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眼中的城市“幸福门坎”

投资者会如何选择一个城市的幸福感？财富增长、发展机会都排在了公平的行政环境之后。这一门坎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一个城市投资的欲望，并决定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

在《小康》杂志2013年“城市，会让您的生活更幸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投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政府理念、政府行政审效率”等四项与政府有关的选项中列为投资者首要考虑条件的达到63.9%，足以证明政府的行政环境是对投资者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诚信、透明、公平的行政环境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一个城市投资的欲望，并决定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

行政环境左右投资者的“幸福感”

你会选择在什么样的城市进行投资？

不同的投资者，投资不同的项目，对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需求点是不一样的。地价低，购房能力强，在房地产企业看来，那就是一个投资环境好的城市；人力成本低，可以减税免税，对于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投资环境好的城市。“无论什么样的投资者和做什么样的项目，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与当地政府密不可分。”在吴亚平看来，当地政府是所有企业一道无法绕过去的坎。

中交集团某公司投资项目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作为这家央企分公司的掌舵者，总经理刘威经手的项目遍布在广东、广西、江苏、山东、辽宁、吉林、重庆等12个省份，涉及市政建设、公路路桥、高速公路、港口水利和房地产，在各个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与各级政府有过无数次的交手，谈起政府对投资者的影响，刘威感慨颇多。

早些年，他曾在辽宁锦州洽谈过一个过百亿的市政工程。在招商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官员招待非常热情。双方几次商议之后，刘威找了银行的朋友了解融资的情况，朋友一听他要在东北搞项目，惊讶地说，“我们银行的网点，在东北都准备收缩，你还往那火坑里跳？”刘威深感疑惑，朋友告诉他，现在地方要招商引资，可以和你拍着肩膀称兄道弟，饭桌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可一旦投资成了现实，那所有的承诺都当成是酒后话。

刘威并没有听劝，他觉得商机稍纵即逝，需要冒一把险。岂料前期投资刚一铺开，隐藏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当初热情的那些官员不是退避三舍，就是狮子大开口。他们公司的这一投资项目最终丢盔弃甲，仓皇收场。

“这种拍着胸膛做出承诺的地方政府屡见不鲜。”刘威说，他将地方政府的这种招商模式归纳为“J、Q、K”理论。为了把外资“J”（勾）进来，市领导可以承诺诸多认为不现实的优惠条件来吸引投资者，外资一旦进来了，地方政府就将你“Q”（框）住，让你进退两难，最终难免被“K”（尅）的结果，此时投资商已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2013年，正在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的围海造地工程就令刘威深感棘手，政府高层思想比较开放，对此非常重视和给予支持，但在中层和基层的地方领导中却是“忽悠的多一些，办事的少一些”，围海造地工程推进缓慢。

“在南方，我们判断一个是否可做的项目，首先考虑的是这个项目风险大不大，利润高不高，而在北方，你一定会先问这个项目是哪个领导的项目，最后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你自己想做的项目没有做成而去做了领导的项目。”身为南方人的刘威将这种现象及其在北方投资不顺利归结为南北两地文化的差异，在刘威的投资理念规则中：合理地赚每一分钱，合理地规避风险。

2009年初，浙江绍兴县向21家大型民企派出了首批19位政府官员，担任“驻企指导员”。地方政府期望以此来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但此举却引发诸多争议，有人认为政府的干预脱离市场规律。一些受访企业家认为，政府需要营造好的行政环境而不是过多地行政干预企业事务，行政环境不仅左右着投资人在这个城市的“幸福感”，也制约着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

西部城市投资者“幸福感”趋强

新官不认旧账也是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有的新官上任后甚至可以将原来的规划全部改变，比如一块地原规划是建一个楼盘，新规划可以改变为要建一个广场，如此一来，投资商的损失是巨大的。

在政策沿续度方面，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多位投资人士都表示，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比较理想。“重庆人性格比较耿直，不会含蓄，更不会委曲求全。与重庆人做生意不用去猜测对方的心思。”广州某融资担保公司副总经理陈天昊对记者说，领导开明，中、基层官员执行到位，种种因素都决定城市投资环境好坏。

陈天昊在重庆从事融资担保多年，他说，国家目前对金融行业管控相对严格，地方政府也会根据自身风险平衡融资担保经济杠杆。通俗地讲，自己有1元钱，重庆可以将杠杆放开至3，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融资得到4元，再投资到其他人或新行业，而此前开放的广东仅能放至0.3，这个环境明显不利于融资担保业的发展，但陈天昊也不否认，因为广东的经济总量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广东的企业依然过得很滋润。”

“因为我们是央企，还算是有点背景，市长要改规划，我们可以找省长，找部长，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那真是有可能血本无归。”刘威说，为了尽可能避免新官不认旧账的现象发生，企业更需要有法律意识，完善协议——这是防止被“K”，谈判的筹码。

吴亚平则表示，政府领导班子应有履行契约的职责，每一届当权者做出的承诺都是代表政府的职务行为，不应朝令夕改，更不应既往不咎。

无论是陈天昊还是刘威，都不否认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是投资的乐土。但他们同样看到了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迫切需求。刘威分析说，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发展房地产业，价格飙升，但依然供不应求，但到新疆、做房地产开发，老百姓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同时经济发达的城市也难免有“小富即安”惰性，老百姓生活过得安逸，官员收入也可观。而此时还是“光着脚”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官员，反正都说没鞋穿，不如搏一下，“说不定还可以换上皮鞋加套西装”，他们既有迫切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也有改革的冲动。

在今年台湾地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下简称电电公会）公布的2013年中国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中，西三角主要代表城市成都、重庆与西安，首次被列入极力推荐（A级）城市，三城市排名均较去年（2012）提升，其中西安进步更令人为惊艳，从勉为推荐的（C级）城市上升至极力推荐的等级。台商推荐的投资城市正从东部扩散到西三角、东北三省、安徽等地。

但在这份连续14年推出的调查报告中，排名第1皆由长三角城市囊括，已在综合实力中连续五年夺冠的昆山市获推的五点理由是：高效政府回应、多元城市功能、技术优势集聚、庞大台商引力和与时俱进思维。

西部并非没有风险，被电电公会列入投资黑名单的城市就有“赣州、兰州、北海”等10个地方。如何保护投资者的信心，对城市主政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刘威认为，西部城市应更小心翼翼呵护来之不易的投资者，无论是政府与企业之间还是企业与顾客之间都主动营造诚信法制的商业环境。

长期研究我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经济学者王小鲁、余静文、樊纲在调查中发现，2009-2010年期间，大规模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大规模信贷投放，大大提高了政府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弱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对公平公正和有效地分配资源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

诸多经济学者认为，东部地区的企业经营环境始终好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而东北和中部又好于西部。但近年来东部地区企业经营环境改善幅度小于其他三个地区，因此地区间企业经营环境有缓慢收敛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