿意追求社会规定的正统目标并且也能在社会结构中得到达成目标的手段时，目标和手段之间就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社会成员尽管愿意追求这种目标却得不到正统手段，或他们能得到正统手段却对正统目标不感兴趣，或他们对正统目标和手段都不感兴趣时，目标和手段之间便处于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就是社会失范，从而导致失范性紧张。为缓和这种紧张就有可能以越轨行为来释放它。默顿是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越轨行为的一般模式的，但对于解释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也有意义。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受到教育而确立的正统目标就是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人们在谈到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时，往往直接上升到狭义的科学共同体的层次上，把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当作科学家职业认可的主要内容，或者认为科学家职业认可的其它层次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种认识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应该包含以下层次：一是社会认可。科学家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社会群体，但首先是社会化的人，因而科学家个体也很难忽视其自身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定位，也就是要追求社会认可。二是组织认可，也就是实体性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种种奖励，包括社会性资源和其它精神荣誉以及对某些权利的享受等。社会性资源是个变化的概念，个体在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有时直接属于社会性资源，有时就不属于。比如，在一个崇尚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人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也就属于社会性资源，而在今天，这种意义就比较少。三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也就是看共同体成员是否扩展了新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意义如何。

应该说，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组织认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科学奖励系统的内部分层，而随着实体性组织逐渐相对独立于科学共同体的同时，组织认可也就从科学共同体认可中相对独立了出来，实际上我们能从越轨行为的方式中看到这种分化：比如把一篇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的做法，就是一种试图在不增加共同体认可的前提下追逐更多组织认可的行为。这就说明了组织认可的存在对于越轨行为的发生确有不同于共同体认可的意义。具体来说这种分化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认可的依据不同。科学共同体认可依据的是科学家对新知识的扩展及这些知识的意义。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很难量化的。成果的真伪、水平的高低不可能由论文能否被发表和刊物的级别来准确判定。正如D.普赖斯所言：“谁敢把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与哲学博士约翰·德的一百篇关于巴苏陀兰河下游森林中各种树木弹性常数的论文（每种一篇论文）看成是对等的？”[5]而组织认可的依据一般是可以量化的，主要是指已被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及刊物的级别，和其它被组织目标所认可的工作成绩。组织认可的实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论文能被发表即表示了共同体的承认，而刊物的级别则标示了论文重要程度。以上的分析说明这个基本前提是很难成立的，从而为某些越轨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体制上的可能。2.奖励方式不同。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是对某个科学家所扩展的新知识意义的承认，这种承认首先表现为对该科学家的赞许和饮佩。这种评价不一定以科学家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对在世的科学家来说，则又表现为对他们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满足。而组织认可只能对在世的科学家而言，除了满足组织成员的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而外，还首先表现为对社会性资源以及某些精神荣誉和权利的分配。比如：在中国，科学家所的数量和质量与职称评定相联系，而职称又与住房、工资等等权利相联系，而这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追求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包括：追求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正统手段；追求其它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工作成绩的正统手段。这些手段的正统与否要看它们是否符合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价值观念。前者一直被视为获取组织认可最主要的正统手段。但一些原因的存在使得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些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共同体的扩大。据统计，牛顿时代全世界科学家的总数不到80人，到1750年也没有超过200人，直到1850年世界称得上是科学家的也只有721人[6]。但是到了今天，科学家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尽管科学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扩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科学的童年时代远为广阔的天地，但这和科学家人数的增长相比较，对于单个科学家来说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能够作出有价值的发现的机会仍然减少了。表现之一就是：自1600年到1960年间尽管杰出科学家人数不断增加，但多产科学家在杰出科学家总数中的比例还是呈下降态势。这正说明了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的激烈。如图：[7]

类别＼年代1600—17001700—18001800—19001900—1960

杰出科学家总数48103396682

多产科学家人数13134281

多产科学家所占比例27%13%11%11%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方面，组织认可的存在增加了职业认可的重要性，从而增加了采取越轨行为以获取正统目标的引力。这是因为：1.在组织范围内满足尊重需要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直接性，中国人是十分爱面子的，因而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有意义；2.科学家对于社会性资源的占有主要是从组织认可中得到的，从而才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以此为基础的其它需求。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正统手段的获得却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更容易形成失范性紧张，这种紧张在个人自控力不足和内外控制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越轨行为的产生和增多。越轨行为在科学职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越轨行为一般更注重于追求“名”的话，那么职业的组织认可的存在就使这种追求增加了“利”的诱惑。特别是，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但以解雇为手段向科研人员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创造工作成绩仍然是世界各国科研管理的一般方法，而且包括日本、中国等在内的国家还在实行改革以打破科学研究中原有的“铁饭碗”，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正统目标的重要性。质言之，就是增加了获得组织认可的必要性，人们必须得到组织认可，才能从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这种现实在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大了越轨行为发生的动力。

越轨行为方式的不同和下列因素有关，其一是失范性紧张的程度，其二是个人自控力的水平，即个人道德水平与职业道德要求之比，其三是内外控制机制不平衡的方向，等等。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组织认可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奖励依据是不同的，这种依据的不统一就会导致如一稿多投、把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等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从而试图在相同的科学共同体认可程度下获取更多的组织认可。另一种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是在自己没有参予的论文上署名，以骗取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在这种行为过程中往往存在双方面的动机：论文的作者往往因为地位较低需要地位较高者的签名以提高自己论文的受重视度；签名者往往也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这两方面往往是分不开的，至少都在客观上骗取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范性紧张程度过高和个人自控力十分薄弱时就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越轨行为。比如，剽窃他人成果。这其中如果是剽窃他人已经发表的成果，那么，由于他的论文并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行为也是直接以组织认可为目标的，这也说明了组织认可在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相统一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独立性。再如，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这被默顿认为是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毁坏研究作风，更能直接危害科学研究的目标——扩展新知识。

三

最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组织权威影响力对越轨行为的影响。一旦形成了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就会在组织内部产生相应的权威，一个科学组织内，人员的安排、组织的分工和集团认可的实施、计划的制定等等都需要权威用其权力和其它影响力来控制。

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一般指的是学术权威；但具体到一个实体性科学组织中还存在有行政权威或称行政领导，这种权威有时是学术权威，但有时也可能不是，有些甚至从来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但是他们都能对科学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越轨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民主和平等问题。比如，不依科学活动的特殊规律而从长官意志出发来决定组织计划，对某些权利进行不公正分配等等。再比如，在对一项成果进行评定时，组织权威可能对这种评定产生“行政干扰”，这种干扰是被“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专门指出应该避免的。[8]有时这种越轨行为只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权力滥用。比如历史上戴维对法拉第的压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戴维(HumphreyDa-vy,1778—1829)于1820—1827年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当时他的前助手法拉第(MichaelFarady,1791—1867)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名声渐隆，从而引起戴维的妒忌，当1824年皇家学会为法拉第加入该会进行投票时，据说只有戴维一人反对。再比如在国外比较普遍的组织权威在其成员的论文上署名现象，等等。在中国各种类似的行为也存在，而且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我国对于不良行为的揭发者却没有给以应该给予的公正对待，对所揭发的问题经常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揭发文章常被禁止发表，以致完全剥夺了对问题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9]这其中又表现了另一方面的权力滥用，对本组织的丑恶现象不是大力批判，而是“捂盖子”，这也显然违背了科学活动中的被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科学必须和一定的组织相联系，而在任何组织中又都不可能没有组织权威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两难问题。美国学者巴伯(Ber-nardBarber)就在实体性组织中对科学自主性进行保护的困难说到“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必须选择这样的人来作为大型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懂得科研的性质及其协调的问题。”[10]也就是要把组织权威内行化，尽可能避免行政权威不懂学术的情况，以此保护科学活动在组织中的自由自主。但事实是，只要存在有实体性的组织，那么组织中就会有层次划分，其上层不论是否科学家都会有权力滥用的可能，正如“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就成果评价中的影响力滥用所呼吁的：（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时）“这些高度专业的问题只有依靠科学本身，依靠同行科学家的集体评议，才有可能作出正确判断。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了解清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务必坚决避免行政干扰，我们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对此严格把关”。[11]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绕开组织内权威影响力来尽可能保证科学活动中的自主与民主，但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行评议中的种种越轨行为正是适应这种民主法则而产生的，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很显然，只有科学活动中的一少部分问题才能被付予同行评议，其它的多数还是要在组织内部解决。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权威的倾向。那么，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就真的无法根除了吗？

在正视和理解这种困难的前提下，巴伯的看法和“评价”一文所提出的建议都是很正确的，而且这两种做法也都被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效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另外，我们尤其还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严格选拔组织的行政权威。一个合格的行政负责人除了必须懂科学最好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外，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以此保证同行评议的贯彻乃至科学民主的实现；他还必须有较强的创新观念，缺乏创新是我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江总书记十分正确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之力。而一个科研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则是一个关键；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包括组织、协调能力和发展的眼光等主要方面。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经特别强调了后两点，他指出：“领导科研工作并不一定要依靠领导者本人的专业能力，主要要看他能否把一批科学家团结起来向新领域迈进”[12]。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到1995年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共有过八位负责人，包括麦克斯韦尔、卢瑟福等人，他们都是由剑桥大学评选委员会就该室研究方向和人选条件反复研究后才决定聘任的。卢瑟福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难以确定人选，曾三次延聘过渡时期的主任，从卢瑟福起又建立了主任助理制[13]。可见他们对科研组织领导层的人员配置是十分慎重和严格的，这也是卡文迪许实验室历百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值得我们学习。

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行为虽不直接影响对新知识的扩展，但能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科学家的士气，并进而会扭曲到科学家的价值观念，破坏研究作风。而开放民主的组织氛围，和谐高效的组织运行将会使组织内耗减少到最低，激活成员的创新能力。正如钱三强院士所指出的：“发展科学技术，物质条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的条件也很重要，当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后，精神的条件更会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14]。因此研究组织行为的越轨现象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

[1]“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史玉民，《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四期。

[2]“你们肩负着中国科学的希望—致青年科学家”，邹承鲁，《中国科学报》，1996年10月7日。

[3]《科学家》，1985年第一期。

[4]《科学的社会功能》，（英）J.D.贝尔纳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5]"Littlescience,Bigscience"D.Pli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p40.

[6][7]《科学能力学》，赵红州，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81。

[8][9][11]“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王绶guǎn＠①等36位院士，《科技导报》1996年第九期。

[10]《科学与社会秩序》，（美）巴伯，三联书店，1991年。

[12][14]“解放思想，发扬创新精神”，钱三强，《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