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苏轼隐逸思想比较

内容摘要：李白和苏轼都写有大量表达隐逸思想的诗文，同为隐逸之风的爱好者和推崇者，他们隐逸思想的成因、表现和实质均有很大差别，本文主要探讨二人的隐逸思想在这些方面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身隐 心隐 以隐待仕 隐逸思想

李白和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非凡的文人，也是各自时代的代表人物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表现在隐逸思想和行为上，他们都身在仕途，同时又渴望着能过上潇洒的隐逸生活，并有着不同特征的隐逸思想。前者是在隐居和游历生活中谋求帝王的赏识，隐逸是表象，求仕是实质；后者通过科举顺利跨入仕途，却深受党争之害，几度宦海沉浮，内心思归而不得，只能在笔尖描绘隐逸之乐。本文主要探讨李苏二人不同隐逸思想的内外成因以及不同表现和作用。

一.所处时代不同（外因不同）

唐朝繁荣的经济、清明的政治、开放的风气都为李白崇尚自然、放诞不羁的隐逸生活提供了便利，李白一生中有较长时间的隐逸生活实践；而宋朝国力衰弱、动荡不安的政局使苏轼始终怀有一颗忧患之心，虽然他对陶渊明式的自由隐居生活无比向往，但高度的责任感和理性的思维使得他始终无法真正实现隐逸生活。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经济走向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唐朝不仅在经济上大有发展，政治上从太宗的“贞观之治”到玄宗的“开元盛世”，由于历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实现了比较清明的政治风气，国力达到空前强盛。唐朝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文化上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并能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开放的国际文化，一时之间声名远播，影响深远。唐朝的诗坛像一座众星云集的大舞台，出现了一大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成就非凡、技艺高超的诗人。其中，一代“诗仙”李白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用雄奇峻伟的想象力，超凡脱俗、傲然不群的独特个性写下了一首首清新飘逸，极富浪漫气息的诗歌。唐朝诗歌的繁荣有它的历史渊源，唐朝的统治集团李氏自认为是古代哲学家老子李耳的后裔，对老庄道教学说十分推崇。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勃兴的佛教，他们也不存任何芥蒂。正是在这样开放而有多元化的哲学思想背景下，李白的思想也呈现出了兼容并包的复杂性，“儒释道”三家思想皆对其有深刻的影响。然而从李白的经历来看，他与道家的渊源似乎更深，受其影响也更多。道家的崇尚自然、无拘无束的思想始终影响着李白，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由于深受神仙道教思想的影响，李白曾经游览过许多地方，并先后在湖北安陆、陕西终南山、河南嵩山、山东徂徕山、江西庐山等地隐居。“诗仙”李白的一生，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

宋朝是封建历史走向衰退而文化极度繁荣的时代，相较于唐朝的强大兴盛，疆域辽阔，宋朝则一直处于国力衰弱、动荡不安的状态，版图也不可与唐朝同日而语，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让宋朝的文人始终有一种忧患意识。宋朝以前的朝代，具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们有着共同的治世理想，即安邦定国、兼济天下，但是一旦不能实现也会趋利避祸，退而求其次――修身养性、独善其身。而到了宋朝，文人们的忧患意识加强，他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着朝局，同时也以仁爱之心关心着天下的苍生，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朝统治者重文抑武，文人地位上升，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策略使得朝野上下崇文之风大盛，文人士大夫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力图通过改革变法来改善国情。但是宋朝政坛上派系林立，泾渭分明，党争时而有之，加上统治者对文人的控制和贬抑，使得很多文人倍受打击，对仕途失去信心，开始向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此外，宋学兴盛，当时的理学思潮包罗万象，开始对包括自然和人生在内的一切事物进行思考，而这种思索又是十分理性的，文人们始终以一种审慎的态度观察世界，以理性的眼光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宋朝文人无论在分析现状、描摹现实，还是表达哲思方面，都无不清醒冷静，与唐人性格奔放外露，情感四溢迥然不同。宋朝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同时兼具入世与出世之志，在仕进的同时也不时出现隐逸的思想，甚而有一定程度的隐逸实践。苏轼是这一背景下写“归隐”词的一大代表，他一方面热心仕途进取，渴望建功立业，一方面又乞求自由独立，寄情山水林泉。虽然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归隐，但他却写下了无数向往隐逸生活，表达归隐之心的诗词作品。

二.性格的不同（内因不同）

李白：自信狂傲、热爱自由，热衷于游历和隐居生活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开放的社会风气一任李白毫无遮拦地自由散发和表演着。他自称“上探玄古，中观下世，下察交道，海内索俊，相识如浮云，自谓德参夷颜，才亚孔墨。”（《送戴十五归衡岳序》）口气自信得近乎自负。李白又是狂傲不羁的，杜甫《酒中八仙歌》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足以说明他狂傲起来连皇不放在眼里。李白还是酷爱自由的。庄周的超乎时空、物我，逍遥于天地万物的主体绝对自由的思想，在李白这里化为自由的灵魂。他就像一只不受任何拘束的大鹏鸟，在天地间遨游，《上李邕》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千里。”便是李白豪气冲天的自由精神的写照。因此，李白的一生除了在长安任职翰林供奉的三年，其余都是在潇洒率性的四处游历或是隐居生活中度过的。

苏轼：正直坦率、乐观旷达，在仕途中追求隐逸的人生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他在王安石变法的风口浪尖直陈其弊，等新党，旧党得势时又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不能见容于新旧两党，多次受到排斥打击，导致一生仕途坎坷。在“乌台诗案”贬谪到黄州后，因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与精神折磨，使他心理上猛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但他没有沉浸在忧郁之中，乐观旷达的个性和理性的思索使他很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其写于这次被贬之后《前赤壁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文中借主客问答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苏轼从从悲伤到释怀，自我开导的过程。又如苏轼以戴罪之身被安置在惠州，政治处境极为险恶，将来结局如何，也是吉凶未卜，生死难料。可他一踏上被贬之地就写下了千古绝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改惠州“蛮貉之邦”的形象，可见苏轼的心胸是多么广阔，他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身上有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的旷达乐观的个性。“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可谓苏轼一生旷达乐观心态的形象抒写。

苏轼一生虽在羁旅，但内心对隐逸生活是十分向往的，当他遭受打击不得志时，他就会想到陶渊明，引为隔代知音。他仰慕陶渊明的高士风范“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只源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得闲中趣。”却自知陶渊明的那种超凡脱俗、与世隔绝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只能一边在诗文中创造一种泛舟湖上、躬耕田亩之间的隐逸生活，一边仍以儒家道义自任的精神关注着国家大事，并直言进谏，充满忧患之心。

三.主要思想不同

李白：道家思想为骨，崇尚个性解放

李白跟任何一个普通的文人一样，有儒家浓厚的忠君观念，一生的志愿就是“愿为辅弼”，而当其辅助君王安邦定国的宏愿不能为世人理解时， 他的济世思想便化为内心深沉的痛苦“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邺中赠王大》）。要摆脱这种痛苦，李白除了借助于“酒”这个外物外，在内心更多的是依靠道家崇尚自然、无拘无束的思想来自我排解。

同时，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李白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性格。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神奇飘逸的浪漫色彩。“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学道问仙是李白求官入仕的“终南捷径”；仕途失意，被放还山后，则是他排遣愤懑的方式。而他的隐逸颓放，及时行乐，一生死、齐万物等消极思想也都源于老庄思想。

苏轼：儒家思想为主，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兼收并蓄地吸收了儒、佛、道三家思想，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主要表现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在处世哲学方面，其思想就更多地向佛、道两家靠拢，尤其是在政治生涯屡遭打击之后，他常常要靠佛理道学来排解人生的不幸和苦闷。正如其词作《定风波》所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正透露着倦鸟知返的心情，渴望如陶渊明一样“归去”过上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这就是他乐观旷达的性情所致。

苏轼的旷达不是个体现象的，而是受到整个宋朝理性精神的影响，其思想内核是对传统思想的超越和理性的思索。读苏轼的作品，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中含蓄深沉的人生思考，以及在这思考中闪烁着的理性精神。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其人生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曾长时间闭门不出，钻研佛经及道家学说，写下《东坡易传》等著述。他学会了从哲学的角度看待人生，以理性的思索来判断周围世界，所以才能悟透人生的得失对错、悲欢离合，也正是具备了这种理性的哲思，才能获得全新的超然物外的人生观，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在苏轼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乐观旷达、睿智洒脱、宠辱不惊，他是一个身居朝廷而忠诚耿直，沦落乡野却无沮丧悲观的智者形象。

四.方式的不同：“身隐”与“心隐”的不同

李白：一个不纯粹的隐士，隐居生活贯穿其一生，可以说是“身隐”切切实实的实践者。李白前半生的隐居是为了出仕做准备，后半生被迫回归隐居生活，却人在山野，心在魏阙，始终没有忘怀自己的政治抱负。

唐朝宽松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当时出现了并驾齐驱的势头，三教合一的形势已经初露端倪，很多文人既有“安邦定国”的理想，又受到魏晋隐逸之风的影响，乐于仿效前人的隐逸生活，这就使得隐逸之风大盛，甚至出现了“终南捷径”的特殊隐逸形式。李白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并且多次付诸实践，但他从未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李白的隐居是为了出仕，虽是“身隐”，却是“以隐待仕”。

公元722年，李白隐居在青城山，并且一隐就是三年。公元736年，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他仍四处漫游，并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污一起隐居在徂徕山，终日狂歌纵酒，号称“竹溪六逸”。在他四十二岁被皇帝召入长安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居无定所，或游历或隐居，然而李白的隐居生活并没有让他达到出仕的政治目的。

天宝元年，42岁的李白终于得到玄宗的征召入京，他满心欢喜，“仰天大笑出门去”，然而这次的入仕不过是成为替皇帝粉饰太平的文学近侍，与他“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相距甚远，又因受到了权贵的排挤，仅仅三年不到的时间， 李白就被赐金放还。他愤然离开长安，又开始了到处游历的生活， 期间见了不少友人，这其中就包括一些隐士，比较出名的就是《将进酒》中的“丹丘生”，经常与他们一起饮酒解愁，因此写下“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这种充满愤激之情的诗句。这段时间里李白还在庐山、当涂横望山、霍山等地隐居多时。访仙求道，对于李白来说，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倾吐了自己的郁闷：“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既对时局不满，又无法忘怀三年在朝的政治生涯，既想纵情于山野之间，又心怀不甘，“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大有作为。李白始终处在一种出仕与隐逸，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的矛盾之中。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李白既不能像那些一些追求功名利禄的政客们一样在官场上曲意逢迎，又不能完全抛弃政治抱负，寄情山林，做一个真正的隐士。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并未真正归隐，但他的诗文中所流露的对自在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隐逸思想要更深厚。因此，苏轼在隐逸思想上主要表现为“心隐”，而这种这种隐逸形式是他调剂心态的一帖良药。

苏轼的一生始终处于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虽然“奋力有当世志”（《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但其饱经风霜的仕途使他的政治理想充斥着浓郁的政治忧患和生命忧患。元丰二年发生的“乌台诗案”，把苏轼打落人生的谷底，几乎危及生命的巨大打击导致他重新思索人生，促成了他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的转变。如被贬至黄州时写的《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诗人虽是被责罚在身，内心满怀哀怨，但我们从诗中却看到诗人以诙谐自嘲的笔调直抒内心对被贬的感受，欣赏自然之美来聊以，随缘自适的洒脱溢于诗外。

虽然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寻找归隐的乐趣，只要心是自由的，身体不自由也就无足挂齿了。在谪居的日子里，苏轼写下了大量的，自我疗伤、自我开解的表达“心隐”的诗句。如，“人生本无事，苦为事味诱。”《夜泊牛口》“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许州西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等。在报国与忧身，欲归与不得的矛盾之中，苏轼只得在“归隐”的精神畅想中汲取自我性情的怡悦，在假想的世界里，在释道的超脱境界里淡化着失意和忧患，在轻松自由、无牵无挂、安适平衡的感觉里找回失落的自我，驾驶“归隐”的心舟，在诗笔妙章里实现自我价值。“心隐”成为苏轼仕途险境中疗治创伤，寻求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他的政治抱负和“归隐情结”终于由“心隐”这一人生法宝实现了统一，从而达到了超越自我、浑然物外的圆满人生的文化境界。

总之，无论是李白“以隐待仕”的“身隐”，还是苏轼身处仕途、历经贬谪后的“心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只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两人的性格的差别，导致他们表达隐逸思想的方式不同，其隐逸实践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同。隐逸文化从来不是社会的主流，它是封建时代文人或表达政治诉求或抒发个人志向的产物，是主流文化的补充，因此隐逸思想也并非完全是失败避世的消极思想。隐逸思想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一种体现个性化的文化现象，而以李白和苏轼为代表的唐宋文人为我们呈现了一副丰富灿烂的隐逸文化画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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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张慧，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学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