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托派”

一、“中国托派”是怎么形成的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发生了分歧。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破裂的原因，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引起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这些留学生被遣送回国后，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他们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1929年4月，为了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此后，从“我们的话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组织――1930年1月1日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在中国一共有了4个托派组织。到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前后，党员约有500名。

二、陈独秀等人如何走上“托派”道路

“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

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由于梁干乔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

第三种是受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组织。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因此当托派组织和陈独秀没有给自己适当的职务的时候，就叛变了。马玉夫是这类人的代表。

第四种是陈独秀本人。陈独秀之所以投入托氏主义：一是因为在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正处理后，托洛茨基曾表扬肯定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对此，陈独秀十分感动，在感情上就倒向了托派。二是当时“左”倾中央在解决陈独秀问题时粗暴无礼的态度，使陈独秀十分气愤。1929年11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也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

三、抗战时期“中国托派”为什么遭“人人喊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自然招来了“人人喊打”。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关”，与托派划清界限。

其二，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俞秀松、李特、黄超杀害，从而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从俞秀松、张慕陶、王公度、王实味、“湖西肃托”等事件来看，“托派汉奸”是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要杀谁，只要说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这样的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如此，在内也如此，因为政府需要以此来维系它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关系。

四、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的情况如何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的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陈独秀这面旗帜，“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留在内地的托派重要成员尹宽，于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另一名重要成员郑超麟于1952年12月22日也被捕入狱，1979年6月恢复了自由。晚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撰写了《怀旧集》等回忆录。

（摘自2010.12.20 《北京日报》祝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