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就要上网

昨天逛一逛北京王府井书店。一进去就发现顾客们围堵着以总理的笑容为主调的图书海报，“噢，中央领导人又出书了?”抱着好奇心过去凑热闹。

果然如此，新华社总编室上个月刚刚推出了一本书叫《信心与希望――总理访谈实录》(新华出版社)。这本书容纳着温总理在2010年2月27日、2009年2月28日、2009年12月27日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的实录。

中国总理接受网络访谈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中央最高层已经把网络空间视为名副其实的舆论环境；把网民视为名副其实的公民；把上网视为名副其实的信息渠道。这本书的出版本身传达了中央领导对民众的信号：网民要有信心，中国会有希望。

对于我们外界中国观察者来说，了解中国民情，就必须要上网。因为，老百姓的想法在那里；要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心情，必须要上网，因为，中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民情、民意、民生。这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新三民主义”。

2010年3月底的一天，我与中国外交部的一位高官座谈，讨论最近在中美、中日之间引发热议的敏感话题，商讨日益引起大关注和大反响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对外交政策及其决策过程的影响。

我对于网络舆论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影响表示浓厚兴趣，指出一个观点：西方意义上的“舆论”或“民意”(publicopinion)从当今中国国情与视角看基本可等同于“网络舆论”了。因为，对其人口已经超过4亿的网民来说，因特网无疑提供着最宽松的言论自由和话语权。

那位高官回应说：“网络舆论确实对我们具体负责事务的官员来说是个压力，直接影响决策制定，毕竟，领导人也关注着网络舆论，不能不面对，甚至有时迎合网络上的民意”。

“网论(Net Opinion)”――网络的舆论和网民的言论，正在深刻影响政府决策过程，并起着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作用，尤其在中国有关部门对我祖国――日本的政策与对策上。

坚信，“日本”这一极为抽象而象征性的概念就考验中国“网论”及其对决策影响而言是个最佳实验室。历史与现状折射出一个道理，即日本对中国来说永远是个内政。反过来讲，中国对日本来说永远也是个内政。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态度以及中国社会对日本的依赖等有可能决定中国政府的正当性、中国人民的成熟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

从我作为日本公民的立场来说，不管从历史、现在，甚至未来的角度看，“日本”这一具体而实质性的产物对这些政策、态度及依赖和正当性、成熟性及现代性，是有巨大责任的。因为，它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内政，改变中国的历史。最近，一位哥儿们，《新京报》记者刚刚也出版了一本书叫《日本改变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看来，我的观点也能够引起中国同行的共鸣。

或许，饱受争议的东海油气田问题和毒饺子事件是个典型案例。关于前者，中日官方在2008年6月达成原则性共识，却随后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关于后者，2008年1月以来长达两年以上的时间内困扰并纠缠着中日高层和政府相互信任关系，今年3月底突然得到暂时解决。

在观察这些敏感问题的过程中，我始终无法摆脱一个问题意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影响对外政策的?之所以说“对外”，而不仅仅是“对日”，是因为日本因素对中国民族主义起的作用具有“持续性”的同时，也日益“相对化”，即它对其他国家――美国、法国、印度、韩国，甚至朝鲜等，也越来越发挥作用。

当代中国以网络舆论为代名词的民族主义正在呈现出“对日相对化”和“对内普遍化”的态势。这一现状对主张“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来说是个难以解开的“麻烦”，尤其在2008年到2010年这一“国家大事”密集的时期，有关部门有任务高效治理舆论环境，维持“稳定压到一切”和“经济发展优先”。

然而，有一点警惕的是，多年“被折腾”的中国民间或草根力量正在带着浓厚的“排外主义”，甚至形成集团势力。那么，由于中国外交人士和部门无法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地展开对外政策，因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客观上将受到损害，其国家形象有可能再次陷入低谷。“国家形象”则是如今国际关系当中极为重要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