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师怎能“打”过各路明星?

问:瓜田先生,前些时候,著名学者季羡林和任继愈二位先生同一天去世。媒体先后做了一些报道,也刊登了一些缅怀的文字,但总让人觉得,在规模和气势上,远比不过艺术界去世的人物。人们还列举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导演和演员的名字,如谢晋、马季、侯跃文等等。

答:你概括的现象,是准确的。在一般民众的眼里,学术界的大家,永远也不要指望超过艺术界的明星。这很正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问:这我就不懂了。谁不知道,学者、专家最有学问?媒体和家长不是应该想方设法引导他们的孩子,去钻研学问,研究科学技术,追随大师的足迹,成为各方面的专家,为祖国创造新的辉煌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艺术界的明星们当然也不可或缺,球星、歌星、体育明星,都要有,都可以红遍半边天,但他们能跟这些学术大师比吗?

答:事物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比法。你问影视明星能不能跟学术大师相比,那要看比什么。如果比热闹,比知名度,比收入,学术大师就比不过人家明星。二者的工作方式不同,出现在大众视线中的频率不同,大众对二者的熟悉程度和喜爱程度,也大不一样。李幼斌是眼下比较火的影视演员,赵本山是最火的小品演员,出镜率十分高,他们受到全国观众的追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任继愈作为一个学者,整天坐在桌前做学问,写文章,除了学术圈里的人,一般人就不可能认识他们了。在普通大众中拼知名度,学者怎么可能干过明星?如果一面是赵本山的小品和宋祖英的歌,一面是季羡林的吐火罗文和任继愈的哲学史讲座,两边打起擂台,谁胜谁负?恐怕没等PK,早已揭晓。前者票价一两千,也抢不到,后者倒找几百块,还不一定有人愿意去。

问:我完全同意这种预测。但这不对呀,一个社会不应该冷落含金量更高的学术界,反而追捧没有多少文化的通俗艺术。

答:一般地说,不宜在三百六十行中分个孰高孰低,因为毕竟每个行业的存在都对社会有用。你如果问一个普通工人,爱因斯坦和迈克尔・杰克逊谁重要,他恐怕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是因为,对普通大众而言,消遣的大众文化比学术离他们更近一些,更亲切一些,更有用一些。在国民人文素质较高的发达国家,也许对学术的关注会更多一些,但在宏观的比重上,通俗文化同样永远是胜利者。

你说的“含金量”,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我还真不能苟同你的意见。因为,你知道,好莱坞的一部电影,轻轻松松地就赚上个几亿美元。帕瓦罗蒂的一场独唱音乐会,收益也相当可观。而许多学术和科研的成果,都不是轻易就能转化成钞票的,更不要说几个亿了。

问:我可以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水稻专家袁隆平,他能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填饱了上亿人的肚皮,这不比好莱坞的电影或者帕瓦罗蒂独唱厉害?

答:这个例子不错,但不够典型。绝大多数学术成果和科研成果,不像袁隆平的贡献那样效果显著。效果显著的,也有一些,但因为一个成果凝聚了数代若干人的心血,花费了数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成果物化为财富的时候,如何统计都变得困难了,归功于谁也说不清楚了。这就是大多数学问家和科学家的宿命。更何况,一项吐火罗文方面的重大发现,又怎么可能直接变成明显的经济效益呢?

问:也许,大众文化水准普遍提高了,情况会有大的变化?

答:会好一些,但不会有根本的转变。人天生就是要追求享受、追求刺激、追求娱乐的。搞学术、搞科研这种苦差事的,永远是少数精英人物干的事情,绝大多数人,做的是一般的工作,关注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球星、影星,和其他各种明星。你无法设想,大部分人下了班以后,都去钻研狭义相对论的适用范围,或者美国次贷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流行歌唱家和小品明星比文坛泰斗有名气,是正常现象。现在如此,再过一百年,同样如此。当然,那时候的人,更聪明了,大众俗文化可能比现在的雅文化还要雅得多,学问家、科学家的课题就更是高深得难以想象了。尽管如此,大部分人还是在自己时代的“通俗地带”呆着。

这里普通人还有一个误区。这就是许多人认为影视明星之所以成名、蹿红,主要是天赋好,机遇巧,对他们“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艰苦努力,不屑一顾或者根本就不相信。人们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这些人的成功,更为容易,甚至有点侥幸。学术或者科学,对一般人来说,太过艰苦,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为什么家长都带孩子们去学唱歌、学表演、学武术、学书法,而不是去读书或者搞科学实验的原因。现在,大家都很浮躁,希望孩子能一夜成名,哪能受得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艺术明星似乎容易成名,这里,媒体的误导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说实在的,哪行哪业做出点贡献都不那么容易。

问:说到季羡林和任继愈,有个奇怪的现象:任继愈一般知道的不多,可季羡林不少人还是知道的,他研究的可是最冷僻的梵文和吐火罗文哪!

答:你发现的这个现象是挺有趣。我以为,季羡林老人广为人知,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季老的学问虽不是显学,但他多年来写了不少散文,有些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像《牛棚杂忆》。你知道,散文的读者群是很大的。二,总理多次探望,请教,媒体随之跟进,电视反复播放,影响自然大。三,近些年,围绕季老,总有些新闻出来。季老要给自己摘掉三顶帽子啦,季老的书画文物被人倒腾到潘家园卖掉啦,季老的弟子怎么啦,儿子怎么啦,等等。一个近百岁的大学者,时时惹人关注,也可以理解。其他学者没有这些条件,也就没法跟他比了。

问:瓜田先生,您上面谈了不少,似乎强调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难道媒体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普通受众有个引导的责任吗?

答:媒体当然负有引导受众的责任!它们为什么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呢?首先是媒体的特性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媒体差不多天生就是媚俗的。最广大受众喜欢的东西,就是媒体全力拼搏的方向。媒体不投受众所好,自己就有饿饭之虞。试想一下,一个电视台,没有像样的电视剧和其他娱乐节目,整天都是学术和科普知识,这个电视台还能办下去么?其实,不管是什么媒体,也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引领受众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准,提倡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传播人类文明的成果,都是媒体人必须做的,更不要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人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学术界重量级人物的宣传比不上娱乐界的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乃至羞愧的事情。

问:怎么办才能改进这项工作呢?

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俩,一个编辑,一个杂文作者能够解决的。不过,可以谈点建议。我的建议是,一,应该让我们那相当庞大的宣传队伍,包括各种媒体,时时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要想到,在向受众讨好的同时,也完全可以在导向工作上做足文章。在影视作品的导向方面,好莱坞的自然、巧妙,不易觉察,要比我们做的好上多少倍。二,要不断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只要他们的眼界宽了,起点高了,趣味也提升了,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恶俗的东西,也就知道向什么方向上引导了,还有,他们也就会拿出让大家被“引导”了,还浑然不觉的高超技能。反过来,如果他对稍微深刻一点的东西就讨厌,就敬而远之,看不懂,也不想懂,他怎么可能做人家的引导工作?你想想,一个人怎么可能整天钻在一堆他一无所知的东西中折磨自己?

插图/玷污文化/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