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网络暴民”现象

网络，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民意表达的空间，现在却成为暴虐滋生的温床；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建设性意见传达的窗口，现在却成为一部分人发泄的通道。《纽约时报》等海外媒体将在网络发泄暴力情绪的部分中国网民冠以“网络暴民”称号，《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国内媒体也纷纷认同了这个说法。2006年的网络，是个多事之年，“网络暴民”层出不穷、前仆后继，网络暴力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暴民”充斥网络

一双青绿色的高跟凉鞋，残忍地踩在小猫的头上、身上。你可以想象到小猫凄惨的叫声，你同时也看到了那个施暴者――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性感女子冷漠的笑脸……网民“碎玻璃渣子”在网上公布的一组虐猫视频截图揭开了“虐猫事件”的序幕。一石激起千层浪，这边是愤怒的网民展开的追凶活动；另一边，施暴者却没有就此罢手，猫扑网站上再次出现了大量虐待小动物的图片。这次被虐杀的小动物不仅是小猫，还有兔子、小狗。网民们则由谴责变为谩骂，由谩骂变为人身攻击，并远远超出网络的范围。有网民利用各种手段追查出当事人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甚至经历婚姻状况，使得当事人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骚扰。

无独有偶，“铜须事件”引起的暴力也使当事人受到极大的压力。2006年4月13日，一位悲情丈夫在网上发帖公布了妻子和情人的QQ对话记录，痛斥与妻子有染的“铜须”。随后，数百人在未经事实验证的前提下，轻率地加入网络攻击的战团，甚至有人建议“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就在短短数天之内，这支“哄客游击队”发展到了数万人之多，他们搜出“铜须”的真实身份和地址，用各种方式羞辱其尊严，把他逼出所就读的大学，甚至迫使其家人不敢出门和接听电话，令当事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正当此事闹得不可收拾之时，事件的挑起者――“锋刃透骨寒”竟突然发帖，声称“一切都是假的”，“游戏已经结束”，此事件完全是他一人杜撰。至此，轰轰烈烈“铜须门”算是画上了一个滑稽的句号。

如果说以上两个事件都是世俗人做的无聊事的话，那么“韩白论战”却暴露了准精英人群歇斯底里的脾性。老评论家白烨在自己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80后的现状与未来》，里面说“‘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等等。韩寒在博客摘抄了白烨《80后的现状与未来》里的一些观点，以此为靶子，毫不客气地进行了“炮轰”：文坛算个屁，谁也别。后来，成千上万的网民也加入进来，极尽污言秽语之能事，对白烨进行辱骂和骚扰。事件最后以白桦关闭博客收场，不能不说是“韩寒迷”功劳。

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上的“蝴蝶效应”。一件在生活中可能并不起眼的事情，在网上却像雪崩一样急遽扩大。一方面是经不起社会压力的变态者肆无忌惮的暴力发泄，另一方面是网民的语言暴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影响，大有对当事人形成灭顶之灾的架势。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

“匿名专制”和“自由世界”

正所谓“在网络上谁也不知道你是只狗”，匿名性是网络最大的特点之一。在这一“马甲”的庇护之下，网民在充分张扬个性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发泄的怨气和劣性也得以释放，在网络这样一个最少受到管制和惩罚的“自由世界”里，放纵和信马由缰成为一件刺激而又安全的事。

互联网上用于匿名表达的“马甲”正如有些专家所说的“对于许多网民的好处在于只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淡化自己的责任。当他们以过激的言辞扰乱他人的生活，甚至使人失去工作时，他们不会感到丝毫的不安与羞怯。”

而事实上，正是可以在“匿名”中隐身，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原本温文尔雅的人，一上网摇身一变，成为纵横江湖的冷面杀手。对自己不乐见的人和物，只欲除之而后快。在匿名状态下，个体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不被标识，推波助澜是对社会作贡献，而一旦酿成悲剧，那也是众人的责任。

有专家评论说：“从互联网诞生之日开始，商家为了商业利益，就拼命鼓吹上网吧，这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从媒体工具的隐喻意义上讲，他们说的是对的。尤其是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的功能缺失，人们对互联网的传播功能投以巨大的激情。”如果说在别的一些国家，互联网是言论自由的工具，在中国则被认为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肆无忌惮的空间。人们在饕餮于“自由”的同时，亵渎了现实中人们为了平衡自由与公正的关系而实践出来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

而“网络暴民”现象显然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人们对目前社会种种不公平、丑恶的现象不满、愤懑，但又感觉个人力量微小无奈，多数人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会选择沉默。同时在传统媒体中，也缺乏民众表达意见和情绪的空间。而在网络上则不一样，可以尽可能地痛骂自己憎恨的罪恶而少有风险，在咒骂中自己俨然电脑游戏中一位纵横天下、铲除不平的侠义之士，在虚拟的行侠中获得某种。而且一旦心中充溢着正义感，便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如此便可以不用顾忌现实生活中遵循的规则。

正如社会学者夏学銮所说：“我觉得网络之所以频频出现这种集体行为，声讨、讨伐运动，尤其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一般是出于正义的义愤了。我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就是，这是一个社情民意的窗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的一种想法、思潮。我认为这不完全都是消极的，应该说它有一定的正义性。但是呢，有的人对事物的判断往往牵扯了一些个人的事情，搅在一起了变成了一个宣泄的工具，在网络上寻找替罪羊，把平时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一些愤怒、不满转移、漂移到网络上来了，转移到了别人身上，随便找了一个替罪羊抓来进行发泄。我觉得这失去了网络批评的意义了，就变味了。

民族劣根性―我们永远的痛

挖掘“网络暴民”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民族劣根性不可忽视。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安善良民，但当他们在网络上聚合在一起，却变成一群无所顾忌的“暴徒”？一则是个人融入群体而产生的安全感，“法不责众”，是中国自古以来得到普遍认可的是非观，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体现之一。这使得众人倾向于放纵自己的行为，固执地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惩罚，履行着一个畸形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愚蠢逻辑。二是网络匿名性使得众人更加有恃无恐。毕竟，相对于现实生活，网络中讨伐大军中的个体彼此是“匿名的”，这就不必承担相应的风险，“替天行道”还是他们名正言顺的讨伐理由。

中国拥有悠久的道德民兵传统。只要查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将所谓通奸男女游街示众，甚至动用私刑加以杀害，乃是中国道德审判的基本样式，它散发出“多数人暴政”的狂热气息。虽然经历了从“五四”以来数十年的思想解放，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似乎还深深根植着一种“罪第三者”的观念，认为“婚外情”不管怎样都是不对的，都是“道德沦丧”，而往往不能从人性的、爱的观点出发得出一个理性客观的评价。2005年6月，一群在温州打工的贵州民工，为“惩罚”族内通奸者，居然动用“家法”和私刑，以“正义”的名义，将“男犯”乱刀砍死的事件更是从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而从“钢须门”来说，这只不过是这一观念凭借现代化的网络而进行的一次大爆发而已。

林达在其近作中曾提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媒体界的混杂状况。在传媒由精英专有转向平民化的过程中，虽然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不高，民众的民主素养尚未得到培养，他们还不清楚该如何使用言论权利。报纸的粗俗化走在民众的自由化之前，早期的美国报业迅速流向了滥用自由的弊端。政客斗争、同业竞争，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冲突，让早期美国传媒变成了一个充满恶意中伤、人格侮辱的污秽之地。随着各方意识到这一状况的危害，传媒业的整体面貌逐渐改观，终于成为民主的象征。这一改变，依靠的不是行政命令的强压，也不是道德精英的疏导，而是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全民民主素养的提高。

同样现今的中文互联网，相比其他媒介，具有更高的自由度，也更利于民意的发育和表达。但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利益也在这里纠缠不清，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网民队伍的壮大，特别是青少年网民数量的增加，宣泄开始在网络言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要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全民素质和推进民主进程是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