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境书法三昧

清人王国维对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作出了核心的概括。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对于正处于黄金年龄，创作、理论均取得可喜成就的李彬先生而言，用此三境界去诠释他的书法艺术，是再恰当不过了。

李彬迷恋书法，得益于做医生的父亲，其父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上小学时，他便对父亲那些用毛笔手抄而后装订成册的《汤头歌》、《药性赋》等名篇痴迷不已，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在父亲的监督下临习柳公权的《玄秘塔》，朝夕相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毕业后，李彬走向军营，工作上因为字写得出色，先后任卫生员、文书、团支部书记等职。

转业后，李彬自感对书法的理解太过于浅陋，困惑、迷惘时常伴随其左右，为使自己对书法的理解由感性上升到理性，1998年李彬参加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研修班的学习。1999年回皖后，李彬茅塞顿开，以前所有的困惑、迷惘都在北京学习期间找到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接下来，他又认真系统地对真草隶篆各类书体进行了大梳理和广泛临习，从中领悟、学习古人遗留下来的经典。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名家经典中广泛涉猎、汲取营养，不在于杂取多端，而要有主有次，舍得取舍。对名家经典的理解，目的是根据自己的艺术气质、审美感受和审美特征进行吸收。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对书法艺术的感受，结合自己的个性、气质、经历、志趣，李彬把“二王”行草书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兼学篆、隶书。在书法历史上，晋代书法主体风格的定位是以“尚韵”为主，“二王”唯美主义的书法风范，与现代人的审美不谋而合。“清风出袖，明月入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美的艺术创造，自然而然地受到人们的青睐。从当前的书坛状况来看，许多人也都把学习“二王”作为书法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在“二王”的学习上，他很注重点画的刻画、字的造型和经典的用笔，更注重于字的神采。王僧虔《笔意赞》言：“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余以为，学书之道，求形易，求其神采，甚难矣！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只是一个开始，两者兼得，已臻妙境耳！李彬寻找着自己的书法艺术道路，而且确实是“独上高楼”般地寻找，一个“独”字真实地成了李彬艰苦寻路的写照。他独立审察，独自思考，独辟蹊径地去创造与自己性格相符合的艺术风格。

李彬出色地走过了这一阶段：登高望远，瞰察路径，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分析，欣喜地发现了自己的取法方向，明确了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当代书坛提倡书法的多样化，风格的多异化，故而，书家在学习书法期间，一般不会把风格定位于某种字体或者某个碑帖上。无疑，无论多样化还是多异化，都必须有个“主打”，李彬把行草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取法“二王”的同时，他又涉猎王铎，将其劲挺爽畅的线条、章法、墨法自然而然地融入“二王”风格的书风中，从而显得动中有节，跳掷顿挫，险而能破，势巧形密，萧散、参差错落中见其健劲，气脉相贯，线条刚健跌宕，流露出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精神和形式。仔细品味间，点画精微，精彩处不时耀人眼目，李彬豪迈的名士风流，充溢于其间矣！

李彬不是一辈子只想守在行书领域中的书家，他不仅是写行书的好手，更是一位全面的书家，早期的辛勤临池与良好的基础，奠定了这一切。李彬的篆、隶书比起他的行草，一点也不逊色。他的篆书，取法于用笔豪放质朴、醇厚圆润，结体寄奇崛于纯正之中，壮美多姿的《散氏盘》。篆书的学习为他学习隶书奠定了基础，李彬隶书取法有“隶中之草”之称的《石门颂》，又间学汉简，将汉简书的意趣融入到石门颂篆书的笔法和草书的意趣中，显得更加雄健舒畅，用笔洒脱自然、瘦挺恣肆，奇趣横生，高古奇纵，这一有机的融合，形成了自己的隶书面目。

古人修学，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了更快提高自己的书艺，李彬遍访大江南北，走碑林，访师友，进艺术院校。他亲临泰山石刻的雄浑大气，曲阜孔庙碑林的峻拔豪宕，洛阳龙门的古拙雄强，西安碑林的浩瀚恢弘。他北上造访启功、沈鹏，南下造访张海、李刚田诸师。2002年8月考入南京师范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课程班后，更是受到尉天池先生的亲授，体验到“学院派”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指导方针……所有的这些，既开阔了眼界，又增长了见识。李彬刻苦治学、善于思考，又以其大胆聪慧的才智，以自己的努力和才情，在书法审美、创作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为自己登高望远地寻路，更“望尽‘天涯路’”，作了一个很好的序曲。

如果说进入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研究班学习是李彬书法的一个新起点的话，那么在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的几年是他书法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李彬先生言：“早些年我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传统技法的锤炼上，理论方面没有深入、细致、系统地进行学习，但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理论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当技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让理论去指导书法的创作，将创作和理论结合，学会‘两条腿’走路。”李彬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无数学者的影响和教育指导，无疑会促进他各方面的素质和修养的提高，这些，对他以后攀登更高的山峰，在心灵飞翔的天空继续跃进，去实现艺术梦想的追寻是个很好的铺垫。

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离不开青年一代的不懈努力和创造，历史已将时代的重担压在了青年人身上。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完全深刻、全方位变革，讲究创新的时代。梵・高云：“艺术贵在创造，没有创造，便是死亡。”张海先生也说：“创新在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中始终是重要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把以前相对固定的风格变得面目全非，应该在自己已经形成的一种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开掘。”从李彬先生的近作看来，他的书法风格也正在逐渐地求变，康有为在《体变第四》中言：“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卑唐第十二》中又言：“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人心之变”，重在思想观念和意识的改变，这是变的基础。倘若书法一味地守成，必将是艺术家艺术生命的终结。唯有不断地否定自我，不断地探索，艺术才能异古殊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坡），形成自己异古殊今的风格。

今人将古代书家创作代表作时的年龄进行了一个统计，结果表明40岁左右是创作的最高峰。今天的艺术家们又将60岁作为艺术生命中创新的一道坎，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提及的，李彬正处于黄金年龄阶段，也正处于“寻他千百度”的境界中。李彬在书法风格的形成上只是一个开始，但是风格的形成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一方面需要书家各方面的才智和修养，另一方面需要时间的积累来促使风格的成熟！李彬执著地追求，历经千百劳作，必有所成，最终豁然开朗，从而将自己的艺术创造汇流入真理之长河中去，相信终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时刻的出现，这时是何等的欣慰！这需要时间的等待和积淀，我坚信这一刻一定可以到来！ (李彬作品见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