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范文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篇1

关键词：乡村文化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一、乡村文化离散并失去自我整合能力

乡村文化离散意味着传统社会特质的破坏，农村社会处于多变的、不稳定、不完整状态。

（一）乡村社会边缘化与乡村文化的虚化

乡村文化因其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但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据调查，当今乡村娱乐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色彩。许多地方村民娱乐时间趋于标准化，以往民间艺术、传统节日形成的狂欢逐渐逝去，国家法定节日和一些“洋节”成了乡村娱乐的借口；在娱乐方式上，传统与现代并存，但现代娱乐方式逐渐占据主动。许多民间艺术要么后继无人，要么缺少市场，逐渐被城市强势文化所淹没。

在一切以金钱为价值标准压力下，乡村本土文化秩序也解体了。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以年长者为主导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边缘化。……而那些经济上的成功者恰恰又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不足以积极介入乡村文化秩序的积极建设之中，乡村本土文化秩序瓦解也在意料之中了。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

（二）乡村价值空心化

由于城市化进程，乡村出现人才资源的空心化，并由此带来价值空心化。大量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常年或不定期脱离了农村生产实践。因为人才的大量流失，土地粗放经营、粮食种植单一化、乡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人际关系疏离、传统文化和手艺后继无人、老无所养、少无所教等后果已经日渐显现出来。因此，黄波断言，乡村不再是一个让人心灵安妥的地方，在精神层面，当下的乡村还有没有独具的价值已成疑问，当然更无法输出价值，无法成为社会中重要的一极了。

（三）乡村伦理危机

传统的乡村伦理对维系农村的社会秩序、传承中华文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中，城市的“文明”和“非文明”会同时影响或侵蚀农村原有的文化根基，乡村价值取向前所未有的混乱、多元、模糊。

随着现代性的因素的影响，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逐渐被抛弃。家庭失和、邻里失信、古道热肠的善举日少，图名逐利日多，乡村吸引力减弱、公德操守缺乏、恣意破坏生态增多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传统价值观已不大认同或存在认同困难。但现代化的思想和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成为当代农村主流的价值观。

二、乡村文化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历史上看，乡村文化危机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缩影。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历次劫难或追捧中变得模糊了。基于现代性的追求，“城市”就会被当做是富裕、文明的象征、文化的中心，而农村则是贫穷的、野蛮的，是文化的沙漠。本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给乡村文化的并不都是田园牧歌式的温馨与浪漫，对乡村文化中的封建、愚昧、涣散、狭隘、偏执等落后思想和观念进行清理也是必然的。但是，鉴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非线性的，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三者交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是对现代的消解和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标准化、同质化、产业化和规模化，而乡村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差异性，而且受方言、风俗习惯、等影响，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无形中加大了传承的难度。

第二，从文化生长的环境看，当乡土中国变成离土中国，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后，故乡只是一种形而上的仰望。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乡村文化的解体，其核心正在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由原来的集体经济转向农村分散经营机制，村民观念中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农村人际关系离散，传统伦理约束力下降。农民的流动改变了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也改变了乡村文化和风俗习惯，转型中的乡村出现文化断层。三是乡村工业化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那种和谐与宁静不复存在。四是现代农业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现代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但同时也淡化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对动植物的禁忌保护，这种建构人与环境关系的文化观念与宗教意识在现代社会日渐式微。失去敬畏的乡村文化自然也就没有约束力了。

第三，从文化传播方面看，伴随着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乡村文化消费已经越来越和城市同步，都市强势文化之下，乡村文化日渐萎缩。首先，从娱乐方式上看，村民过去群众性和组织性的文娱方式被自主的休闲方式所代替，一些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诸如耍狮子、唱大戏等娱乐活动难以开展。其次，从传播内容上看，媒体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要么太少，要么虚假。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文化高地”的信息。而真正的都市文化、现代文化并没有或未能真正走近农民，消费主义文化伴随着各种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几乎所毫无悬念地占领了农村市场，乡民在这些貌似先进的强势文化面前必然会惶恐、焦虑，对自己固守的价值观产生怀疑、鄙视甚至完全放弃。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乡村文化建设

（一）乡村文化的整合与构建意义重大

首先，有利于重建农民的生活价值，解决过渡时期农民，特别是80、90后年轻农民的归宿（重要的是精神归宿）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考虑到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完成城市化的时间可能还要长。其实，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了现代化水平，农民的市民化程度也不会同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正如贺雪峰所看到的那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0年，农村人口只能十分缓慢地转移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农村目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也将长期延续。”这就意味着农村依然是多数农民最终的归宿。

其次，有利于激发起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现代意识，增强村庄的文明程度和凝聚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农民是农村社会实践的主体，缺少农民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对亿万农民进行精神洗礼的新农村建设也是有缺陷的。但在各地乡村建设中，我们看到农民却在这场关切自身利益的建设中作为一个整体失语了。据中国网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农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但80%的人又对其内容知之甚少，还有24.8%的农民表现淡漠怀疑和悲观。对新农村建设主要靠谁，只有14.4%的受访者认为靠农民。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和政府的动员机制不到位有关，更和常年在外的农民对农村建设缺少热情和支持有关。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乡村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与一般价值体系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时代的先进性、超越各种局部利益的超脱性、以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决定了其能在乡村离散文化的整合中发挥其他文化所难以发挥的作用。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整合乡村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趋势，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规范着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和稳定秩序。因此，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从现实看，首先，中国正在向文化大国方向迈进，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建设的关键，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统领，中国难成真正的文化大国，充其量只是世界强势文化的殖民地或市场。其次，我国是个农民人数占多数的国家，乡村建设成败既关系整个国家建设成败，也关系到广大乡村自身特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前，乡村文化内生乏力，各种外来文化又良莠不齐令乡村无所适从，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既不可能简单回到过去，以传统文化统领，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建设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神导向。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重建乡村文化尊严。贺雪峰在他的《乡村的前途》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大量的研究和事例表明，当今乡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相对贫困，而是到处可见触目惊心的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不仅存在于物质生活水平贫穷的地去，同样也存在于物质生活比较甚至非常富裕的地区消费主义文化成为许多地方农村生活的主宰意识形态，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重建农村的价值系统，目的是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摆脱消费主义和享受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从而拥有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要建构一种农民能够认同、接受的文化价值系统。当然，在城市作为一个参照系存在时，如何说服农民不去攀比是困难的。因此，乡村价值重建实际应该是一场全民的文艺复兴运动。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套正向的、积极的价值系统，乡村价值重建才能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陈锦晓.我国农村离散状况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8(31).

2、王华.视像主导与乡村生活――有关大众娱乐的一次文化研究[J].天涯,2010(2).

3、黄波.富人治村的背后是乡村价值空心化[EB/OL].省略/commerce/2009-11-11/465795.shtml,2009-11-11.

4、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5、国情报告: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DB/OL].中国网.

6、倪伟.精神生活的贫困[J].天涯,2006(5).

＊本文系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资助（10JDJNJD301）《乡村文化的整合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农村建设》项目部分研究成果。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篇2

关键词：女性文学 乡土文学 创作转变

引言

本世纪初，女作家林白相继推出《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两部作品，作品的书写题材和风格与其早期作品迥异，创作变化引起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和分析。这一效应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

首先是林白变化跨度之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不仅仅表现在那个曾经沉溺个人世界、注重个人体验的林白开始体察他人、关注外部世界，《万物花开》中，在她独具女性特质视角关注下所呈现的“乡土世界”让人惊叹。而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妇女闲聊录》，在这部作品中，林白完全放弃了个人主体的介入，承认“他者”的言说地位，选择站在“倾听者”、“记录者”的位置进行文本呈现，这是写作方式的一种极致表现。

其次则是林白本身所具有的代表性。在转变之前，林白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家，“身体写作”的早期践行者之一；伴随着《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作品的出现，她走进了农村底层世界，进入了“乡土文学”的书写范畴。林白的这一转变在众多评论家眼中有多个层面的意味：表现出女性文学创作的突破可能，涵盖了乡土文学发展的可能性……本文试图结合林白这一典型个案对“女性文学”、“乡土文学”这两个具有历史发展脉络的概念进行阐述和梳理，在明确林白创作转变意义的同时，归纳出“女性”、“乡土”等研究范畴的意义和局限所在。

一、以“女性文学”为考察维度

何谓“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范围至今没有圈定。根据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归纳，主要有三种界定：1.只要是女性写的就是女性文学；2.女性所写的表现女性生活体现了女性风格的文学；3.女性所写的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刘思谦指出三种界定局限性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界定抹杀了近代女性文学产生的可能，同时在“现代人文精神”、“女性主体”等概念上陷入本质主义的认定。本文认为，应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从历史角度和审美角度对女性创作文本进行考察和辨认。

自晚清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缺乏独立的发展空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先后与个性解放相结合、与抗战救国相结合、与民族复兴相结合。进入到八十年代，在男女平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文学开始获得相对自主的发展。“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初期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关注自身的创作所呈现的世界，是之前男性作家所不曾表现的。

然而，“关注自身”的资源终归是有限的，“对立”模式下的女性文学发展终归存在问题，刻意的对立使得女性创作容易自我束缚，题材风格均受局限。实际上，女性文学创作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因素和社会背景，林白所表现出的创作变化正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女性文学来说，林白的创作转变有着以下两个层面的意义：

（一）为女性文学打开新的创作维度

九十年代以来，伴随市场化经济发展，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进入城市，知识分子逐渐远离农村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农村。在这种背景下，林白的创作触角拓展到农村乡土世界，她为女性文学打开了新的创作维度，进入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场域。与丁玲的创作转变不同，林白关注乡土世界并没有放弃独特的个体意识；与萧红的创作不同，林白是在明确地获得了女性意识的情况下自觉地关照乡土世界。

（二）为女性文学获取新的精神资源

当林白的创作视野从个人的内心世界拓展到乡土世界之后，关注对象由女性知识分子拓展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广大农村女性时，个体本身所蕴含的孤独和歇斯底里被群体的一种自由自在、包容乐观的精神所渲染，单一的“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被这种新的精神资源所吸纳甚至消解。这对于从对抗要走向多元化建构的女性文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二、以“乡土文学”为考察维度

“乡土文学”则是本文考察林白转变的另一个范畴，它同样面临界定的困扰。这一概念最早由鲁迅提出，指出“离乡”、“侨寓”的特质；周作人则突出“乡土”的“地方色彩”、“风俗画面”等特质，指向蕴含地方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茅盾更强调民族、国家、阶层的意识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市场化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下，乡土、乡村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创作资源所在，“乡土文学”被寄予新的意蕴和期待。有人认为“乡土”指向一个实体的场域，有人则认为“乡土”是独具民族、国家、地域文化意识的共同体，也有人认为“乡土”是一种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精神想象体……在笔者看来，“乡土”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伴随着历史进程发展发生着变化，界定是否属于“乡土文学”必须结合时代、社会、文学等多方面因素。

充满“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的写作不一定能够进入“乡土文学”的考察范畴，如林白以广西南流为背景的早期作品。《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这两部作品让林白进入到这一考察范畴，这一变化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林白涉足了这一题材，更为重要的在于，林白自身所给出的姿态，一种“向民间语言学习”的姿态，一种低于大地的姿态。

对于“乡土文学”来说，林白的创作转变有以下两个层面的意义：

（一）为“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在现代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我们不禁会这样担心，现在书写乡土的作家大都有自己的乡土经验。伴随城市化的推进，当自我的乡土经验消失之后，“乡土文学”如何继续和发展？当林白转向“乡土文学”的创作，我们看到，她所拥有的极具个人特质的思想带给乡土世界新的色彩，充满想象力的《万物花开》生机勃勃。而《妇女闲聊录》是一种新的尝试，它的乡土书写建立在“他者”这一主体的个体生活经验之上。

（二）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乡土世界的路径和姿态

以往进入乡土世界的作家，大多以一种代言或启蒙的姿态，他们往往局限于自身的角度和立场，用自身的生存逻辑和生命理念进行覆盖。对此，林白有自己的思考：“对底层的关注是必须的，但我们希望不是站在外面的一种张望，而是置身其中……”对于她所关注的“底层”，即在《妇女闲聊录》具体书写的乡土世界，她采取了一种“倾听”、“记录”和“自白”的姿态。

三、“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研究范畴的意义与局限

当依托“女性文学”、“乡土文学”等坐标对林白作品进行考察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这样的考察方式有何独特的意义？这需要回到坐标本身进行讨论。

文学史并不是简单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排列，它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它要绘制一个文学的空间，展示发生过的文学现象，并为他们的产生和联系提供合理的解释”，谁来提供解释？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解释？文学史本身的排列不得不包含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中将不得不接受收编和利用。当“女性”、“乡土”等研究范畴对文学史进行划分梳理时，这一作用体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女性文学”承担着女性主义呼唤女性精神独立自主和独特审美表现的期望和寄托，“乡土文学”在当下则主要承担着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现实担当。

明确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握“坐标”即研究范畴梳理的作用和意义。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面向丰富的文学文本，它们能梳理出更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条理划分；它们所具备的针对性能呈现部分被整体文学史所忽视或湮没的文本；它们能依据新的视角对某些文学作品重新解读，赋予它新的意义。它们是整体文学史有效的补充，是文学多元发展的一种体现。当然，这种研究范畴的划分存在局限，往往会牺牲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多样化的文学研究范畴在努力展现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范畴与范畴交叉是否能获取文学发展的真相，或者把握文学的本质性因素？当以林白为个案将“女性”和“乡土”两者相较时，我们可以看到：

（一）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女性”，还是“乡土”，当放置在二元分化的视角下进行关照时，它们都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女性”――“男性”，“乡村”――“城市”。这种边缘挑战中心的模式往往蕴含着一种“力”，“反抗之力”、“自在之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力量的存在，林白才能从“女性”走向“乡土”。

（二）无论是“女性文学”，还是“乡土文学”，他们都存在“代言”的困扰。从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到“后殖民女性主义”，女性的集体概念支离破碎，谁能代表女性？谁能为女性说话？女性文学走向了“基于个体女性经验”的书写。而“乡土文学”的书写同样充满争议，当知识分子从农村进入城市，当他不再是作为一个农民，他如何为农村、为农民代言？他们只能采取回忆或想象的方式。

不同的研究范畴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然而，研究范畴的意义并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衡量标准。“归根结底，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既不可能仅仅决定于作者或作品主人公的性别，也不可能只关乎批评者的性别观念、性别立场，而是取决于作品本身丰富深厚的生活内涵能否在尽可能高度的程度上得到完美的艺术表现。”这句话适用于任一文学研究范畴。语

参考文献

[1]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J].南开学报，2005（2）：2.

[2]林白.生命的热情何在――与创作有关的一些词[J].作家，2005（4）：5.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篇3

[中图分类号]c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3-0003-04

本文所讨论的乡土历史课程及教学，限定在基础教育领域。

记得英国的课程专家曾就乡土历史课程的学习时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当学生欲进行系统的历史学习时，本着地域位置“先近后远”的原则，先由家庭（家族）的历史出发，进而涉猎社区（乡土）历史，再到本国史，最后才是外国史。这个观点为很多国家所采纳，有些国家即便未在本国史的系统学习之前专列乡土史，其本国史的开篇部分也总不忘先从家庭（家族）的历史引出，进而涉及社区（乡土）史，然后才算“言归正传”，开始本国史的学习。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20世纪也曾采用这种历史学习的序列。中国大陆在最近的五六十年中，则多将乡土历史的学习置于中国史与世界史（严格意义上似应称为“外国史”）之外的“辅助”地位，也就是所谓“结合乡土历史资源”开展教学，或者虽将乡土史课程单列出，但设置上则作为选修，其从属性的地位不言而喻。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对于乡土历史教育的逐渐重视，乡土历史教学的地位似有所抬升，但其从属性的地位并没有本质性改变。这一时期，乡土历史教育自民国后再度被赋予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即所谓“爱家乡是爱国家的前提”。基于这种观念的乡土史教学也以获取可信的历史知识作为强化这种教育的前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由知晓而生关爱之心”。这种认识本也无可厚非，只是既然以获取知识为基准，以知识直达思想教育为鹄的，那么严格意义上讲，不必走出校门，在课堂上由教师“布道”乡土历史知识，岂不也能达成这种目标？这也就难怪，直至今日，乡土历史教学能以穿插式、专题式进入常态课堂，已属不易，间或有抬出“读了常易忘记，做过遂入人心”的教育心理学理论，采用调查访问、实地考察等学习方式开展教学的，其基本的立足点也异化为“实地去看看”或“了解到真相”，即认定借此可获取无可置疑的历史知识，因而也就很难说这是实质意义上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更谈不上史学思想方法的运用及贯通了。

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观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教学现状习以为常，乡土历史的教学恐怕也就无所谓前景而言。好在当下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尤其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渐人人心，促使我们不断反思这样的观念及现状，因而也就觉得乡土历史教育的目标内涵应予拓展，乡土历史教学中的史学思想方法应当彰显，乡土历史的教学方式应该具有实质性的完善，或许只有这样，乡土历史教学才会有新的前景。

一、拓展目标内涵

当下的课程改革，认定基础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因而，乡土历史的教育自然也应以公民教育为目标。毋庸置疑，爱国家爱家乡仅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公民教育还包含着社会责任、诚信守法、平等合作、勤奋自强，以及仁爱与包容、自由及民主、反思和批判等内容。

因而也可以这样说，爱国家从爱家乡做起，关心国家、了解国情从关注身边的人文历史开始，从唤醒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开始，应该把乡土历史教育抬升到公民责任、公民人格的培养角度去审视。透过乡土历史，固然可以引导学生继承优秀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振兴祖国大业，唤起他们自立世界之林的公民觉悟，也能激发其传承人类文明、保护文化遗产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或许更为直接，更具显性的操作价值，所以理应成为当下乡土历史教育致力的方向。

不难想见，因为了解家乡数百年来石拱桥建造的历史，因为目睹家乡古石拱桥当下堪忧的维护现状，便油然生成“保护家乡古石拱桥”的意识；因为了解到虹口八字桥畔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历史，因为惊诧于当今来往于八字桥旧址的人们已普遍遗忘了那段过往，便觉得应该自发编制、分发宣传页提醒人们勿忘前事；因为了解到霍元甲及精武体育馆的历史，因为感慨于旧址的荒废及旧事的湮没，便奋笔疾书，呼吁有关部门善加管理，并希冀将其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直至事成。不甘于仅是知晓过往，不甘于将历史承载的爱国之情仅是蕴于胸中，而是秉承公民的责任，通过具体的行为将这种“知”与“情”，化解“惊”与“忧”，这种不甘于“坐着说”，而是“起来行”的观念及实践，这种由自觉、倡议、激发周遭更多的人来关心身边历史的人文情怀，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的体现。

二、贯通史学方法

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历史无疑是基于史料证据和视角的解释。因而，历史并不是不需要怀疑和证明的，那种把历史当做绝对客观真理的做法，极易导向历史认识的教条主义或是虚无主义。同样，因为将历史学习定位于“绝对相信”，历史教学也就很容易陷入“背多分”的泥潭。

历史认识是基于史料证据的。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乡土历史的学习会更多地用到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这便与学习中外历史课程的常态教学有很大不同，因为常态教学是相对偏重文献史料的。虽说作为实物史料的遗迹、遗物未必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和原貌，但其毕竟足以弥补文献的空白；口述史虽然重要性与危险性并存，但其毕竟扩展了获取证据的渠道及数量。史料的求证过程是“疑”字当先的，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排除了这种“疑”，方可获得可信的历史。因而，发掘并借助实物、尤其是口述史料学习乡土历史，对学生史学思想方法的训练、历史思维能力的提升而言大有裨益。当然，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尽可采用文献、实物与口述三类史料参证及互证的方法，以形成历史认识的证据链，能够有效提升认识乡土历史的信度与效度。

以上文提到的“家乡古石拱桥的保护”为例，学生由当下家乡古石拱桥的现状引发忧思，接着便可从区（县）志、镇志及有关档案文献中搜集并摘录关于家乡古石拱桥建造的年代、人物、背景、作用等历史信息，将其整理成表，进而在地图上标示；在文献检索时尤其要注意古石拱桥的原始照片，可复印后贴在表图的相应位置。然后，采用实地考察与调查访问并行的方式推进。实地考察这些古石拱桥的现状，并以笔记报告辅以摄影、摄像方式（这便是获取实物证据了）记录下来，根据受损及保护隋况分成若干等级，在表图上做好标记，最好把历史上的原始照片复印件及实地所摄的照片置于相邻位置，以便于比较，从而更好地说明问题。同时，可以访问生活在古石拱桥附近的老人，请他们谈谈对这些桥的印象，说说这些桥的历史，同样以笔记报告辅以摄影、摄像方式（这便是获得口述证据了）记录下来，在表图中做好标注。最后，把文献、实物、口述三方面的证据摆在一起，互相印证，去伪存真，留下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便可撰写关于“家乡古石拱桥的历史及保护现状”的调查总报告。之后将报告文本以书面形式递交有关部门，以此呼吁保护古桥建筑，珍惜文化遗产。学生通过如上乡土历史的学习过程，其对于各类史料证据价值的认识无疑会有所提高，对于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一定会有所帮助，这种浸润着史学思想方法的学习方式，便是在倡导历史学习“疑而求证，证实方信”，“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思维品质，较之一味传达所谓“绝对可信”的历史知识的教学方式，高下立判。其实，上文提及的“八字桥的回忆”和“精武体育馆的历史”两例，也可采用这种方式开展学习。

历史认识不仅是基于史料证据，也是基于多重综合视角的。因而，乡土历史教学一样可以引导学生运用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思想认识等具体处境的视角，解释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与影响；一样可以指导学生运用从自然环境、经济状况、政治形态、文化传统、社会生活、时代特征的视角，有重点地解释与评价历史事件的联系、特征、作用与影响；一样可以指点学生运用基本特征、主要贡献、创新意义的视角，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解释与评价优秀文明成果的主要特点及贡献、作用与影响；也一样可以点拨学生运用时间与空间、相同与不同、联系与区别、量变与质变、背景与条件、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效果的概念和范畴，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基本史实和相关问题。但审视乡土历史，或许最重要的视角还在于从乡土的历史管窥国家的历史，构架起乡史与国史之间的关联。如何从近代乡土历史及其家乡生活习俗、人物命运的变迁中透射出国运盛衰的跌宕起伏？如何看待国家历史的荣辱嬗变、社会思潮的喷涌碰撞投射到家乡历史的变化轨迹，乃至乡里乡亲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何从乡史与国史相似的发展墨迹中看出细致的差别？如何从两者间不同的表征中看破其内在的联系？

以上文提及的“精武体育馆”为例，对于这样一个近代历史文化的遗存，其认识既要置于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民族觉醒、民族抗争的大时代背景下，又应关注清末民初武术是如何被抬升到国术地位，“以武保国强种”的社会思潮如何激荡普通民众心灵的时代特征，还须揭破为什么要在上海这个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创办精武体育会，同时点明以霍元甲（尽管他不是上海人）为代表的近代武术家倡导“弘扬爱国、正义、修身、助人的精武精神”背后的传统文化因子。如此，就将一个历史遗存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视野下来看待，所谓“物中有人，物中载史，物中蕴魂”，从而赋予了历史认识所需贯通的史学思想方法。也只有这样，方能真正窥破今天对于保护精武体育馆、弘扬精武精神的现实意义，乡土史的学习也就在这意义上有了“精气神”。

三、完善学习方式

如果说拓展乡土历史的目标内涵，是为了使学生由知晓而理解，由理解而热爱，由热爱而形成保护传承之心的公民人格意识，那么，贯通史学思想方法则将这种知晓和理解赋予了讲证据、重逻辑等史学特有的理性，从而使历史的学习方式更趋完善，也显得更有质地。

乡土史教学中史学思想方法的传达，离不开学生在学习方式上的模仿与迁移；学生模仿与迁移的前提是教师的示范（站在学生的角度便是接受与理解）。因而，即便是今天常态课堂中，以“穿插式”“专题式”引入乡土资源开展学习的，教师也务必要基于“我们如何知道（过往）”，“我们如何认识（历史）”的史学思想方法作出相应的示范，即重在对引入资源的证据价值进行信度与效度的判断、揭示，重在对引入资源的释史视角进行逻辑分析、比较，而绝非导向。对历史资源、历史信息的盲从偏信。尤其不要出现“拿当下的实物照片叙述过往的历史场景”，“拿单个人缺乏旁证的口述揭示历史真相”的荒唐逻辑，至于拿某些“戏说”历史的影视片段说事，所谓展现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就更要不得了。

乡土史的学习方式要以史学思想方法作为主轴，甚至是核心，仅仰仗教师示范是不够的。以研究性学习的开展为机缘，学生的实地考察、调查访问、比对排梳等，是推动模仿与迁移史学思想方法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参观“一大会址”，考察家乡的历史场馆，还是针对移民城市的特点探究“家乡的居民从哪里来”，抑或是以家庭账本、票证为载体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变迁，又或者是以家乡的作坊、邮局、报馆、交通、学校等管窥近代包括经济、市政、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在内的发展轨迹，凡此种种，均要着力体现对考古发现、档案文献、笔记回忆等不同资料历史特点和证据价值的认识；致力于对包括小说、诗歌、楹联、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作品在内的各类史料价值的判断；重视“原始资料”与“非原始资料”“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的区别，明了因对象和问题不同，历史材料的有效性与可靠性会发生变化；习惯于以多元视角综合解释与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文明成果；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基本史实和相关问题。‘

乡土史的学习必须运用以上史学思想方法而达成学习方式上的实质性转变。也只有这样，当学生以一个乡土史问题的探究作为自身综合素质评价的课题时，才能显现出其特有的质量与水准。一是在选题上会显得颇具匠心，至少会使人觉得具有家乡的文化情结；二是在探究方式上显露出史学的专业意识，即借助实地考察与调查访问获取资源，并引入了史料价值的判断和历史认识的多维视角。因为有自身基于乡土意识的实践经历和心得感悟，就有可能规避人云亦云的误区。至少，比起选择一个大而无当，或前人学者已做过深入研究的非乡土史课题而言，在缺乏新材料的大前提下，以一个十来岁中学生的阅历与感悟，要想另辟蹊径找到新视角对历史再作诠释，几乎无望。比之简单地拾人牙慧，乡土史的探究学习还是有望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的。毋庸置疑，借助于史学思想方法的实践，可以转变传统意义上以摘录、汇编、介绍为主要流程的乡土史学习方式，如果能进一步考虑将接受性学习与探究性学习、独立思考与合作学习相结合，史学探究能力与课题的规划、组织、协作等运作能力相结合，这便是从本质上完善了乡土史的学习方式。

总之，伴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的实施，乡土史教学秉承公民教育的大方向，引入史学思想方法破疑立信，知真求通，从而丰富、完善学习方式，凸显历史思维能力及学生综合探究能力的培养，关注历史意识、公民人格、社会责任等的形成，彰显人文关怀，她的前景就一定是广阔而美好的。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篇4

关键词：乡风文明；共同体；文化兴村；祥贝村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067-03

乡村文化建设如何能够立足并服务于本乡本土？如何才能动员农民积极参与乡村集体文化活动，从而在丰富农民自身生活的同时，还能加强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如何“低成本、广收益、可持续”地发展乡村文化？本文基于对义乌市祥贝村“文化兴村”个案文化社会学意义层面上的解读，对上述问题作出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文化兴村”战略功能分析

（一）实现了乡村多元文化的整合

在当前相当长的社会转型期内，乡村社会出现了封建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多元文化现象并存的局面，而且我们党也不可能回到改革前时代那样试图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重塑乡村社会主流文化。但是任由多元文化现象的无序存在，势必会带来村民价值认同上的混乱与迷惑。

义乌市祥贝村着力从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层面来整合与引导这种混乱不堪的多元文化现象。既然多元文化现象在农村已不可避免，那么可否对其进行有效整合与引导？只要这种文化现象有利于村民之间的团结，有利于村集体凝聚力的提升，有利于村民集体认同感的加强，我们都应积极地对此进行引导与鼓励。义乌市祥贝村以“文化兴村”为理念提出了“发扬先辈传统，弘扬时代精神，丰富文化内涵，建设和谐祥贝村”的文化建设目标，在乡风文明与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上树立了典型。

（二）促进了村民主观福利的提升

正如祥贝村书记吴志刚所说的：“在经历了村庄整治工程后，我们村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村庄硬件设施有了质的飞跃。接下来我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应如何深入？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载体与抓手是什么？前期村庄整治的成果如何巩固？村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如何提高？”基于上述问题的有效解决，祥贝村提出了“文化兴村”战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教授也认为：“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是当前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

（三）带动了乡村文化经营的品牌化

当前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乡村文化边界与乡土认同在面对城市文化的不断侵袭中动摇了，传统村落的价值体系在城市体验中销蚀，开始趋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正当人们习惯于用城市人的思维来分析解决农村问题时，也同时宣告了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乡村文化特色日益暗淡。在祥贝村调研期间，该村的吴书记反复向笔者灌输了他独特的村庄治理理念，即“治理村庄，要向企业一样进行经营”。他说：“企业在最初成长阶段，可能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就能取胜，但是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在企业文化、企业品牌上下工夫。村庄治理与企业经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要想把一个村庄搞好，也必须要在村庄文化经营上下工夫，立足于打响祥贝村的文化品牌。品牌的效应是无限的。近年来，我们村的文化品牌效应已经慢慢突显出来，市里面有外地或上级领导到义乌考察，市领导优先想到的就是要到我们祥贝村来看看。”在吴书记看来，祥贝村要实现善治，就必须要保留独特的乡村文化，势必要在村庄文化品牌上下工夫。

二、“文化兴村”战略的实施：村落共同体重构过程分析

共同体“是一种具有特定道德、情感意蕴的社会结合形态，它依靠集体意识维系了人们之间的亲密性，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度，人们借此从中获得了道德确定性和本体安全感。”就此而言，祥贝村推行的“文化兴村”战略，也是村落共同体的重构过程。

（一）宗祠的修葺与乡村公共空间的拓展

祥贝村的祠堂原为吴氏宗祠，始建于明朝，后经历数次烧毁与重建。在“”时，幸免于难，作为学校被保存了下来。宗祠在旧社会封建家族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供设祖先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由此，与现代村落公共空间相比，旧社会宗祠不具有完全的开放性，只对族人开放；而且在宗祠内开展祭祖活动时，长幼辈分有序、等级严明，不像村落公共空间里的村民那样可以随意聊天谈论话题。新中国成立后，在骤风暴雨式革命运动的摧毁下，祥贝村祠堂早已失去往日的辉煌与功能，已被历史的灰尘所隐没。但在普通村民看来，祠堂似乎还是吴氏人的“私产”，而不是全村人的共享空间。

2004年，祥贝村对宗祠进行了全面的修葺，让曾经破烂不堪遭人遗忘的祠堂重现往日的光辉。当然，祠堂修复后，不可能继续承载旧社会宗族文化功能，也不再是吴氏人的“私产”，村两委试图改建为全村人共享的文化活动中心。但是，毕竟经历了几代人的历史积淀，宗祠是吴姓人“私有”的观念还是很难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为了保证祠堂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益价值，村两委从一开始修葺时就把祠堂的新功能定位于向全村人开放的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为此，村两委还特地把村老年协会、村体育运动俱乐部、村幼儿园、图书室等都放到祠堂里面来，从而把祠堂建设为全村男女老少都非常乐意去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一边是老人们在祠堂里看电视、看报纸，一边是小朋友们在愉快地玩耍。大家都乐于在祠堂内聊天，村内的大大小小信息在此得到传播，一些村内将要推行的重大事项也在此得到了热烈的讨论，祠堂已俨然成为了祥贝村“务实、开放、有效”的村落公共空间。

（二）文化标识符号的道德教育功能发挥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篇5

为全面落实市委提出的建设“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药城”工作目标，根据白山市教育局在全市大、中、小学校开展“爱我家乡，兴我家乡——唱响家乡旋律，助力绿色发展”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的要求，通过活动，激励广大师生不断增强认识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回报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长白镇向阳小学校“爱我家乡，兴我家乡”主题教育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宣传白山资源优势与培育地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有机结合，让我校青少年深入了解“一谷一城”建设，形成人人关心、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二、目标任务

通过“爱我家乡，兴我家乡”的主题教育，引导学生研究学习我们家乡的地域特色，发展优势，使他们更加了解家乡的发展进步，在家乡的发展进步中得到鼓舞，在家乡文化的熏陶中得到情感的启迪，为家乡的发展成绩感到自豪，增强家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同时注重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社会服务意识、公民自豪感、责任感及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领导小组：

为更好保证工作的顺利实施，特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指导工作的开展。

组长：肖金凤

副组长：史建英

组员：尹春梅 赵兴华 杨建芝

四、活动时间

2020 年6 月——2020 年11 月

五、活动安排

（一）开展征文活动

组织学生开展“爱我家乡，兴我家乡”主题征文活动，反映我市“一谷一城”建设开展以来绿色发展、生态环境、百姓生活、城市面貌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或结合本人参与以上活动中的实践经历，谈谈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表达爱我家乡、爱我白山、关注民生、保护生态的思想和情感。

（二）开展我为家乡代言活动。

围绕“一谷一城”建设，结合喜迎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采取多媒体互联手段，开展线上活动，通过红色基因我传承、绿色发展我担当、我为家乡做代言、先锋故事我来讲四个主题，结合摄影、摄像、绘画、文字等方式为家乡的绿色食品、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旅游资源、森林食药等特色产品代言，以此激励广大少年儿童担负起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组织学生开展演讲活动

以“爱我家乡，共建生态美丽新白山”为主题。大力宣传加快“一谷一城”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展示我市在深入推进“一谷一城”建设以来家乡的变化，感受人民生活水平变化和学校发展变化，进而激励广大师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师生的艺术素养，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师生的全面发展。

（四）开展主题队会活动

组织个中队以“爱我家乡，兴我家乡” 为主题的队会，发动各班级、各中队展开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白山的大学习、大讨论和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充分认识保护环境的意义、作用，帮助少年儿童树立“爱我家乡、从我做起”的小主人翁意识，进一步激发少先队员们参与保护环境的热情。培养我校学生自觉养成爱护公共设施，讲究公共卫生，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环境的良好习惯。利用“七一”节点开展“勤俭节约从身边做起”主题队日活动，活动中融入保护环境主题，并在10 月13 日建队日期间在我校少先队员中掀起活动高潮。

（五）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

通过学校教育带动家庭教育，使学生、家长更多地了解和掌握“一谷一城”政策、发展历程和成果，通过孩子为家长讲、家长为孩子讲、视频展示互动活动、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到“一谷一城”建设中来，增强全市青少年“小主人翁”意识，为白山发展做贡献。

（六）开展“建言献策”活动

根据当前及未来白山市的发展优势，结合“一谷一城”建设的目标要求，动员广大师生积极为我市绿色食品产业、医药健康产业、矿产新材料产业、旅游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五大核心产业发展提出具有前瞻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新思路、新举措，既可是宏观战略性意见和建议，也可是微观某一层面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为家乡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开展“爱我家乡，兴我家乡”主题教育是市教育局安排和部署的重要活动，是推动学校文化校园工程建设的重要形式。学校教师要在校长的领导下充分认识开展此项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认真组织实施。

2.加强学习，组织培训。要组织精干人员对建设“中国绿色

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药城”的相关知识进行全方位解读和宣传，通过学习培训，进一步了解“一谷一城”建设的重要意义，发展机遇和优势以及“一谷一城”建设的总体要求，让广大师生深入了解和支持“一谷一城”建设，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将“一谷一城”建设内容与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思政课、家乡、语文、历史、综合实践课等）有机结合，相互渗透，因地、因校制宜，将活动纳入校本课程，提高活动实效。

3.整体推进，形成特色。各地各学校要结合各自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统筹安排，周密部署，确保活动整体推进、深入开展、各具特色，在活动开展中，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精心设计活动载体，做到形式新颖、情趣健康、氛围轻松，吸引广大中小学生自觉参与，使他们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在活动中得到体验，从而提高素质，健康成长。

4.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全面做好各项工作的宣传报道，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篇6

关键词：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手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有正规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目标的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则需要选择恰当的方式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成为学校和学生新的负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责任落在教育之上的时候，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合理纳入现有的教育体系和框架，是值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为此，我们以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素质教育之间找到其结合点，当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而“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

一、“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从空间分布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与该环境息息相关，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都从各方面决定了其特点和传承。地域性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存在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与各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而言，“人”指在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区域上生活的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

对传承人群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地域，就是自己的家乡，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人家乡日常生产与生活甚至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时候，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教育对象(传承人)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定义，在教育对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所指，即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地域性，而在传承上则具有活态性，不仅具有特定的空间，还有特定的人群。对于传承人群的甄别而言，只有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区域为家乡的特定人群，才是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群；反过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而言，只有分布在特定人群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才具有格外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传承价值。这两者的统一，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存在与传承人群的结合点，就是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在于成功实现对其的传承和发展，而这必须以人为核心和基点。但在保护过程中，选择什么人，选择何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教育传承，是保护行为能够实施的必要前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又决定了教育传承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主体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在于它是特定人群代代相传的活态的文化样式，它与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甚至就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做好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等工作，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对其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显然，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非全社会都能参与，而应当由特定人群来完成。特定人群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地域性与延续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世代居住，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为家乡的人群，是进行教育传承的理想对象和恰当人选。

在教育传承过程中，那些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的传承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理解的优势。因为传承者是以自己家乡的文化遗产样式作为传承内容，所以对于作为该文化样式产生背景的当地文化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诸多微妙内容，都能够迅速领会和理解；对于各种习俗的特殊功能、意义，也都能够有准确、深刻的把握。二，语言的便利。传承者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的母语方言，与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随意交流。在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生僻的土语生词妨碍相互意思的表达，对于言语中通过某些句式的特殊运用、语气的变化等所表达的微妙情绪，传承者也都能够有比较准确的领会。三，文化认知的便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独特的文化样式，不仅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更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传承者在家乡多年的耳濡目染，使其能够了解和领会家乡文化传统中那些外人所难以明了的文化意味，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传承技艺、习俗等外在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传承与外在形态共生的那些文化意味和内涵，从而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壳化”。

在实践过程中，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进，传承人的权利与利益逐步显现出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仅能够得到文化层面的尊重，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选择过程，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各方利益的博弈与均衡。显然，在各种利益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效果至关重要，从文化权利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传承地域的人群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传承权只能是传承地域的传承人群所享有。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贯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属地性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传承地域、传承人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避免了因保护介入而导致的教育传承与原文化空间的脱节现象，保证了教育传承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内容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地域文化差异非常明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刚刚启动、经费和人力都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实践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是在若干个具备了一定条件的学校特别是高校开展试点，在同一空间内的受教育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域，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受教育者自身的地域文化背景而对其施以同样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则不免在保护一部分人群的文化权利的时候，却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群的传承权利，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在传承内容的选择过程中，是不是传承对象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有效而操作性极强的甄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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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传承渠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过程中，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引入，意味着教育内容的来源从以往的教育者提供拓展到了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生活空间，教育者从单纯的施与者转变为引导者，而受教育者则从单纯的接受者转变为自主性极强的传承者。在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中，教学内容的来源根据学生的家乡可以作出相应的选择。从尊重个人文化选择权利的角度来看，依照家乡来选择教育传承的内容，显然是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预期与文化事象演变规律的行为。

按照家乡选择教育传承的内容打破了“大一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学生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教师显然不能够为来自各地的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学内容，这就为学生走出教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教室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学校教育体制内拓展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

作为教育传承的主体，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效果只有传承人能够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其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评价方式又是不一样的，这为实现对学生的评价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学生素质拓展的意义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教育传承过程，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一)知识拓展

与学生在书本中接触到的体系化的知识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跃在民间的自成体系的知识与思想的综合体。它涉及到学生家乡自然与人文的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一门“活态的”乡土教材。通过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生在接受统一的知识教育之外，还能接触到家乡的地域文化，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不仅承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将与之相关的地方文化、地方性知识也一并传承了下来，而后者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和语境。

(二)技能习得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丰富的蕴藏，而其在各自社区里的存续状态和传承机制，则是我们尤其需要给予尊重的。少数民族和各地民间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传承方式，诸如师徒传承、家系传承等等，人们维系和保持自身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办法，还有它们在各自社区里发挥功能或展演、展示的活动方式等，都是适应其各自族群或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态而自然形成的。在教育传承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教学内容体现为一种技能：歌舞、戏曲、工艺等。作为技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还融合了地方性的知识、观念和价值选择，因此它是知识与技能的综合体。学生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通过学习，掌握这种极具地方性的技能。在学生的学习时期，这种技能只作为课堂知识学习的补充，而进入社会生活以后，特别是学生在家乡生活的过程中，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的习得，也让学生学会了一种生活或生产技能，从而为学生提供了职业选择的可能。

(三)素质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延续民族传统，维护文化多样性，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在同一时空内承传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多种文化样式共同呈现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涵盖着风俗民情和民族特征，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有效延续。同时，来自不同地域、民族的学生在同一空间内进行传承活动，对学生树立民族尊重和融合的观念能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了解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对其他同学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解，由此而产生文化平等与融合的多样性观念，从长远来看，具备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公民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过程，对学生而言，是从知晓、了解、传承到热爱的过程，也是学生从精神层面回归家乡的历程，与空洞的说教不同的是，学生在技能学习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的习得，同时增进了对家乡的归属感和对民族的认同感，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说，就是增进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是一种效果明显而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

四、结语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篇7

关键词：乡土社会；国家；秩序；公正；权威；民主

民间权威

秩序、公正与权威，是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研究之重点，其与中国乡土社会联系起来，却别具特色。中国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向下渗透基本上没有断过，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致力于改造传统社会经济并直接干预村落财政制度以创造国民经济；社会文化控制和警察的出现以造就全民性的文化标准化；"新学"对传统文化的取代。[1]国家权力的扩大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国家权力抛开，甚至毁坏了文化网络的行经，导致了深入乡村社会企图的失败。这种耀眼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否就彻底改造了既有的地方权力和文化网络呢？尽管在经过诸多"现代化"的运动之后，乡土传统仍然得以延存，而且近来还悄然兴起了"乡村文化复兴运动"。[2]

至此，必须承认乡土社会其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民间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民间秩序的运行。依据韦伯的界定，权威可以分为三类：神异化权威（charisma）、传统权威（tradition）与科层式权威（bureaucracy）。"神异性权威"，指的是个人利用创造对众人的福利来获得声望，从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严。由于此种权威政府的界定和干预，因此，韦伯又称其为"自然权威"。"传统权威"指的是某种制度在长期的存在中，逐步获得公众的承认，成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为约束力的存在。"科层式的权威"其力量来自于正式的官府以及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以行政等级为其存在基础，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的。[3]

由于韦伯关心的是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问题，因此他的权威理论颇多地是从其演化出发，强调自然式的神异性权威向科层化、制度化的权威演变，以及不同类别的权威如何构成特定社会类别的支配形式。这一历史社会的概念存在着两大问题。首先忽略了现实生活中三种权威之间互相糅合性和不可分割性。其次，韦伯过于注重社会中正式制度的演变，从而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场合中"非官僚民间权威"的存在及其重要角色。现实中，权威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这种艰难性不仅表现在权威多重组合的特点上，而且也表现在"民间"和"官方"制度的差异和关系的复杂的特点上。[4]

乡土秩序

诚然，乡土社会的秩序必然依靠权力来维护，权力作为政治体系中的各个凝聚点，它的基础是权威。权威并非结构性产物，而是文化批评的产物。[5]据费氏的观点，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乡村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变动"。从外部看，由于人口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来往也不多，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从内部看，人们在这种地方性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是用不上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习惯来保证（费效通 1985）[6]中国乡土社会正经历着却深刻的变化，国家政权的深入，可以看到国家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制度相遇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

在国家的法律之外，村一级最具正式的规范无疑是所谓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可能创造了一个不尽同于正式法律的秩序空间。实际上，具有有效的村规民约并不总是同正式的法律保持一致，如不少地方的村规民约订有"牲畜下田，打死不赔""祖业宅基，买卖之女，祖业无份""偷鸡摸狗，吊打屁股"一类的条文。笔者以乡村婚姻问题为例来说明此问题。尽管国家政权早已深入了基层，尽管曾经不遗余力地在乡村社会宣传和推行《婚姻法》，当代农村的婚姻事务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传统惯行而不是法律的支配。具体的说，早婚，重婚，近亲结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换亲，转亲等旧式婚嫁形式在乡村社会甚为普遍。订婚以及收受财礼和民间婚礼更是乡民娶嫁的必经程序，[7]在许多乡民的意识当中，只有履行法律手续不足以使婚姻"生效"，必须是经过民间习惯所认许的程序才能为他们接受。换句话说，乡民关于婚姻自有一套规范性知识，合于这套规范性知识的行为，在他们那里具有正当性。[8]宗法意识也始终是影响乡民婚姻安排和家庭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的生育行为， 尤其是他（她）子嗣的热望，无疑包含了强烈的传宗接代的动机，[9]无论如何艰难，他（她）总会想法设法弄一个男孩出来。

当然，以上不具有民间知识和秩序的完整性，但其确实表明，一个不同与正式制度所构想和构建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存在的。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先于正式制度，并且多少是在其控制之外生成和发展的。事实是，民间调解所依循的原则，更多的不是出于国家法律和政策，而是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而是乡民所了解，熟习，接受乃至视为当然的知识。事实上，主要通过宣传和普及等方式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国家法律，远未内化为乡民自己的知识，而这些令乡民感觉陌生的新知识，也未必都是指导他们生活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指南。[10]国家政权渗入，改造和控制乡村社会的努力远未获得成功。特别注意的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其乡土传统的独立性更加鲜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既要维护祖国的统一，又要照顾所谓民族特点，而这意味着存在一个法律上的自由裁量空间。[11]现实中，都采用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是，"特殊性"并不存在于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而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区域，也并非只有一种法律和一种秩序。在国家法律之外，那里也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风俗和不同的规范性知识，也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国家秩序和民间秩序之间的冲突。

乡土正义观

在中国，民间社会中所谓的人情和关系被看作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和典型特征而为所谓的现代法律制度所不齿，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支撑下，国家试图通过立法来限制民间的行为，这期间出台了许多法律条文。但结果是，这些法律条文中的大部分并未引起民间社会的完全认同，许多新出台的法律条文成了一纸空文。当然，在民间社会新出台的法律条文的无效，并不意味着那里不需要法律，而是说它自身存在着一套另类的法律体系的正义观念，这套体系的观念是依据习俗来界定的，[12]更多的是儒家传统下的正义观念。在中国人的生活，多以社会关系所约定的伦理原则来界定事物的"正义"与否。在乡土社会中，生活的逻辑可能比较简单：符合习俗的伦理，就是正义的行为，不符合的就是非正义的。[13]梁漱溟（1987）认为，中国社会应当是"伦理本位的社会"，[14]中国社会的各类人联络在一起，就像一张打着扭结的网，每个人在这张网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人一生的生活都离不开这张网。这便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五伦，三纲，五常，四维"的比较形象的说法，[15]按此纲纪，才会纲举目张，于国则国盛，于家则家兴，与人则友善。[16]

中国人的正义观念是以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观念，这种正义是指"义"要依"情"而定，合乎情的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一种乡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秩序的维护靠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综合起来考虑就是一种礼治，合乎礼治的就是正义的，反之就是非正义的，因而，乡土社会中正义的观念可以概括为一种礼治的正义。乡土社会的特质除了表现在"礼治"正义一面外，还表现在"追求无讼"[17]和"皇权"和"绅权"上。[18]所谓"追求无讼"就是指尽量避开对簿公堂，而是以民间的习惯法来解决纠纷。"皇权与绅权"实际上代表的是作为地方精英的乡绅，上与中央的权力联系，下又与村落的村民有着直接的沟通，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使得地方的乡绅在民间纠纷的解决上扮演权威的仲裁角色。在中国乡土社会存在着民间的正义观念，这种观念所表述的方式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表现在民间纠纷的解决上，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一种民间判断是非的正义观念得以展现；其次，表现在人与神的交流上；再者，表现在人们相互交往时的评说和平时的抱怨上。这三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整体的民间正义观念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19]

乡土社会的特性与国家权力的深入

（1）将公正，权威及秩序是建立在乡土社会之上的。因此，有必要对乡土社会做一个了解：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归有光的项脊轩记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是谁（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群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音的场合。我有一次，久别家乡回来，在电话里听到了一个无法辨别的"我呀"时，的确闹了一个笑话。"[20]

按照吉登斯等对现代性的论述，社区中的行政力量与渗透性的超地方文化建设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1]换言之，正式的制度在社区中的存在，代表一种新兴政治权威及象征体系。实践证明，本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建设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但是，吉登斯的模式仍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农村社区的变迁，因为它忽视了中国一定程度上特有的民间文化的持续力量。[22]鄙人称其为乡土传统的维系力。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深化，民间的"自然权威"逐步丧失其对民众的吸引力，然而，并不意味着随着政治现代化成长，"神异性权威"就会随之消亡。在特定的现代性较不发达（即国家的科层化和"民意"意识的高度发展）的地方，民间权威仍然能够扮演着作用，对地方社会秩序，公正和权力起引导作用，[23]但不否认，民间权威人物也可能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力量则分散在其它的民间传统中去。在此意义上，"神异性权威"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至于其是否会消亡，笔者认为，其在一段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

通过案例对乡土秩序进一步探讨：

被告人拉白，男，藏族，42岁，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唐干乡牧民。

该被告人拉白于1981年9月29日将本村少女才让太（14岁）强奸。同德县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后判处拉白拘役6个月。宣判后，同德县人民检察院以"量刑畸轻"向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改判拉白有期徒刑三年。

拉白被判刑后，当地群众反映说："把拉白判刑，太冤枉了，如果抓一个丫头耍一耍，都判刑，在草滩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个女的（才让太）是个妖魔"云云。不少人不但不同情被害人，反而使她抬不起头来，很难嫁人。[24]

以上案例表明，正式法关于"强奸"的定义与当地人所拥有的规范知识并不相符合，以至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依据国家法律所做出的处理，甚至归咎与"受害人"及其家人，致使她们受到新的伤害。[25]这种情况在青海藏区相当普遍，而正式法律介入的情况只是少数。如此看来，人们已在潜意识里形成了对社会秩序的认同，他们在看待问题时，就用其传统的正义观来判断是非，并非首先考虑到国家的正式制度的规范所在，因此，乡土秩序与国家秩序的碰撞是难免的。在此基础上，国家对具体问题的执行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让度。

农村中真正流行的东西，只能说是不成文的规则，正因为它没有形成文字，所以才不容易废除，能废除的可能恰恰是形成文字的族规。尽管国家制订了很多命令式，成文的东西，但是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关，它没有一个完全代表政府的机构。基层干部实际上是起双重作用，许多干部在农村实际上是在维护地方利益。[26]政府对乡土秩序的规范性必须加大力度，乡民所尊奉的是一些长期流行的习惯，首先，是因为这些习惯根植于社区生活中的合理性，因为它们为社区成员所带来的好处更多于它们的害处，而在适当的情况下，农民们对于传统的利用和改造，不但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叹为观止，而且往往会所超出政治家们最周密的计划和想象。当然，指出这一点决不意味着民间的知识和秩序具有自足的优越性，更不是主张国家政权应从乡村社会中退出，而只是要揭示出强烈的、国家的、现代的和理性的取向下被长期遮蔽的一些东西，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看待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7]

乡土文化再思考

有人一直主张在中国搞美式的民主，就笔者的看法，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在这个社会中必须具有有民主思想的人。而这个"人"必须从小要学会在社会中获取民主，即社会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赋予了他--民主的思想。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国的传统与美国的民主革命的关系，美国的有美国民主特定的基础。托克维尔的结论是："不同的民族可能从同一社会情况得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出于同源的政治后果。" 罗伯特·达尔发扬了托克维尔的观点，他把社会制衡的问题提上了民主理论的分析日程。新世纪中国的民主革命将继续20世纪的革命者的事业，继续将中国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中国要实现民主，中国人民的思想必须发生一次大的洗礼，也许毛曾经试图做过，但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当然，不能把民主的责任推卸到人民的头上，政权机关也应该逐渐下放权力，通过一步一步地改革来实现民主。下放权力是比较容易做的，度的问题实难把握，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一个特例。但更难的是，改造长期影响人们的意识与思维，一种传统、习惯、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并不断发展地过程，对它的改造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在世界融合的当今社会，文化的冲击和相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潮流中，中华民族更重要的是缔造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并以此来影响世界，拯救世界。

历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一支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因此，它的影响力和继承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影响力和继承力在中国民间深深地扎下了根。古代中国，国家政权对民间的直接统治是在县一级，县以下的统治他们更注重文化的作用，乡土社会中的乡绅毫无疑问地扮演了国家统治与地方统治想联系的角色，县以下的广阔天地，便是绅权在皇权的旗帜下所管辖的。他们接受了一部分中央统治的思想，用这些思想改造了乡土社会中乡民的传统的乡土认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土传统。古代中国政治正统思想是儒教，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孔子庙，文庙等。然而，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许多寺庙里面，他们所供奉的不仅有孔子像，还有佛祖像，玉皇大帝像等。笔者一度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人民究竟信奉的是什幺？不能绝对地回答此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国人所推崇的是"正义"、"好义"、"厚人"、"谦让"、"因果报应""中庸""天人合一"等等。在乡土社会中，举行一系列祭祀和拜神活动的头目无疑是地方乡绅，这样他们也就成为民间权威的代表，控制着民间秩序的运行。

人，尤其是追求成就的伟人，要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取得成功，他必须取得乡土社会的广泛认同。那里将给伟人以无穷尽的动力，甚至是你难以想象的动力。毛对中国人民的控制是独一无二的，他在一段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超越了民间传统中的任何神灵，在中国，他无疑是一切的主宰，毛那时的乡土社会秩序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不得不说是经济学和"理性人"失灵。就连现在的中国人时不时发牢骚说，文革时期的人真"蠢"！但并不见得，现代的人比过去的幸福观念幸福了多少，试问一下，如果某人处在文革的大环境中，他将如何生存呢？

一个笔者探索的话题-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与国家"是近年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理论问题，"社会与国家"研究框架中"国家"或"社会"这两个同质性和专题性的概念，无疑是需要加以认真反思的问题，美国的自由为什幺能够存在？中国的自由为什幺不存在？然而，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多元化、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在我们追求民主的时代，国家权力如何去改造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而我们的社会又如何去推动国家的民主改革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又如何去做？由于水平有限，笔者的论文也就此划上了半个句号。

参考文献

[1][3][4][5][10][11][12][13][19][22][23][24][26][27]王铭铭，王斯福 主编，1997《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央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P158P260P260P379P431P433P565P572P592P266 P312P439P481P466

[1][16]杜赞奇 着（Prasenjit Duara），王福明译，1995，《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王铭铭，1997a，《社区的历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3]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B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vol.1， p.216.

[6][17][20]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7][8]沉石，米有录主编，1989，《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

[9]李银河，1994，《生育与村落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梁漱溟，1987/1949，《中国文化要义》，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5]《礼记ooooooo郊特性》中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

[18]吴晗和费孝通，1988，《皇权和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1]Anthony Giddens，1985，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California

[24][25]张济民主编，1993，《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篇8

一 巧用乡土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发掘乡土资源，在教学上适当地运用，能更清楚地说明教材内容，弥补教材之缺陷。因为这些资源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学生也非常渴望能够了解的东西，将这些内容补充到课程中去，学生怎能不感兴趣？如在学习“文化的多样性”这一内容时，我穿插播放了纪录片――《浦江的文化习俗》，这是一部专门介绍浦江民间文化习俗的纪录片。通过观看，学生了解到浦江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习俗：有堪称中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的迎会、有发源于浦江的古老地方曲种――浦江乱弹、板凳龙、始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杭坪摆祭等。在此，学生对教材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传播交流、文化创新、中华民族精神等内容认识更加深刻，乡土材料起到了教材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 巧用乡土资源，提高课堂实效

如在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我在完成新课的讲授后设计了思想交流环节――再读《郑氏家范》：浦江郑氏家族从始居祖郑绮起，全族内部共财聚食，以孝义治家，自南宋至明代中叶，十五世同居共食，历经宋、元、明三代，长达360余年，时称“义门郑氏”，故名“郑义门”，浦江郑氏家庭如此义居，屡受朝廷旌表，还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郑氏家范》是我国古代一部罕见的相当完备的家庭法典，堪称天下家法第一文典，由明代开国文臣宋濂为“郑义门”参酌审定共168条，构成了郑氏二十世同居的家庭法典。它根据儒家伦理哲学提出一些公共生活原则，如“和为贵”“善施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际关系的原则。今天我们再读《郑氏家范》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又有哪些内容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呢？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参与讨论，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学生学习与自己家乡有关的知识时，他们喜欢听、愿思考、爱交流，课堂气氛浓厚，学生对自己成长的环境、生活的家乡充满着关切，对家乡的优势倍感自豪，所以，灵活运用乡土资源，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生活气息，对提高课堂的实效有重要作用。

三 巧用乡土资源，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主人翁意识

积极参与各种活动，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在活动中学以致用，是学习思想品德课的关键。在活动课中通过探究内容的乡土化、多样化，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实践创新的机会，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如在教学“因地制宜，优势互补”时，让学生介绍自己家乡的优势产业――水晶产业，说说水晶产业发展的历史、特点、前景及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并让学生群策群力，出谋划策，为家乡水晶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尽管每个学生对自己家乡的了解程度会各不相同，但对家乡的热爱之心是相同的。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怀着浓厚的学习兴趣，总能想出一些妙计。通过讨论、思维的碰撞，学生献计献策，有利于学生在掌握知识点的同时培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树立为祖国、为家乡建设服务的志向。再如教学“环境问题”时，结合本县五水共治的资料，让学生从身边的小事进而了解到国家大事，了解家乡、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理解环境问题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学生乐于参与，兴趣盎然，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的教学能唤醒学生的乡土情怀，对地方文化产生亲近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学生的爱乡之情，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好了厚实的精神底色。

四 巧用乡土资源，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参与意识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动力。思想品德课教学应从诱发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开始，从一开始就牢牢地抓住学生的求知欲，从学生熟悉的生活实际出发，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在讲述“造福人民的经济制度”时，如何让学生体会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作用，体会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道理，深切地感受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组织学生参观浦江工业园、浦江水晶城等。浦江工业园的建设和水晶市场的发展集中反映了浦江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富裕，在百姓安居乐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水晶城里学生们欣赏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各色水晶产品，记录着，也拍摄着，学生们感受着，也欣喜着，为我们的家乡，也为我们的祖国。学生们陶醉着，也感悟着。这是赏心悦目的教材，这是无形的老师和无声的教育。这样的乡土材料使学生们倍感亲近和亲切，原来书本上的知识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既激发了学习的热情，又培养了主动参与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