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需先弥补短板

经过近20年国民经济和教育的高速发展，随着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农村逐渐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的出生率不断降低，教育整体已超越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教育外部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我国教育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伴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优先发展教育正在成为现实。

在这一背景下，长期为教育贫困所掩盖的各种教育问题开始显露。教育问题正在从外部转向以内部问题为主。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教师，二是教育的体制、机制。无论普及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均衡、提高教育质量，教师都是关键的因素。但是改善教育的供求关系、提高教育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公平性、人民满意的情况等等，都有赖于启动和推进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教育公平呼唤政府准确定位

对当前教育的主要矛盾，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提供不足的矛盾”，从现象上看似乎如此，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一方面，从事物的发展规律看，教育差距客观存在，资源永远短缺；另一方面，在教育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公平感受和满意度反而降低了。显然，问题不完全是供求关系，而是分配过程中新增加的教育机会如何分配的问题。

毋庸置疑，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以钱择校、以权择校，将用金钱和权力交换教育机会的不良做法合法化、制度化，才是义务教育阶段恶性择校竞争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当前的现实教育问题凸显了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当前，我国改善教育的主要努力就是增加教育投入，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优先发展教育，不仅需要增加投入，更需要优先改革教育，推进新的制度安排，实行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但是，在当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恢复教育的公益性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这种变化：政府掌控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承担起更多的公共服务财政责任的同时，行政权力也随之扩张。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并没有按照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扩大学校自，提倡校长办学、教育家办学，而是继续强化行政权力，维持“教育局办学”的状态；二是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许多地方的民办中小学正在萎缩和被“边缘化”。

其实，对政府而言，扩大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扩大行政权力；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并不意味着集中资源、强化行政控制。政府应以服务导向，站在消费的立场，对公共服务的结果进行评价和监控。同时，政府要改变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由原来的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用多种方式和途径满足社会需要，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品质。教育的选择性、丰富性、高质量，主要建立在学校自主性和活力的基础上，并且靠体制、机制的多样化来保证。

地方政府需要建立新的教育政绩观，将扩大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具体化：促进教育公平从起点的平等向过程的平等深入，改善教育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提供方式，建立新型政校关系。同时，增加教育的多样性、选择性和丰富性等体现着政府新的发展观，政府应该在这样的方向上，推进教育现代化，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教育有钱之后，应当如何花钱

在许多城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过数年的经济发展，已基本实现了薄弱环节改造、硬件资源的均衡分配。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年年攀升，也越来越愿意为教育花钱。比如重庆市政府就有“大手笔”，敢为教育花钱。一是一举免除义务教育“普九”欠债,一共20多亿。二是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重庆2007年经考核后转为公办8000人（全市共有代课教师1万人），约花费2个亿。三是实行教师津贴。由于实行“两免一补”后，教师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为此，重庆市决定为每位教师每年补贴1500元。从今年起，市级财政每年将安排8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品学兼优普通高中生。据介绍，2007年全市已有5300余名高中学生人均获得1500元的资助。

在教育领域,虽然各种积累下来、有待解决的难题不胜枚举，但是政府在强化和扩大公共服务时，应当先救穷救急，解决影响面最大的全局性问题。现实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给个别学校“锦上添花”多过于对教育资源贫乏的农村等地“雪中送炭”。

在教育资源基本均衡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又开始打破均衡，开始重新制造拉开学校差距的“教育竞争”，如不久前，成都市花2亿元改造一所名牌中学，遭到广泛批评。制造学校差距的冲动既源于突出重点的传统工作模式，也源于应试教育格局中深刻支配地方政府教育行为的升学率竞争。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是十分脆弱的，需要警惕重新制造差距的行为。

“儿童优先”还是“高中优先”

现在，一些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经济发达地区，提出了扩大免费教育阶段的命题。珠海就已经率先成为实行从小学到高中12年全免费的城市。珠海市委、市政府决定“从2007年秋季起，对本市户籍的中小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免书杂费，高中教育阶段免学费”。为此，珠海市未来三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将要增加40个亿。

和珠海一样，目前已经有不少地方实行了12年免费教育的设计，但是基本都是向上延伸 ――在高中阶段实行免费。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高中教育成为新的瓶颈，这些地方的选择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然而，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设计，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向下延伸――优先发展和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与高中相比，学前教育、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显然被极大地忽视了。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考虑，幼儿是更为弱势的群体，理应受到善待，正如一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照顾。同时，与高中生相比，幼儿数量更为众多，按照优先面向大多数人的原则，也应当优先重视幼儿教育。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教育经济学的有关研究已经显示，教育阶段越低，教育的社会效益越高。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称，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是“从投资中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由于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在许多国家都被视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福利性。2001年，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确立了“适龄儿童基本能接受学前教育”的教育目标，提出“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体现‘儿童优先’原则”。

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心过高，是一个老问题。由于过度偏重高等教育，致使义务教育的普及滞后，至今尚未全部完成；幼儿教育就更为落后，幼儿教育是我国各级教育中最为薄弱的阶段。根据2006年统计数据，全国近6000万3～6岁的儿童入园率仅为42.5%。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张力教授的报告，这一数据在2010年将达到55%。但这显然也不能达到“适龄儿童基本能接受学前教育”的目标。我国幼儿教育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一直在1.2%～1.3%的水平；这一比重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国是16.4%。而且在城市，幼儿入园率虽然较高，但由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上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超过上中小学的费用，并出现了不少“天价”幼儿园。城市幼儿教育面临体制不健全、管理混乱、收费畸高、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

在经济发达地区新一轮的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如果能够优先普及和发展幼儿教育，将其纳入公共服务的范围，实现《纲要》的目标，难道不是也可以与高中教育免费相媲美吗？

事实上，教育公共服务扩大的方向很多，教育欠债和需要补偿的地方还很多，除了幼儿教育，还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等等，好的公共政策应当是努力弥补“短板”，追求各类教育的均衡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