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考古理论对中国考古研究的助益

摘 要：考古学自上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考古学家们将重建中国上古史作为考古学中心工作和毕生的追求和目标。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这些年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实质上是停止的。但是西方考古学没有强大史学和历史情结的束缚，其理论经过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在理论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本文试图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分期研究结合起来讨论，以另外一种视角分析和研究考古资料。

关键词： 实证主义 功能主义 过程主义 象征考古学 结构考古学

可以说，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带着重建中国上古信史的使命传入中国的，而且在其学科定位方面也从来没有人将其视为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学科。王国维提出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将史料分为两类，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即实物遗存和史书文献。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并在美国接受西方考古学教育的李济，他的毕生心愿也是希望通过对夏商城址的发掘重建中国上古史。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国，考古学从来就被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似乎对于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研究者来讲这样的划分是妥善恰当和毋庸置疑的。

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所倡导的一些理论和基本方法分别运用于我国考古学对于历史时期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这是根据不同流派的理论和不同时期考古研究的特点得出的观点。而最重要隐性根据则是以时间为轴，人类和环境相互之间此消彼长的影响。因为环境条件并非简单地单方面对人群起作用，事实上，环境是文化和自然的动力组合部分，它们持续的被人类的干预所改造。

一、新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引入

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这里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同义，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历史演变的动力或原因，将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究看做是考古学最高目标。[1]过程考古学秉持的两大主义是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此外，实证主义也是新考古学的一大特点。

（一）、实证主义与旧石器时代考古

众所周知，因为距今年代相对较远，所以旧石器时代保留至今的遗存很少。此外，由于在旧石器时代，尚处于人类的"蒙昧"时期，即使现在运用科技可以较为准确的得知当时人类的脑容量等数据，但是，那时人类的智力水平和认知能力到底发育到什么层次，现在的研究还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在目前看来，对于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对于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研究；直接从考古材料入手，通过今天能够看到的遗存，来尽可能的还原和模拟古代人类的生活；第二，就是对世界上一些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发展速度较慢，没有经过工业化和依然保存传统的人群和民族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今天这些人群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来和旧石器时代相关人类遗存进行比对和分析，希望以此来破解古人类的生存密码。这也是新考古学中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目的。我国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法，对于第二种方法是不大相信的，而将其归类为民族学材料。事实上，这其实自己关上了一扇可以眺望远古的窗户，实际上，也将实证主义拒之门外。一个存在的现象是在西方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这三门学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促进的，而在我国却人为的割裂了。

（二）、"功能主义"与"过程主义"对新石器时代考古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慢慢意识到，文化-历史考古学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于是他们采取新的方法，对人类行为系统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来研究史前史。这些途径从性质上一般被称为功能论和过程论。传统上，文化-历史考古学从外部解释变迁，将其归因于传播和迁移。功能和过程研究试图从内部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决定这些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关联，以及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是如何互动的。[2]

用简单的词语解释"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的话，那么可以将功能主义简单的理解为"文化系统"，将过程主义理解为"动力机制"。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功能主义其实搭建了一座社会运转系统的模型，而过程主义则提供了供这个系统良性运转的动力。如果将文化系统比作一个有机体的话，功能主义构建其所需的各个子系统，然后将所有的子系统联系在一起，合并为为一个整体；而过程主义则为这个有机体添加动力元素，让这个有机体具有活力并健康运转。毫无疑问，越是运用于复杂的社会，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的价值越大。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他的Reckitt讲稿中展示了其完善后的社会生态系统图示，他提供的思路对于研究过去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二、后过程考古学相关流派观点的借用

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类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关注人的能动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并非一种只对环境起作用的适应系统，人类思想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人类的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思想所积极操纵，物质现象不止是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特殊策略的一部分。[3]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社会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关注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思维"和"价值"。

（一）、象征考古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象征考古学希望了解器物中那些和功能无关的纹饰和设计在那些方面反映了人们当时的宇宙观，贵族如何应用奢饰品的象征性来操纵社会信仰和运用他们的权力。

象征考古学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通过对器物本身的研究来探讨其背后的意义。象征考古学对我国新时期晚期文明孕育和初现阶段社会研究的将会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国新时代时代晚期，各个地区相继初现了一些社会发展程度很高的文化。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等。这些文化表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玉器作为"国之重器"的存在。那么研究这些考古文化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探讨的应该是这些玉器背后体现的社会意志和精神，而不仅是质地或是工艺。[4]

（二）、结构考古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结构考古学试图分析考古材料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解读背后蕴涵的规则。结构考古学认为，许多信息并不反映在个别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组器物和遗迹现象共生的结构关系上。[5]

对于器物组合的记录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盲点之一，而恰恰有些器物组合所蕴含的信息往往是非常重要且是单个物体所无法承载和体现的，这更加凸显出器物组合的珍贵性和进行结构考古学的迫切性。尤其对于文字尚未出现而社会物质和精神方面发展层次却较高的前文明社会来讲，结构考古学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例如小到对岩画、刻画符号、动植物摆塑的分析，大到对聚落形态、墓葬制度的研究，都离不开在整体结构上的把握。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文明史的悠久，以及史料丰富，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较为细致和全面。所以西方考古学理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借鉴重点应该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两个时期。因为在当时，文明尚未起源，国家尚未出现，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国家地域和版图。人类在整个世界中自由迁徙，文化也随之扩散和传播，后来随着人类智商的发育和技能的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足以支撑社会的建立，一切才步入正轨，并未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所以，旧石器时代和新时期时代的考古想要研究过去的人类如何生活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那么便需要借鉴和整合国际上相关研究，才能扩展研究的思路，加快研究的速度，这也是引进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3]（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

[2]（美）蒂莫西・厄尔著，陈洪波、陈虹译，《酋邦的演化》，《南方文物》，2007年第4版。

[4]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5]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