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民初的服饰变化及其社会原因

【内容摘要】本文以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为背景，详细分析了当时人们服饰的重要变化，并对主要的几种新潮服饰进行了介绍。然后从历史学角度讨论了当时服饰变化的主要特点和影响服饰变革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目的是从当时的服饰变化来透析社会的变革所带来的新气象。

【关 键 词】服饰 变化 角色心态 个性解放 因素

服饰是人类独有的生活技能和人类智慧的创造。它是各族人民生活内容、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外在反映，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服饰除了能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其产生及演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来看，每次改朝换代以及每个政权建立，都带来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风俗的变化，而服饰变化则是社会风俗变化的最直接的反应。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由于西方风俗的传入和社会新思潮的兴起，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也带来了中国传统服装的大变革。

一、清末民初主要的服饰变化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大变革与大发展，服饰变化随之而来。中国的服饰开始呈现多元化，男女服饰样式繁多，中西服装交相辉映，一时间百花齐放，在中国服饰史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1.男子服饰变化

（1）由薙发留辫到剪辫风潮。清军入关后，为迫使汉民服从其统治，强令成年男子一律改易满洲服饰，薙发留辫。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俗缓慢进入中国。剪辫之风首先在留洋学生和中国外交官之中开始盛行。后来清末推行新政，通过了剪发议案，清廷被迫同意官民自由剪辫，但是，此时剪辫并没有推广开来，仅在拥护新政的各级官吏之中盛行。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号召全民剪发，激进的革命政府颁布剪发令，强制军民剪发。经过疾风暴雨的剪发风潮洗礼，国民逐渐接受了剪发辫留短发，民国后20年间，发辫逐渐在民众中绝迹。

（2）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与中山装过度。清朝的男子服装一般是长袍和长衫，马褂穿在长袍外边，这样便于骑射。马褂又分为半袖、短袖和无袖几种，根据官品等级和家庭状况分不同的布料制成，等级最高的是黄马褂。与剪辫风潮同时而来的便是易服风潮。在近代西风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对比与筛选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服饰颜色单调晦暗，穿起来十分不便，而且给人一种老气横秋、缺乏朝气之感。随着人们的服饰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西装在这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最先着洋装的是开放地区如香港、上海、广州等地的买办商人。随后，留洋学生也开始着西装。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后，服饰上华夷大防的坚固防线被打破，西装大量进入人们的生活。以西装为底版改装的军服、警服、校服越来越多的在国内传播开来。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和学界青年称为服饰新潮的领军人物。中山装就是在这新旧服饰文化交替转型之际诞生的，它由孙中山先生依据中国人的生活特点以西服为底版改制的，孙中山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和服饰改革家。

2.女子服饰变化

（1）女子剪发与卷发的流行。近代随着女子地位的提高，参加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传统的长发给她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剪发之风兴起。妇女剪发始于民国初年，一开始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中比较流行，这也是她们愿意接受新事物，适应新形势，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到后来，女子剪发风气逐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一些时尚的女子出于对美的追求，开始模仿西方女子烫发，后来在上层妇女和交际女子中逐渐流行起来。

（2）新式旗袍、洋装与高跟鞋。清军入关后，满族妇女着旗装，汉族妇女着明装，满汉服饰杂糅。传统的旗袍风格不容易展现女性曲线美，民国后旗袍样式不断的改进：袖子从宽到窄，从长到短，从有到无；下摆也由长到短，然后又由短到长。同时，下摆开衩也成了旗袍显著的标志。这些变化，越来越符合现代的审美标准，使其日益成为上层女性中流行的服装。除了旗袍的流行，女性洋装也开始兴起，但西式服装“起始不过私娼所为，继则女学生亦纷纷效法”。[1]伴随洋装而来的就是增加女性修长与美感的高跟鞋，高跟鞋可与洋装或是新式旗袍搭配穿着，能更加突出女性美，为当时的上层妇女和贵族女学生所喜爱。它从兴起便一直流传不衰，更成为现代女子的必备法宝。

二、服饰变化的特点

1.等级观念渐弱而角色心态明显

（1）传统的封建社会，服饰起着“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非其人不得服其服”。这种服装的等级观念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剪发易服风潮，冲击了等级式的服饰结构，人们的着装开始出现多样化。如机关教育界穿西服、制服，工商界及农村乡绅依旧穿长袍马褂，城市人与农村人在穿衣上有更大的不同，城市新潮女子穿旗袍、高跟鞋，农村女子多穿土布或洋布的便装。根据各自身份，按不同的角色来穿戴，成为清末民初服饰界的一大风景。这时人们的服饰心态由等级地位的代表转向社会角色的反映。在角色心态影响下，人们选择服装往往对号入座，一般不超越自己的类别，“间或时髦妆饰，多非笑之”。[2]

（2）随着西俗东渐与社会的变革，服饰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向现代文明趋近，例如打破了封建等级的服饰观念，但是人们心中存在已久的定制观念并没有消除。服饰角色化现象的出现就是这种定制观念的反映，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尽管政府不再规定，但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依然墨守陈规，一般不会僭越。究其实质，笔者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人们头脑中分类别分等级的观念依然很牢固。只有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平等观念进一步的传播才能够消除人们心中这种观念。

2.从保守到开放，更注重个性解放

（1）长久以来，服装一直被看作遮羞保暖御寒的工具，在制衣的时候，很少注重美感，加之礼教的束缚更不用说男子或女子本身的形体特征。清末民初，受新思潮的影响，人们思想观念逐渐文明开化，服饰开始产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逐渐开放和注重个性解放上。男子脱掉老气的长袍马褂，穿上笔挺的西装或制服。西服更能显示出男性的阳刚之美，意气风发，紧凑灵活；旗袍洋装则更好的勾勒出除了女性的自然美。

（2）尽管社会风气逐渐开放，服饰花样渐多，女性社会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女性追逐时尚的现象很普遍，但是男尊女卑地位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许多妇女追求美丽的服饰，仍然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观。另外，在对新潮服饰的追求中，一部分人开始变得崇洋，这存在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政治制度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辛亥革命理论和其推崇的社会制度模式都是直接源于欧美国家，效仿西方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大城市兴起一股西化思潮，服饰崇洋风气便受到其推动。1912年初，民国政府制定新礼服方案，一些人倾向以西服为定式，这对服饰的趋洋风气不无推波助澜。[3]

三、引起服饰变革的多种因素

1.东西风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交融

（1）西俗东渐来势凶猛。由于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广泛社会影响，封建旧制度崩溃，西方思想大量传入，形成一股西学东渐的强劲势头，这股新思潮首先反映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后来逐步及于社会生活，最终，社会政治的大变革带来了西俗东渐与整个社会的文明开化。“西俗东渐”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着装观念与着装形式，使中国的传统服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总体上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转折时期。清末民初这一时期中国服装由自成体系转向被国际时尚化所同化、由纵向的历史传承向对横向的外来时尚借鉴的分水岭。可以说，在这之前，中国人是从古人那里找衣服穿，服装上“求同、求弱、求禁”的特点比较突出，而这以后，中国服装开始与西方趋近，迈出了走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

（2）“中庸之道”根深蒂固。前面说过，中国的服饰观念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由等级观念向角色观念转化，人们选择服装对号入座，一般不会“乱穿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上述封建等级观念的残留以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国人心中存在的处世的“中庸之道”，既不落后也不冒尖。剪辫风潮盛行时，有些人就随大流的剪发，复辟势力来了又买假发戴。西装开始流传了，一部分人看别人穿了自己也会去穿等，这些例子统统反映出国人追求服装的雷同性而不愿意标新立异。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审美的滞后性，以及小农文化重经验、轻革新的惰性在服饰上的体现。

2.政治变革的推动

（1）清末新政的推动。清末推行新政，立宪已大背祖宗之法，剪发则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并且成为推行新政所必须。一些开明官吏、外事大臣等纷纷剪辫。同时各大报纸呼吁剪发之声日益高涨，并指出留辫的种种弊端，号召“免豚尾之讪笑，导文明之先机”[4]在服饰上，新政推行者肯定正朔服色与西国一致，不仅可以定民志，而且可以促邦交，故而主张服色革新。1903年，《天津日日新闻》发表《论断发易服之大利益》，公开肯定支持剪发易服。可以说清末新政的推行，直接促进了服饰的近代化。

（2）革命的涌动。清末，许多在国外参加革命党的学生毅然断发易服，以示同满清政府决裂和帝制的决心。辛亥革命爆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表示，革命“一俟成功，全体军民一律剪发。已饬府中各部办事人员一律剪发，否则不认为同胞，并先行将烦恼丝一并剪去，以为各部表率”。[5]这一时期，剪发与否被直接的看作是否同意革命的标志，剪发与蓄发的斗争由此开始，上演了一幕幕由头发引起的血案。

3.禁锢思想的解放，各种思潮的碰撞

清末民初是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一个新时期，天足运动，天乳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思潮的发展，为女性追求自由与美丽提供了新的平台，减少了羁绊。天足运动极大的冲击了扭曲的封建礼教和自私的男性审美观念，使女性的脚得以解放，不但方便了劳作，也大大促进了制鞋业的发展。天乳运动则使更多的女性挣脱世俗偏见的束缚，转而关注自身，追求身体的自然美，同时，也直接带动了女性内衣、泳衣等的广泛传播。西方文明思想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与自由，改变服饰是他们行动的第一步，也是思想转变的外在表现。

参考文献：

[1]粤女学生怪装[N].大公报，1913-6-15.

[2]丁世良，赵放.全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4]民立报[N].1910-12-23.

[5]民立报[N].1911-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