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消失之后

中国在长期享受“人口红利”之后，许多人预期这一经济增长源泉即将于2013年前后，随着“人口抚养比”的停止下降而消失。对此，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存在不同意见。观点差异之大，争论对立程度之深，论辩感彩之重，颇不寻常。

表面看，这似乎延续了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之后经济学界始终存在的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传统。其实不然。在中国，对于“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的争论，双方都属悲观派，而诠释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却是关键之点。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力

众所周知，“人口红利”概念的出现和流行的时间并不长。

20世纪90年代哈佛的一些经济学家，在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经济史上新大陆超过旧大陆经济的增长表现时，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变量来考察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这个在常规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经济增长源泉，被称做“人口红利”。

我们的研究发现：把类似的理论假设和计量方法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导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这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2.3％，同期入均GDP年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

首先，经济增长过程绝非模型那样简单。实际上，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来源的话，那么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指标就应该开始下降，但在不具备其他高速经济增长条件的情况下，这种人口优势并不能得到实际利用，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条件，即劳动力得以流动才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与此同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只有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前提下，依靠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即“人口红利”。所以，若要把“人口红利”在计量模型中的抽象事物形象化，最好关注和研究遍布于全国城乡的2.3亿农民工。

其次，模型使用的解释变量――人口的抚养比，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核心在于其变化趋势，而非静态的绝对数量。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其持续增长以及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不断提高。

例如，在1980年-2005年期间，15岁-64岁年龄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9，7％提高到71％。正因如此，抚养比才会持续降低，并因劳动力供给丰富和储蓄率高而形成“人口红利”。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视为“人口红利”，则是犯了用国家大小论英雄的错误。

再次，此结论本身并不涉及人口抚养比下降的原因。抚养比下降需要用人口转变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即以现实中的人口变化趋势加以解释。中国在较短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人口转变过程，于本世纪初就已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转变新阶段。

在经历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变化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其上升时期就是抚养比不断降低的时期，也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相对次要的作用。

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上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下降到90年代以后总和生育率2.1％这个更低水平以下。

争论背后的政策歧见

撇开非研究性争议，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人口红利”是否即将消失的不同判断我们的研究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变量，既然人口预测显示，在2013年之后抚养比将上升。那得出“人口红利”会消失的结论应合乎逻辑。

一些研究者认为“人口红利”不会在那时候消失，即延伸到2035年，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依然庞大，总抚养比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从不甚精确的角度，或者纯粹从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看，似乎届时的中国人口结构不算太糟。不过，既然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有其特定含义，并且针对其具体变量估算而出，那就很难印证或附会这种判断。

此外，“人口红利”的核心是劳动年龄人口或者抚养比的动态变化，如果正视201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将会绝对减少，如在2015年―2035年间预计以每年0.4％的平均速度减少，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会从72％下降到64％，那断言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继续存在，难以让人信服。

关于“人口红利”的政策含义究竟为何本文开头就已指出，中国对于“人口红利”的说法都属悲观派。原因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积极响应“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变化会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经济增长不再可能保持过去30年的速度。

即便是那些用“人口红利”理论指导投资的公司经济学家，虽然鼓吹当前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有利于股市和房市投资，隐含的意思也就是未来将失去这种机会窗口。至于那些认为“人口红利”仍在并可以保持几十年的观点，正是把当前我们观察到的人口变化看做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两个关于“人口红利”判断的政策含义值得讨论。一是担心如果承认“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则意味着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完成其使命，有必要进行调整。其实，“人口红利”与生育政策没有必然或紧密的因果关系。

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以是否调整生育政策为转移。例如，在中国人口大事记中，三个至为重要的现象，即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20世纪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显着降低(1970年一1980年)和正式实施一胎化政策(1980年)之间，从时间上看没有丝毫的一致性或因果关系。

二是担心如果承认了“人口红利”消失，就意味着就业压力开始并将继续纾缓，人们或对就业问题掉以轻心，乃至就业在政府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有所降低。

这种认识问题的逻辑，可能与中国政府争取积极就业政策的形成背景有关，即这一高度重视就业的共识是政府对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严峻局面的急迫反映促成的。

这个逻辑联系也是不存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是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的，但那里的政治家和经济决策者对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我们的政策。

关于“人口红利”的商业或投资含义尽管在公司经济学家和投资分析师中，许多人最初并不认同我们的判断，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渝地使用“人口红

利”的概念，引申其对投资前景的启示，也乐于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毕竟更加直接地对投资客户负责。

其实，人口学早就有一分支，叫做市场人口学或工商人口学，即借助人口学分析方法，把人口特征的变化与消费和储蓄行为及其变化，与投资和创新机会联系起来。应该说，这种分析的确有助于扩展投资者视野。

将“人口红利”判断引入投资分析，也存在滥用的危险。必须首先理解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才可以将相关结论转化为在商业和投资中的决策判断。

经济增长不会放缓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与现代部门鲜明对比的二元经济结构，特点是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现代部门可以不变工资获得无穷尽的劳动力供给。

这个二元经济发展，说穿了就是一个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直到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时，我们便迎来“刘易斯拐点”。

但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指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使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的式微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如影随形。2003年-200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率达10.2％。

理解这个原理，承认中国正在发生人口结构变化，并非学术之争，意义在于可以及早预见其趋势：一是工资上涨属必然且将逐渐加快；二是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尽管本人提出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我绝非悲观的卡桑德拉。我关注的是：

“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劳动力优势会丧失吗?“人口红利”消失是否会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只要工资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拐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出现的涨薪潮，其实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而且，工资上涨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既承受得了，也求之不得。

因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

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有人在解释“民工荒”现象时，认为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劳动力转移。其实，人口结构变化因素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从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这两者之间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永久居民，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此外，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

中国可根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未来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因为最富的国家往往有着最高的老龄化程度。

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把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国家的。

假如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加入到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与那时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比较，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并不突出。所以，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而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中国需要未雨绸缪，谋划形成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引擎。

笔者曾撰文讨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

从先行国家的经验看，这类努力应该包括：建立起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加强技能培训和深化教育，显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打破劳动力数量短缺的瓶颈；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

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则是无限的。加快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绝不意味着对“人口红利”的迷信。越是发达和富裕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的目的在于提醒并呼吁世人：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在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当年，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的质疑成为一个失败的预言，是因为他不懂得，

“人口红利”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打破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意味着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解释二元经济发展实际时遇到了挑战。

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则意味着理论的回归：不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持续源泉将会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