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演变及其教学特色

[摘 要]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教育组织，形成于唐末五代，兴盛于两宋，历元明至清末，前后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它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教学活动诸方面都有显著特色，对封建社会后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影响深远。

[关键词] 书院 演变 教学特色 影响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教育组织，形成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历经元明清，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对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产生过重大影响。

书院的产生

书院是在古代私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更高级、完备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将原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一年（723年）、十二年（724年），先后在京师长安光顺门外与东都洛阳明福门外设置丽正书院。[1]到了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遂改为集贤殿书院。然而，所谓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2]，是官方校刻、收藏古书的机构，“非士子肄业之所也”[3]。当然，民间私人也有书院，不过是士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亦不具备教育机构的功能。

唐代末年，已出现私人讲学于书院的情况，五代继之，然皆规模较小，制度尚不完备，只能看作书院的萌芽阶段。书院的真正形成和制度化，是在宋代。

宋代书院的兴盛

关于书院兴起的原因，朱熹曾有一段话分析：“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即书院），以为群居讲习之所”[4]。可见，主要是因为五代时统治者不重视教育，官学不振，无法满足士人读书求学的需要，书院因之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宋初书院得到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四大书院”。“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据宋王应麟《玉海》，指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下，该处为唐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因李曾养一白鹿自随而得名。南唐升元年间，因洞建学馆，以李善道为洞主，时称“白鹿洞国庠”。岳麓书院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由知潭州朱洞始建。应天府书院原为宋初学者戚同文旧居及讲学授徒之所，真宗时郡民曹诚就此建学舍150间，聚书数万卷，与戚同文嫡孙戚舜宾一起招生讲学，后来捐献给朝廷。嵩阳书院原为嵩阳观，后周始建院，宋学之“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外石鼓山书院、茅山书院也很重要。

宋初统治者对书院大力支持提倡，不少书院都得到朝廷的赐书、赐田和赐予的匾额。但北宋教育的主渠道是官学，它与科举相结合，为统治者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人才，书院只处于从属地位。书院的真正兴旺发达，是在南宋。

南宋虽有官学，但衰败不堪，于是书院大为发展。书院的兴盛和理学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南宋学者大多研究理学，他们积极创办书院进行讲学，书院成为理学的传播基地。朱熹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重修白鹿洞书院。他为书院确立方针和制度，延请名师，征集图书，并亲自教授生徒，为南宋及后代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朱熹所定教规称《白鹿洞书院揭示》。它包括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又修复和扩建了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相继兴复，对当时书院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各地争相仿效，建立书院。其中著名者，除白鹿洞、岳麓书院外，还有象山书院，为理学家陆九渊讲学之所；丽泽书院，为吕祖谦讲学之所。这就是清人全祖望在《鲒亭集外编》中所列举的南宋“四大书院”。

书院的制度，到南宋时期才正式确立和完善。由于官学衰落，南宋书院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机关，作用巨大。

元明清时期书院的演变

元代统治者一方面扶持和保护书院，一方面对其加强控制。元代书院有一个重大变化，即书院主持人由朝廷派员担任，书院与官学一样受各级官府的管辖。

元代最早的书院为太宗八年（1236年）建立的太极书院（纪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到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世祖下诏：“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5]此后书院增多。

然而元代书院数量虽超过南宋，质量则不及。明初规定科举必由学校，于是官学受到高度重视，书院转衰。直到宪宗成化以后，王守仁“心学”兴起，他与湛若水等理学大师到处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王守仁先后创建龙岗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和敷文书院，讲学20余年。湛若水从40岁以后到去世前，50余年间无日不讲学，所到之地，必建书院。

由于明代党争激烈，先后发生过四次禁毁书院之事，分别在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和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其中又以天启五年魏忠贤禁东林书院为最。此后书院与官学一样唯讲举业仕进而已，书院官学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

清初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于顺治九年（1652年）下诏除原有的书院以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对书院实行抑制政策。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允许各省于省会兴办书院一所，并拨款一千两为经费，以习八股为业，为科举服务，于是书院稍复。

清代书院数量虽大大超过前代，但民办很少，大多数书院的主持人、经费、教学内容、生徒都由官府决定，已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鸦片战争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书院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设置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最后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部改为新式学堂。

书院的教学特色

书院不但内部组织独特，而且在教学方面形成自己显著的特色。

首先，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书院既是教育组织，同时又是学术研究的机构。书院的主持人，大多是有名的学者，讲学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其所聘请的教师也大多学有所成。

其次，办学方式开放、灵活。书院一般由本院大师主持，也可以邀请其他名师前来讲学，听讲者不局限于本书院，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朱熹十分重视学术的交流，他在《观书有感》诗中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与陆九渊尽管学术体系不同，但并不妨碍他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且将其讲义刻石立于院门。王守仁讲学，四面八方的士子都来听讲，讲堂常常容纳不下。明代大学者吕也认为不同学派间的这种争鸣很有必要，“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6]书院除正常的教学活动外，还定期举办讲会，即由书院主办的地区性的学术集会，召集四方学者乡贤，共同研讨学术上的问题。它始于南宋，盛于明代，形成一套制度。如东林书院所办讲会就耸动东南，影响很大。

再次，书院的教学，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

书院大师的讲义，大多提纲挈领，重在启发诱导，主要由学生自己通过读书钻研体会，教师的作用只是“作得个引路的人，作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问，共商量而已”[7]。所以，书院大师都很注重对学生读书方法的指导。朱熹读书法就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书院的大师都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质疑问难。朱熹就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8]。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反对因循旧说，要求学生深入研究，敢于提出独立见解，发明新义，认为“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8]。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书院除读经外，兼重文史，形成一代学风，后世称为“宋学”。

总之，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卓有成效的教育机构，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教学活动等方面都有显著特色，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后晋）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清）袁枚.随园随笔[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4]（宋）朱熹.晦庵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明）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宋）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明）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