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我们需要怎样的民族接受

中国的“俄罗斯年”刚刚结束，而俄罗斯的“中国年”又拉开了帷幕。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氛围里，我的思绪每每萦绕于200多年来的中俄文学交流史，特别是我们民族的文学接受史，进而开始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整体上处于上游的、强势的俄罗斯文学，中华民族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接受态度？或者说我们具备怎样的接受态度，才是科学的、理性的、妥切的，才真正有利于进入民族文学接受的理想境界，从而达到他山攻错的目的。

世界文学交流发展的历史证明：相对于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强势的民族文学来说，作为被影响的、弱势的民族文学，其接受过程虽然意味着拿来和效仿，但却并不等于纯粹的移植和完全的照搬，也不可能是镜子式的形影合一，毫不走样；相反，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折射着接受一方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筛选、取舍、扬弃和改造。而一切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乍一看来，仿佛是偶然的、无序的，但细加掂量即可发现，它往往受制于构成该民族生存特征的两个方面，即：现实的需要和传统的积淀。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接受无论怎样的乱花迷眼，异态纷呈，最终还是植根于该民族的历史诉求和集体无意识。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即可作如是观。

如众所知，同文学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和民族相比，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是较短的。从《伊戈尔远征记》到群星璀璨的19世纪文学，不过600年。然而，近代俄罗斯文学却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它在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中，凭借从普希金、果戈理到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卓尔不群的探索和实践，逐渐呈现出迥异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风格和特点。这就是：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直面苦难与黑暗的严肃态度，追求理想和光明的浪漫情怀等等。而所有这些，正好是同样寻求解放的现代中国人民所急需、所渴望的。用鲁迅的话说：“中国现时社会里的奋斗，正是俄国小说家所遇着的奋斗。”于是，俄罗斯文学很自然地进入了中华民族的期待视野，成为20世纪民族文学接受最重要、最持久，最见实效的艺术资源，同时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压迫，驱逐黑暗，走向光明的巨大精神力量。不仅如此，即使就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而言，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也多有深层的呼应与明显的相通。譬如，屠格涅夫作品的宁静、温婉、情意缠绵和怨而不怒，就很符合儒家中庸、和谐、温良恭俭让的观念；高尔基作品里的“底层”意识也无形中拍合着儒家的“民本”思想；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大地情结，似乎可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审美指向里找到对应的元素；至于托尔斯泰学说和作品中所包含的伦理原则，更是与古老的中国哲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他的“勿以暴力抗恶”之于老子的“不争”；他的“道德自我完善”之于孔子的“修身”；他的“人类普遍的爱”之于墨子的“兼爱”等等。显然，正是这种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远程共鸣，使得俄罗斯文学在我们心中升腾起一般异域文学少有的亲和力与吸引力，进而深入持久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质地和发展，甚至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情感色调。

毫无疑问，实施民族文学接受，注重接受内容的现实性以及它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衔接性、兼容性，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忽视了这两点，民族文学接受就有可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原本就不会发生。然而，世界文学交流史又告诉我们：在一个民族实施文学接受的过程中，无论现实需要抑或传统积淀，都是一种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概念，它们相对于具体的接受实践，既有明显的多面性，又有潜在的相对性，更有天然的局限性，这决定了接受主体对它们的理解和把握，必须是全面、深入和辩证的，必须坚持自觉的分寸感和清醒的目的性。也就是说，要把是否有利于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当作民族文学接受最终的取舍标准。否则，观念上的以偏概全乃至本末倒置，和实践上的急功近利或者胶柱鼓瑟，不仅无益于民族的文学接受，而且很可能由利生弊，适得其反。而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值得汲取的教训。

如果说俄罗斯文学民族接受中这种简单配合政治需要的倾向，已经留下了历史的遗憾，那么，近年来同一领域出现的过多迎合当下市场行情和世俗需要的现象，则更触发着人们对未来的忧虑。据报端披露，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每年大约出版三四十种俄罗斯文学著作，其中固然不乏艾特玛托夫《死刑台》、巴别尔《骑兵军》、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以及《普里什文全集》《帕斯捷尔纳克文集》这样的严肃文学作品，但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却已经是俄罗斯的通俗文学，其中仅女侦探小说家玛丽尼娜一人的作品，就多达二三十种，已经接近或超过了俄罗斯文学中文译介“蜜月期”和“井喷期”的许多经典作家。当然，通俗文学、侦探小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是，当它一旦成为民族文学接受的重点和热点，且引领阅读潮流，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文学接受在对另一种现实需要的迎合中出现了偏颇和误区呢？

无独有偶，长期以来，我们对俄罗斯文学民族接受中的传统积淀问题，也产生过误读。这突出表现在，许多人囿于由来已久的文化惯性，把民族文学接受中的尊重传统，悄悄地置换成了以传统为疆界，实施民族文学接受，即将俄罗斯文学民族接受的内容，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定在了“古已有之”的范围内，凡是传统可以容纳的就拿来，反之则摒弃。这时，民族的文学接受和文化创新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句空话。关于这点，鲁迅先生曾有辟透的揭示，他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他还指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民族接受虽然已经走过了不算太短的历程，但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些优秀品质，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病态，直面惨烈，把人性探索推向极致；高尔基的坚持真理，大义凛然，敢于标举“不合时宜的思想”，同潮流和权力对话；托尔斯泰的崇尚道德，严格自律，情愿用生命来践履灵魂，等等，似乎尚未有效地融入中国文学的肌体，化为中国作家的精神血液。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文学民族接受的一种缺欠和失误。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博尔赫斯。他在博览群书时有一个奇特的发现，这就是：莎士比亚、雨果、歌德、塞万提斯等，是各自民族的文学代表，但他们的创作风格却不仅仅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而恰恰是对传统的改写和超越。如果这样的说法并无悖谬，那么，我们便由此获得了一种提示：一个民族的文学接受，必须注重外来新质和传统积淀这两个维度，必须控制和处理好这两个维度各自的张力与彼此的均衡。只有这样，民族的文学接受才能于拿来中营养和强大自己，才能最终孕育我们自己的文学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