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人权话语表态的变迁

一、中国政府人权话语表态的背景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权问题在我国争论不断。人权一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遭到批判，即使后来承认社会主义也讲区别于西方的人权，且没有转化为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人权问题仍停留在讨论的层面，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注1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外国对我国人权状况责难的压力下，人权开始解冻，开始展开人权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注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1年11月1日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和观点，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提出中国政府关于人权的态度，例如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表态是以总书记身份，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项政策方针性表态，而非国家层面的表态。注3随着人权问题讨论的展开，中国政府先后参加了各种国际人权公约，事业逐渐融入国际环境中，如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是事业重要的里程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为人权事业提供了宪法保障。2009年中国政府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2012年第二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这两份人权行动计划是事业的阶段性政策文件，也是中国政府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重要举措，标志着事业朝着更成熟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的人权表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简称“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简称“国务院新闻办”）是国务院办事机构，主要职责包括组织对外介绍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外介绍事业发展状况，组织开展人权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外交部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是贯彻执行国家外交方针政策、代表国家和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其重要职责之一是负责处理联合国等多边领域中有关全球和地区安全以及政治、经济、人权、社会、难民等外交事务。根据国家机构的职责分工，国家主席在人权事业发展方面所做的重要论述，是代表国家在人权事业上的总纲性表述，是中国政府人权话语表态的标准文本；国务院新闻办的人权表态或白皮书，是系统介绍和主动宣传事业的纲领政策、发展情况、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外交部的人权表态主要侧重对外反击国外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指责、维护国家人权声誉。因此，国家主席、国务院新闻办与外交部在人权话语上三位一体、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中国政府人权话语体系，既反映中国的人权立场，也反映发展状况。

二、中国政府人权话语表态的变迁

（一）从国家领导人人权表态来看

1.人权表态的场合：对外为主转变为对内为主

国家领导人做出人权表态的场合反映着国家人权话语的对象。1991年至2000年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涉外场合就人权问题表态有44次，对内表态的场合10次，同一年份中对外表态均多于对内表态；同时，国家领导人关于人权的表态主要是在与外国外交人员交涉场合中，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的人权表态主要是对外声明，对内的表态较少。2001年至2015年间，国家领导人对外表态的场合有14个，对内表态的场合有20个，同一年份中人权表态出现在对内场合多于对外场合。注4不难看出，人权表态场合出现了转变――由对外为主转变为对内为主。

这一转变符合我国人权历史发展轨迹。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领导人在人权方面的表态主要围绕外国政府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指责给予回应，以国家领导人表态的方式对外阐明我国人权的现状，并通过与外国政府的对话，加深外界对状况的了解。进入新世纪以后，一方面随着外国政府对状况的指责逐渐减少，国家领导人对外的人权表态便随之减少；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愈加重视人权保障，并于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逐渐落实到政策和法律的层面，于是国家领导人对内的人权表态增加。

国家领导人在人权表态场合由对外为主到对内为主的转变，客观反映出我国人权事业的不断进步，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展现出更为系统的人权话语体系。

2.人权表态的内容：由原则到具体、从务虚到务实

国家领导人对人权的表态内容，反映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领导集体对人权的认识与着重点，在内容上有所区别。注5

第一阶段：1991年至2003年

我国强调政府重视和保障人权。这一阶段内，中国政府为回应世界对的关切，除了组成国内科研机构纵深研究人权问题外，值得称道的是，签署了两个世界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经全国人大批准生效，为世界称赞。在人权内容问题上，中国政府从认为生存权是最重要的人权转变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人权。强调国家的基础性，主张“没有，也就谈不上人权”注6，反对人权高于；认为人权是一国范围的事，反对利用人权问题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主张人权是相对的、具体的，而非绝对的、抽象的；强调中国政府承认人权的普遍原则，但也要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人权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应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增进了解，妥善处理分歧。

第二阶段：2003年至2013年

我国关于人权的表态强调通过创造、改善国内环境，提高人权保障水平，如提出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平等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在这一阶段内，除“人权入宪”外，中国政府了两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向世人宣示保障人权的决心。中国政府以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着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承认和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前提下，主张加强国际人权交流、对话与合作，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外交部主要针对外国人权报告攻击我国人权状况进行回应。对于外国的人权问题，2000年以前外交部表态较少；21世纪以来外交部表现出积极关注的态度，如就科索沃问题、美国“9・11”事件、伊拉克人权状况、利比亚战乱、朝鲜人权问题等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政府维护《联合国》和国际关系准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对于人权对话，外交部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对话，肯定人权对话的成效。在问题上，外交部认为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的问题，坚决反对外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于反华提案问题，外交部认为应当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各国在人权观点上的分歧。对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外交部反对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在1995年以后没有再就该问题做出表态。外交部除驳斥西方国家攻击状况外，还积极与西方国家展开人权对话，不断传播中国政府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成就。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享受的各项权利和基本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就有目共睹。”注13

三、中国政府人权话语表态的特点

（一）人权表态主体三位一体，各司其职

国家主席、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关于人权的表态完整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人权立场。国家主席代表国家对人权问题做出的表态，是立场的基调与纲领，反映了国家对于人权问题的思想；国务院新闻办具体阐述中国政府的人权主张、正面传播中国政府的人权话语；外交部则主要回应国外的人权问题、侧面维护中国的人权声誉。这三者在人权话语方面各司其职，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话语体系，发出中国的人权声音。

（二）人权表态是发展状况的表达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话语都无法脱离本国的客观实际，否则只是空谈。发展状况是中国政府人权话语的现实基础。在不同时期，中国国家领导人人权表态场合由对外为主转变为对内为主，由被动回应转变为主动构建自身的人权话语体系；对人权内容的认识由仅仅认可生存权转变为对生存权、发展权、社会保障权利等的均衡发展；对人权的保障从口头、纸面上的承诺演化为切实的国家行动。

（三）人权表态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人权表达是为了回应、澄清外界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展示我国的人权现状。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外对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责难逐渐减少，中国政府逐渐从回应型、解释型的人权话语表达转变为切实关注人权事业。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生存权方面。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人权的发展层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推动人权发展状况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领导人对人权事业的发展有更明确的思路，提前描绘事业发展的目标与路线图，逐步在注重保障生存权的基础上愈加关注发展权、社会保障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如果说中国政府人权表态有什么模式的话，那就是立足国内人权保障建设，走自己适应人权发展模式，然后才对外表态宣传，是一种“由内到外”，而不是“由外到内”，外在压迫式的指责，中国政府断难接受。

（四）人权表态的内功仍需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人权事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这是客观事实。因此，中国政府人权话语表态方面，有一定的底气。但毋庸讳言，我们清楚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存在不尽完善、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让未经法院判决的嫌疑人上电视“认罪”，既不尊重人权，又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不利于司法公正。还有一些恶政长期存在，得不到改善，如“收容教育”制度，把一个公民关押半年到两年，却不必经过审判程序，只由公安部门自己说了算。注142000年我国立法明确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制定法律。2005年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理方式并不包括收容教育。但收容教育制度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这明显背离我国宪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收容教育制度不仅与立法精神相违背，而且存在违宪之嫌，也违背了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宣示的道德义务，该公约第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监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如果被收容教育的人员被剥夺自由或被监禁，应该有法律规定的依据”。因此，尽快废除收容教育是中国政府改进保障人权应有之义。尽管如此，中国的人权状态一直在进步之中，如果加强内功，不断完善和提高人权保障水准，在国际舞台上的人权话语表态更会底气十足。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律师作用，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便利；依法审理行政案件，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注15

（五）人权话语表态体系仍在构建中

历史地看，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人权是“舶来品”。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摸索过程。目前中国政府提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事业发展道路，也尝试构建中国政府人权话语体系。这个认识，也逐渐与国际大多数国家的理念趋于接近，但差异有时影响共识。因此，实现事业的目标并非一日之功，仍需要做到：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通过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理清人权的概念、内容、分类、范围等人权基础理论问题，力求取得共识，避免各说各话，或自话自说。其次，人权在中国需要去人为敏感化、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让人权回到人权本身成为检验政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再次，中国政府人权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空中楼阁，其离不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因而需要不断加强内功，推动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为人权事业提供坚实的公民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治基础。又次，需要回到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探索行之有效的保障与实现的路径，扎实做好人权保障以提升话语权，不空洞应付式回应人权的关切。最后，人权状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国可以就人权问题平等对话，以增进了解、相互促进，求同存异，积极宣示理念、政策和成就，不断缩小差异，以便在国际社会中展示中国政府在人权话语中的主导影响与建设性作用。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