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间谍的战场!

有人估计，全球每年因商业间谍行为造成的损失将近1000亿美元。

7月5日，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等四名雇员因“打探并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被依法拘留。紧接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及首钢、济钢等多家钢铁企业的一些高层人士也被牵扯其中。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再次认识到，间谍并不全是银幕上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以及英国军情六处在活动。在我们的身边，在和平年代的商业领域，间谍无处不在，间谍活动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威胁，其激烈程度不比战争逊色。

商业间谍公司开始涌现，特工人员纷纷加盟

有了商品，就有了商业间的竞争和尔虞我诈。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商业间谍的活动也就越来越猖獗。一些企业不择手段地获取其他企业的情报，从而使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各种信息获取商业情报的合法活动，变成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的间谍行为。

为了迅速准确地掌握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报信息，许多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情报机构。据有关媒体报道，当今世界“财富500强”的大公司里，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像可口可乐、3M、通用电气、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等公司，全都派重要人物负责调查竞争对手在干什么，偷窥对手的策略和动向，甚至监视同行公司的信心和士气。

一些商业间谍公司也应运而生。如欧洲最大的商业竞争顾问公司“冒险顾问团”、美国的“三叉戟集团”和“竞争情报职业者协会”、英国的“Diligence公司”以及加拿大的“简氏情报集团”等。“竞争情报职业者协会”有会员7000名，目前纽约的摩克制药公司、瑞典大财团ABB集团等许多知名大公司，都用该协会替代了他们的企业情报部或战略规划部。成立于1988年的加拿大简氏情报集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防务、宇航和运输的情报机构，总部设在英国伦敦郊区，在美国、瑞士等地都设有情报中心。“冒险顾问团”的主管和高级顾问比尔・韦特曾说：“每个公司不仅要知道自己的实力而且还要知道对手的实力，你才能处在有利的位置，于是人们越来越注重获取情报。现在有许多情报公司专门提供这种服务，而它们在五年前还没有涉足这一领域。”

为了提高商业情报人员的素质，一些专门的培训机构涌现出来。在美国一个商业情报人员培训中心，授课老师都是来自国家情报部门的“重量级”人物。如威廉曾是美国政府反间谍部门的得力骨干，诺兰曾在德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地招收和训练过间谍，还有曾在东京为中情局从事间谍活动的约翰・昆因和国防部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等老牌间谍。而学员包括道科宁公司的全球商业情报处经理、阿莫克公司的商业情报经理、皮尔斯贝里公司的情报处长等。在法国，也有一个学院，培训从事商业间谍专才。

冷战结束后，“铁幕”两边的间谍们集体“失业”，数百名曾经效力于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苏联克格勃、英国军情五处和六处等国家机构的特工开始为大公司效力，用从前对付敌人的谍报技术挖掘竞争对手的秘密。英国“Diligence公司”就是由美国前中情局官员迈克・贝克和英国前军情五处官员尼克・戴2000年在伦敦创建的。“三叉戟”总裁尤里・科希金曾是苏联军队的情报官员，后加入美国籍。近几年，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先后离开中情局。前反恐部主任罗伯特・格雷纳现就职于卡罗尔的华盛顿办公室。曾在国外当了12年间谍的史蒂芬・卡佩斯会说波斯语和俄语，一度为一家私人公司效力，2006年才返回中情局担任副局长。曾主管中情局外国情报工作的杰克-德文十年前离开，与纽约律师史坦利・阿尔金创立了阿尔金集团。曾负责著名的“沃克间谍案”策反和联系工作的原苏联驻美国大使、克格勃高级谍报官员奥列格・卡卢金，也竟然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前谍报专家戴维・梅杰合作开办了一家间谍和反间谍公司。

政府特工投奔私人公司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公司提供的高额报酬――15万至20万美元的年薪。前中情局特工罗伯特・巴尔曾是驻中东的间谍，是电影《Syriana》主角的原型，他曾坦言，“现在这地方让人沮丧透顶。当然还有钱的问题。由于职业关系你的妻子或者丈夫无法工作，而孩子们即将上大学，靠中情局微薄的薪水根本撑不下去”。2004年，约翰・克里亚考因为抓获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重要头目获得提升。但升职后不久，便提交了辞呈，“我热爱情报局，我热爱那里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想拥有健康的婚姻和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情报局绝对不是合适的地方。”他还承认到私人公司后薪水翻了一倍。

由于特工的加入，情报界更专业、更先进的技术被搬到商业领域。他们帮助普及了GPS监视装置和长焦照相机的运用，教导新手如何通过使用假名片、创建假网站等方式制造假身份，还将测谎技术变成了商业工具。

偷盗、贿赂、窃听、网络攻击间谍手段无所不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商业间谍们不仅使用传统的偷窃、贿赂等方法来获取情报，而且经常利用互联网和通讯工具来窃取公司、企业甚至国家的机密。

渗透到对方企业内部窃取情报，被商业间谍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例如，早在1996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曾派间谍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就职，之后偷窃了包括通用新车型计划、供应价格以及一条新车型流水线的详细方案。被诉后不得不向通用公司支付了1亿美元的庭外和解费；再如更早的1982年，日本日立制作所和三菱电机两家著名电气公司的六名雇员，因“非法获取有关世界头号计算机生产商IBM的基本软件和硬件的最新技术情报，并偷运至美国境外”，被美国情报部门抓捕。在中国，这种事件也时有发生。1999年开始，四名华北制药集团旗下的维尔康药业“卧底”潜伏于江山制药的四个生产车间窃取机密技术。直到2001年5、6月间，江山制药才察觉到技术失窃。案发后，江苏警方逮捕了唐清海、毛雷等五人，另外在网上通缉了其他两人，但至今未能抓获。正是窃密使维尔康企业的生产工艺迅速赶上了江苏江山制药企业。

使用金钱贿赂获取情报，是商业间谍们使用最多的手段。2006年11月，德国跨国巨头西门子曝出“贿赂门”丑闻。据后来美国司法部的庭审文件显示，西门子在2001年3月到2007年9月间，至少有4283个行贿项目，涉及金额高达14亿美元，涉嫌受贿的政府官员分布在10个国家。中国是西门子行贿的重点国家之一，从1998年开始，西门子交通技术集团、输配电集团、医疗集团的商业间谍涉嫌向中国官员和医院行贿7000多万美元。2002～2003年间，西门子输配电集团向中国的政府客户行贿约2500万美元，得到华南地区两个总价值约8，38亿美元的高压输

电项目；2003～2007年间，西门子医疗集团以约1440万美元向五家中国医院行贿，从而获得2.95亿美元的医疗设备订单……西门子通过贿赂共赢得23亿美元以上的订单。2008年12月15日，西门子宣布同美国、德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支付巨额罚金16亿美元。这份“天价和解”让其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将这家百年老店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最近曝光的力拓间谍案，也可以说是使用贿赂手段获取情报的“典范”。我国是世界上钢铁产量最大的国家，铁矿石的进口也位居世界第一。今年一季度就进口1.31亿吨，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八成，创历史最高水平。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买主，却无法掌握定价权。在每年的铁矿石谈判中，中方的底牌与策略往往被对方所洞悉，在谈判桌上极为被动，许多次谈判都是铩羽而归，而对手则满载而还。胡士泰、谭以新(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等人归案后，人们才明白，原来中国钢铁界的一些高层人物早已被收买。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宝钢、马钢等钢铁和有色金属企业的高层被“邀请”组成“奥运观光团”，白天观看奥运比赛，晚上下榻在每天上千元的酒店，并专门有女歌星演唱。

利用手机等通讯工具进行窃听也越来越便捷。谈到窃听，人们会马上联想到各种各样的窃听器。要说利用手机窃听，你可能不太相信。但在商业间谍们看来，手机就是最便捷的窃听器。最初，他们通过在手机上安装芯片，再设法送给或卖给自己的对手进行间谍活动。之后，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他们只要将对方手机的序号输入自己的手机上，再通过一套监听软件，就能立刻启动监听功能。被监听的手机无论是传、收短信，均会自动复制并传送至窃听人手机上。被监听手机如果收话、发话，立刻会有短信传送至监听者手机上，监听者如果想监听，只要再拨入被监听者手机号就能清楚听到双方对话。即使对方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只要电池不被拿掉，开启现场监听功能后，也能监听现场活动和谈话。今年5月11日，台湾媒体报道了台中“地检署”指挥台南县、台中市“警局”等连续展开三次大规模搜索行动，破获一起与通讯部门人员勾结贩售窃听软件的案件，据估计受害人数超过千人，其不法获利至少千万元新台币。

在互联网时代，也许没有什么手段比互联网更能方便获得商业情报了。早在互联网方兴未艾的1987年，西德一位电脑奇才就曾疯狂窃取了美国数字设备公司VAS系列大型电脑的数据保密程序、用于发展微集成电路的软件包以及上千个电脑加密源程序等资料，最后将这些价值不菲的情报卖给了出价最高的苏联克格勃。2001年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一位情报分析员也利用自己娴熟的电脑才能，窃取了包括美国可探测空投和信号位置的全球定位仪情报、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报告以及美国如何跟踪外国间谍等资料在内的大量情报，就在他找好买家准备出国交易时，被FBI特工逮捕。今年7月，黑客们通过向电脑植入病毒，建立所谓的“僵尸网络”，袭击了美国十多个网站，使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一些政府网站完全瘫痪。几天之后，韩国的网站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事发后，有人猜测是朝鲜在幕后操纵，或是朝鲜的同情者所为，但至今仍没有结果。美国安全核心技术咨询公司一位分析师说，全球每年由于黑客攻击至少造成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法律上的漏洞和不完善，使许多商业间谍得以逍遥法外

有人估计，全球每年因商业间谍行为造成的损失将近1000亿美元，而且很快会超过这个数字。

对商业间谍的处罚，各国也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早在199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经济间谍法》，用于对付从美国公司盗窃机密的外国特工。该法案认定窃取商业秘密属于违法行为，涉案公司和人员将被罚款及判刑。此后，还颁布了《海外反腐败法》，专门针对那些非法贿赂外国官员以获得业务的行为。但是，司法部门对商业间谍案重视不够，再加上事情败露后很多公司都选择和解方式了结官司，许多大公司于是变得大胆起来，专门培养商业间谍也不再是什么秘密了。日本目前也在研讨一部新法律，对盗窃企业内部机密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因为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问题太多，对于一个盗窃装有公司机密资料软盘的小偷，只能根据被盗软盘价值不过100日元的实物来定罪，而不管资料的内容多么重要。因而，许多商业间谍被发现后，由于够不上刑事处罚而逍遥法外。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各国和跨国公司都加强了对华经济情报渗透，形形的商业间谍混迹在经济活动中，更有不少高官被拉下水，导致每年经济损失惨重。从根源上讲，也许是因为国家过于重视军事、政治间谍，而忽视商业间谍。商业贿赂是世界各国普遍打击的一种犯罪，中国在2005年10月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在多部法律中对商业贿赂有严厉的处罚规定。如《刑法》对贿赂行为设有专门条款，但针对跨国公司等涉外的行贿处罚并没有专门的规定，所以导致跨国公司在中国为所欲为。前面讲到的西门子在中国行贿金额尽管非常巨大，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处罚，仅以开除20名员工了事。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我国相关立法滞后。力拓窃密案触及中国经济安全软肋，再次警示中国亡羊补牢，及时堵塞泄露重大经济商业秘密的各种渠道，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