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

无论是来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是来自全球化的外部竞争压力，在过去的一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两会"期间，“节能减排”成为了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热点，虽然2006年“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却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万元GDP能耗降低4%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2%的目标。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一项紧迫而又复杂的任务。

“一个两难的选择”

30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得益于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组织的进步以及技术进步，从本质上说也得益于制度变革，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虽然无法准确地测度经济制度的某些改变对GDP的贡献率，但制度的改变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是公认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完善的，并且市场化的程度还不是很高，主要表现在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更多的政府色彩。目前，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同时发挥作用，并且政府之手相对还要大一些，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政府的行政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形成了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勿庸置疑，这种增长模式有其优越性，政府可以集中动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产业结构的建立和调整。但也必须承认，这种模式在造就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资源过度利用和严重浪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起潜在的金融财政风险，甚至导致腐败寻租、社会矛盾加剧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会阻碍经济增长，还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是既要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又必须保持高速增长。那么，如何突破这一两难选择呢？

制度创新突破“两难选择”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要重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基础。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产权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进一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市场开放等改革措施，对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每项措施的背后都涉及复杂的制度因素，而这些制度因素又与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有着决定性关系。所以，中国的改革决不是简单的经济变革，而是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的重塑。如果制约其作用发挥的制度障碍不扫除，必然影响其效果。因此，制度的创新与重建是突破两难选择的关键。市场制度、企业制度、政府职能制度是我国制度建设中的三个重要环节，这些将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市场制度重建的三个原则

市场制度重建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并轨原则，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目前，我国消费品和物资资料品价格双轨制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早已不复存在，但其它领域，特别是某些资源和虚拟资源以及金融市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双轨制现象。转变的最好办法是将行政定价规则转为拍卖式的市场定价规则。同时，减少乃至取消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实行国民待遇和普惠规则，使市场信息更加充分和透明，减少垄断，提高竞争程度，逐步建立并完善统一的市场，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二是产权原则，建立和健全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规则。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它不仅对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由于产权意味着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产权界定与否、以及如何界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成本和收益。我国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对产权的重新界定，并由此释放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三是法治原则，确立法律至上的神圣性和公平性的法治意识形态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的立法、司法规则。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都会出现与公平竞争等相悖的消极因素，必须运用法治消除这些消极因素。如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法治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维护市场经济及其规则的法律体现。是市场重建的基础中的基础，核心中的核心。

企业需要一场制度“革命”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虽然我国企业在这些年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大多数企业普遍缺乏由知识产权、管理和销售技术等构成的核心竞争力，缺乏世界级大企业（如果不计垄断资源型大企业）。其原因在于我们的许多企业在创业方式上靠的是政策优惠发展起来的，创新能力、研发能力较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在盈利方式上，一些企业靠廉价资源、政府保护、资源垄断、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而盈利，有的甚至热衷和擅长于资本投机、寻租、转移资产和利润等方式“盈利”；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一方面是人没有很好地履行应负的受托责任，另一方面是产权委托人或缺位，或责任不明权力不清，导致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流失。一些上市公司肆意圈钱，欺占和损害广大小股东（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些都是企业缺乏长久的竞争优势的原因所在，必然也就无法做大、做强、做久。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最有优势的经济成分。但随着非公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传统的单一产权结构，落后的管理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因此，从创业方式、盈利模式再到公司治理结构，我们的企业都需要进行一场制度“革命”。这就需要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中切实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中国企业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上的转变。

政府职能重塑：关键中的关键

我国的改革归根到底是由政府所主导的，政府制定改革的规划，引导改革的进程，修正改革的结果。市场制度、企业制度的设计实施都是由政府决定的。因此，政府职能的重塑就成为我国制度创新的关键。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时期，政府行为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是“不作为和乱作为”。如何规范政府行为即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就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目的在于保证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运转，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市场失灵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界定市场机制和政府经济作用应遵循以下原则：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就应当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在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才需要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市场”和“小政府”应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合理选择。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诸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等。因此，在诸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定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防止寻租、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正视，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异常困难和痛苦的，尤其是现有模式带来了中国持续数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转型的动力、压力和紧迫感显然不足。但是，为了长远未来，应当未雨绸缪，不能等到搞不下去了再去谋划模式转型，到那时代价将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