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争议中国模式

进入2010年，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第三季度超越了日本，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容置疑、东方大国的崛起呼之欲出，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有关中国模式之争又掀起一波热浪。“中国模式”的字样甚至登上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媒体的显要位置。一些西方知名大媒体有关报道中国封面文章频繁出现，有关中国模式的概念、特征、未来等出现大量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尤其是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可以复制、是否可以输出，对世界是福是祸等等都成为争议的焦点。

赞同中国模式

在众多支持中国模式存在的学者看来，过去30多年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就是称其为中国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没有成功有效地政治体制，经济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不同学科不同经历的学者对中国模式之成功有不同解释，其共同的特征是中国文化、中国当代体制的自觉和自信。在为中国模式辩护中，各路知识分子迸发出来的这种自觉和自信，是这场模式之争的意义所在。

张维为： 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根源在于其背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也是我对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一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

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最大的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的根源。

“文明型国家”也为我们观察西方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你把西方模式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来看待时，你便获得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从而也能更准确地把握其与生俱来的长处和短处，并可以大大增加走自己道路的自信心。

总之，中国模式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它背后是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底蕴，它只会通过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作者系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郑杭生：“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它来源于对中国所做事情、所走道路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自己进一步的实践，并对别人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使用“中国模式”这个反映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和过程的真实概念。

“中国模式”这样的概念具有简明性、鲜明性，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具有很大的通用性和普遍的易接受性，有利于促进国际对话。（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文章载于《北京日报》）

邓正来：生存性智慧是中国模式的精髓，这个概念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的研究而专门建立的。生存性智慧是我们在实践中应对各种生存性挑战而形成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否弃那些唯知识导向的研究，并开启智慧导向的自省。（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宋鲁郑：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和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崛起相比，中国没有对外掠夺、殖民，没有战争，完全是和平崛起。中国和各国不是零和，而是双赢。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中国的成功让西方实现了产业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打破了西方对制造业的垄断，可以使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以更低和合理的价格购买到需要的工业品。另一方面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资源销售上的定价权，打破了西方过往对原材料等的垄断定价权。

另一个方面在于创造奇迹的难度。中国模式不仅仅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挑战，更有经济转轨的困难。对于中国改革之难，西方有这样的评论：这如同在一枚硬币上让一艘航空母舰进行一百八十度的转向。然而，中国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

最后一个因素是其规模。西方模式诞生五百年来，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的全面发展，但其代价也是极为沉重的。尽管如此，西方模式仅仅解决十亿人的发展问题。以西方为榜样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于贫困当中。而中国模式涵盖的人口高达十三亿。

我认为中国有两个方面的传统：一是中国百姓的勤劳、节俭。二是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中国模式虽然很成功，但却很难被他国复制（其实西方模式也一样 ，大量向西方取经但却失败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例证）。原因就在于很难找到一个如此勤奋节俭的民族和强势的政府。更何况中国的规模如此之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模式怎么能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本文为作者在巴黎中国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郑永年：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

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到西方那样的模式。（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福山： 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

康德拉绍娃： 我们理解的所谓“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一概念，既要包括发展的主要目标，又要涵盖实现目标的方法。也就是说，既要有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规范，又要有为实现主要目标建立的政府政策体制。

当代的中国改革者探索了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完全否定了教条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愿意修正马克思主义，使其更符合中国国情。这种探索的结果是强调政府和共产党的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该理论模式可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新模式将不同于“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而是将更关注民生、环境保护以及科学而均衡的发展。该模式将对全世界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给人类设计崭新未来提供灵感。（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不赞成提中国模式

长期以来，现代化发展模式，不止是一种发展道路，它还蕴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中国模式作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的东西提出来，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模式是对西方价值的一种挑战。因此，出于政治考量，中立派建议中国自己不要宣传“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家影响。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

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的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果改进“中国模式”，正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俞可平：“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中国模式”的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但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模式”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效仿的。

在我看来，“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章原载于《人民论坛》）

吴敬琏：近两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中国靠的就是国家的行政手段。把它看作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甚至说是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

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是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的。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2009年实施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下就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再次被提出。这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多年来进展一直不大，原因何在？这也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推进改革。（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0年第9期）

萧功秦：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邓小平时代是利用时代建立起来的强势国家力量的政治资源，来实现对全国的有力组织和动员，并以此为杠杆，来发展市场经济的。一旦反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被遏制了，一旦要求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自由主义也被排除了，那么，这种由用来推行乌托邦工程的强势政府力量，转而用来进行向市场经济竞争性秩序的转型，却可以发挥人们原先意想不到的积极功能。强势政府一旦放弃乌托邦试验，而发展市场经济，反而十分得心应手。中国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放权让利，让各地、各企业、各社会阶层成为市场经济的棋子，激活了每个个体的原动力。

于是，中国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有限多元化的威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路径的产物，中国模式的优点，正是来自“强国家―弱社会”结合的结构。考察这个结构的优点，我们可以说，它可以避免现在大部分国家陷入的民粹―福利主义陷阱，但这种结构同样又是中国当前许多困境的根源。如腐败的困境、国有病的困境、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等。

如果这些困境下的社会矛盾无法通过体制的自我完善和改革来解决，积累起来的矛盾就只会延后而不会消失。这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国家在有效压抑社会矛盾爆发的情况下，有足够时间来解决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矛盾，但坏处是，如果矛盾困难不能得到解决，就会不断积聚下来，如同火山一样，来一个总爆发，这就是社会冲突理论中所说的低频率、高强度的冲突。

经过分析，我认为中国模式需要改良，而改良的关键是发展公民社会，让强国家和强社会结合。因此发展公民理性，培养公民社会，应是今后三十年的当务之急。（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潭：“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在于基本摆脱了过去“”和“”等国家运动式的治理经验教训，采取了走向“不折腾”的制度化治理方式。它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然而，中国模式的“诺斯悖论”不容小视。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和GDP增长仍然呈现递增势头，但经济结构存在着诸多积弊和不合理的现象，资本和人才流失会进一步加剧、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所出现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再有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等、不便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当下和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对改革实行改革”的要求需要建构改革的再生产机制，中国改革的协商机制、补偿机制、纠错机制和法治机制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走向“不折腾”的制度建设，必将成为维持和推动“中国模式”的必然之路。（作者系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对中国模式持异议态度

在国内外学者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模式的同时，反对的声音却似乎一样强烈。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反对使用中国模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对此，听者或许可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种理解是中国的发展确实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另一种理解是所谓固定的模式很有可能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物的，如果不是或不像西方模式，那么就不能成为模式。

许纪霖： 我们对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提法要非常慎重。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要从特殊的经验发展为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它应该有相当长时间的过程。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年，从时间上说，这个阶段还太短。同时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式必须经历过一次很大的内部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它必定能通过这样一种大的危机，从中重新走出来，证明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局部性的经验上升为具有普世性的模式。其二，现在对中国模式的论证，都是在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模式即使是特殊的，又具有多大推广的普遍性？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的论证，还需要实践的证明。我们今天太多的是强调文化因素。如果中国产生了一种模式，一定是一种文明。也就是说文化是特殊的，解决一个民族内部的问题，但是文明是普世的。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明大国，但在今天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能创造一种具有普世影响的文明，而不是特殊的文化？这一点今天依然需要证明。

这三十年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但在我看来，中国今天仅仅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我这里说的文明，相对于富强，指的是一种价值，一个民族、国家追求的价值，以及与价值相关的制度，特别是社会、政治制度。在这方面，中国还处于转型中，在核心价值上，中国还处于迷失状态。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文明的崛起。只有等到文明的崛起，才有可能形成对全世界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模式。（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科尔奈： “中国模式”的“模式”一词，更多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东西。（作者系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文章来源：“财经网”）

袁伟时：当前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处于转型社会，现在谈中国模式太早，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在博弈，无论支持哪种主张，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全面现代化以前，人均GDP进入世界前10名以前，必须特别谨慎小心，不要头脑发热。（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本文原为作者接受《香港商报》的采访录音，略有修改。）

（摘自《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和12月20日《北京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