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与思考

摘要：翻译传统上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而此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美学或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这种趋势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无关系。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本文立足于此，结合我国翻译研究的实际情况，探讨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与思考。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影响　思考

一、引言

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同样。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也有沟通的需要，因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各种类型的翻译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翻译也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沟通载体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

二、文化转向的起源及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于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霍尔姆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

1　文化转向的起源

追根溯源，当代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并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粗略而言，这种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德国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特对翻译语言本质的论述。早在十九世纪初，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其于柏林皇家科学院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就已经注意到说话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双重关系。作为古典解释学先驱者的施莱尔马赫。他对翻译语言的见解明显地透露出他的解释学立场，同时也跳出了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译者进行翻译时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然，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地还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因为，前半叶，西方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主要体现在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的数量上。从五十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尤金，奈达、劳伦斯，韦努蒂、卡特福特、彼得・纽马克等人。正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即他们代表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兴起，该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在荷兰霍尔姆斯与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勒弗维尔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尽管翻译研究派起源于欧洲，但是由于勒弗维尔的影响，这一学派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得到了发展。1990年巴斯纳特(Su－san Bassnett)与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tl-ture turn)问题，许多学者表示认同，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使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由他主编的翻译论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及他的专著《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摆布》并同《翻译、历史与文化》三部著作、论集和论文集，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中反映了翻译研究派，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具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广度和文学批评的深刻见解。

2　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一，从语言转换到翻译行为本身。语言转换只是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探讨，而翻译行为本身则是对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的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旨在对翻译进行的微观分析，使人们有可能更加清楚地接近翻译的过程和目标。例如：卡特福特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根据翻译的范围、层次、等级，把翻译区分为“全文翻译对部分翻译”、“完全翻译对有限翻译”等类型，然后又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文本材料的翻译情况，大大地推进了前此研究的层次与深度。

第二，从单向走向多维。当代翻译研究把翻译视为宏大的文化语境中的组成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人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人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人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三，从自身到全局。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译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进步。

三、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

1　中国翻译研究的回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翻译研究的学术著作被引人中国，例如：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纽马克的《翻译教程》等，其中以奈达的著作为最多、最系统，影响也最大。这些翻译理论的引入极大地震撼了国内学界，形成了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的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西方的翻译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发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呼声。一些学者分别发表文章论述自己的看法，如：杨自俭的《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张柏然、张思洁的《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许渊冲的《译学要敢为天下先》，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王东风的《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等。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后，翻译理论研究工作一度沉寂。对于这段沉寂期，许多翻译理论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林克难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杨晓荣认为国内有些人做研究空泛玄虚，求大求全，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已经引进的西方译论，并反思我们的工作，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正如他在《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一文所说，在介绍和评论国外译论时，初期的热闹过去之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似显不够。这样终于谈腻了奈达、巴尔胡达罗夫、彼得，纽马克以后，就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目标，对国外译论的介绍好像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搜索。

在此之后。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呈现了多元化特征。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被大量的介绍到国内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也走向解构主义，取代了奈达翻译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使西方翻译学开始讨论意识形态、权利、政治斗争和翻译的关系。后殖民翻译观探讨了意识形态、权利等因素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劳伦斯・韦努蒂持有文化霸权和译者应当采取抵抗式翻译的观点。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必须通过译文才能延续其生命，获得再生。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翻译观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安德烈・勒菲弗尔的三因素说，图瑞的多元体系也提供了从另外角度来看问题的新视角。

以上这些各派的观点，在世纪之交都被介绍到中国来，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迎来了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新高潮。译学理论著作的出版无论质量和数量上来说。都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例如：仅仅2000年一年时间里，国内三家出版社推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丛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对当代英、法、美、德、苏等国的翻译理论予以系统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自己的翻译研究论丛。到2007年底。引进、出版国外翻译理论著作达到了空前的数量。这一时期，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对翻译的各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翻译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

2　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影响与思考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译学研究受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的影响较深，而对同时期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关注不多。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译学界才开始有一些学者介绍、研究霍姆斯、勒菲弗尔、苏珊・巴斯等人的译学观点，人们注意到解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文化理论给当代西方译学研究，尤其是翻译观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是。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研究往往从微观方面入手，拘泥于具体而微小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方面的问题等。并未将翻译研究纳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基本还处于一种拿来主义的状态，或者试图将西方的新的翻译理论用于中国翻译的实践，缺乏的是自己的理论创新。近年来。我国译界一些学术素养深厚的学者在继承传统译论和吸收外来翻译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到翻译的原理、单位、层次、语篇、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并将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文体学、符号学、对比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篇章分析学、文章学、修辞学和文化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翻译新论涌出，如：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理论、周方珠的翻译多元理论、李运兴的语篇翻译理论、包惠南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理论和金惠康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开始我国译学界对国外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的迹象并不十分敏感(孙致礼。2005)。依然执着于“怎么译”的探讨，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却看不到理论的认识作用，缺乏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动力：另外，片面强调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自成体系”。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对翻译界来说，也许从现在起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研究翻译，这样会更有意义。

语言承载着思想，承载着文化，它是思维的外壳，也是文化的外壳，又具有审美内涵。在翻译文化转向理论研究的同时要警惕陷入另一个误区。即不能为了强调文化传真而不顾原文本的文字美学层面；对翻译文化转向不应是作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用语言学理论做更多的实证研究：在对待文化转向的理论上，我们应更多地思考传承性与融合性，应有超越。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传统译学思想。更多地挖掘、整理、消化，产生新的见解，形成中国文化翻译学说的体系。

总之，从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它一方面能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以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对翻译的研究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指导意义。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最本质的进展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探讨翻译与译人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也应该是中国翻译研究的方向和追求。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十一・五”项目(桂教高教194号)。]

莫运夏：广西桂林工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