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6 06:42:14
[摘 要] 文章分析了汉代章句与今文经学之间相互推动、相互依存的关系。章句为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在两汉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文经学的发展同样促进了章句体的兴盛。今文经学是章句体产生、普及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 章句 今文经学
作为一种与“经学”联系紧密的训诂体式，两汉经学对章句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经学章句是章句体著作的主体。75部章句著作，就有60部属于“六艺略”，占整个汉代章句著作总数的80%。此外，由于“经学章句”的影响，部分非经学章句也呈现出了明显的“经学”倾向，如王逸的《楚辞章句》[1]。其次，汉代的章句，其注者多为经学家，其中今文经学家共43人，古文经学家（含通学派[2]）共22人，经学家占整个章句著者的86.7%。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章句的发展与经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章句的出现、发展和衰落都与经学的建立、繁荣和衰落一一对应。
经学最初是以后世所谓的“今文经学”的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过程中，章句对经学的稳固至关重要，因为“有无章句”是今文经学学者得以立为博士的前决条件。一方面，作有章句得以使经学家成为博士；另一方面，经学家成为博士之后，也为章句的普及和“再创作”提供了保障。章句的繁荣与今文经学在西汉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今文经学的经典阐释理念也赋予了章句不同于其他训诂体式的特征。今文经学的阐释理念却也是有渊源的，那就是孟子。陈桐生就直接认为：孟子就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陈先生还认为：孟子的有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诗多有启示；孟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今文经堂家所继承；孟子的某些阐释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收，因此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4]。总的说来，今文经学章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在训释内容上，重义理阐发，轻字词训诂。
今文经学博士高举孟子“以意逆志”的训释理念，极为重视阐发义理。姜广辉认为：“（以意逆志）这种方法因为强调意义的把握，因而开始了一个重视义理、重视创造性的经学的解释传统。”[5]义理，既是今文经学的阐释重点，也是章句著作的阐释重点。
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这一诠释理念体现在章句上就是：在训释内容上，注重义理阐发。章句体注重义理，从古至今，论者就很多。早在西汉时期，章句体就经常与词“义理”一词连用，如王充《论衡・程材篇》：“世间学问者……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又其《谢短篇》：“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
虽是批评今文经学家之语，却也揭示了“章句”与“义理”之间的联系。
又《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由此可见，章句是使“圣意”得以显明的体式,所谓的“圣意”大概就是“微言大义”（义理）。
以上是古人的看法，当今大多数学者也承认章句与义理之间的联系，近人张舜徽这样评价丁宽《小章句》道：“其为书但训诂举大义，则与当时繁琐之辞又异矣。实开后世专以训诂、义理说《易》之风”，“章句主疏明经旨大义”[6]。张荣明也认为：“章句乃释义，着重义理的阐发。”[7]此后，张先生更坚定地认为“章句必定包含义理阐发”。“没有义理便没有章句”[8]。
注重义理阐释有利有弊，其利是可以深化文献训释的层次，使读者不仅知其表面意义，而且理解经典文本所隐含的“深层意义”，所以单纯从诠释层次上看，章句是一种比“传注”先进的训诂体式。其弊一方面章句是不可避免要走向思想僵化。有学者指出：“由于过分强调义理阐释，在今文经学列为学官后，（今文经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思想僵化。”[9]；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义理，甚至于出于功利的考虑，完全脱离字词训释而只作义理阐释的话，那么这些阐释也都是“空中楼阁”，这些阐释就已经不是为经典作解，而是在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严格说来，已经脱离了训诂学的范畴。
2.在训释目的上，强调诠释的功利性，因而对经典诠释的学术性注意不够。
潘德荣认为：“中国的解释传统一直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倾向”[10]p104。今文学家治经主要是为了治世。他们对经典的解释，多以实用为目的。正因为强调“功利”，其解释中常含有解经者对六经的意义进一步发挥和引申的，张荣明认为：“‘章句’就是义理体系和解释体系，是经义的现代化阐述，赋予经义以时代意义”[7]P236。其中所谓的“现代化阐述”就是今文经学章句所阐发的义理一般都是与现实紧密联系，是适应现实而作出的一种解释。因为要照顾“现实”，其所作的阐发就不得不杂以谶纬，且附会阴阳五学说，因此不免夹杂难以令人信服的臆测[10]P46。
将经典诠释与时代需求挂钩，无论是从文献保存的角度，还是从文献流传的角度，是非常必要的。至于西汉宣帝之后的今文经学博士只注重价值判断，过度强调实用，曲经而为己用而存在的误解，以及大量出现的空言虚说，也都是时代局限所致，正如杨乃桥所说：“哪里有阐释，哪里就有误读”[11]，这是任何一个训诂学者都无法跨越的历史局限性。
3.在客观文本与主观注者之间，强调注者主观发挥，因而对文本的客观性重视不够。
今文经师说经时往往有借阐释经义来阐述自己学说的倾向，因而任意发挥的意味较浓。这样他们说经方式多为申发式的。既不重视经文本身的字句训诂，也不重视史实和名物的考证，而是重在从经文中申发出一定的理论，并以此指导现实行动，从而达到有用于当世的目的。董仲舒认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以一奉天”。他不承认经典本文中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为了从经典本文中发现原理，他创造了“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即通过对经典本文的分章析句，综合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大胆地抛弃不合时宜的具体结论。
今文经学继承孟子“以意逆志”这一阐释理念所具有的重视阐释者主观能动性的特征对经学阐释起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今文经学的繁荣，推动了章句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也给经学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使得今文经学日益衰落，章句著作的学术质量也大大降低。重视阐释个人主观能动性，就是说阐释者在诠释文献时，要以己之意去推测诗人之志，而不能拘泥于诗句文辞的表面意义。汉儒说《诗》时不依傍前人，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纷纷破除旧说另立一家之言。西汉今文经学博士纷纷突破师法、家法，“大师众至千余人”，自为章句，其中固然有利禄的因素，但其刻意求新的开创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指出：“（董仲舒）这种政治的诠释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开发了经典的潜藏意涵，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历万古而常新。”另一方面，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是有限度的，无节制地发挥就会形成经典诠释学所说的“过度诠释”，“过度诠释”的后果就是所谓“诠释的无能”，历史所载对章句的批评多集中在这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王宝利，王逸《楚辞章句》的训诂体例和训诂理念[J].社会科学论坛，2009，6.
[2]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经学的三大派[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汤其领.汉代经学论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
[4]陈桐生.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2.
[5]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0-51.
[6]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1990：14,26.
[7]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286.
[8]张荣明.汉代章句与《白虎通义》[J].学术研究,2004.2.
[9]马明策.典诠释中的两汉经学[J].兰台世界,2005,11.
[10]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1]杨乃桥.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M].北京:北京文化出版社,1998：351.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陕西宝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