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的逻辑

收稿日期：2011-06-01

作者简介：彭拥军（1969―），男，湖南宁乡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和高等教育。

陈乐（1977―），女，湖南长沙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摘要：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精英形象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大学生精英形象的起伏埋嵌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线索。它与大学生包当干部及其相关政策的变动有关，也与经济分层格局和二元经济变动格局有关，与社会对精英评判标准的变动以及不同阶层在高等教育竞争乃至社会竞争的位置关系有关，还与教育自身发展过程的系列变化直接相关。

关键词：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1)06-0104-07

1977年恢复高考所形成的教育筛选制度重新确立了“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命题的现实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也得到了一系列制度的确认和有效支撑。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或者制度，曾经使大学生端上了“铁饭碗”，使大学生齐整化地走进了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复合的地位优势圈，他们被制造为国家精英。但肇始于1999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产生了一个几乎宿命性的后果，这就是大学生精英性成为一个需要确证的问题，它几乎颠覆了恢复高考时大学生的精英形象。大学生精英形象的兴衰演变过程成为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大学生精英形象的兴衰演变过程背后到底潜藏着何种逻辑，同样也有待人们作出认真的思考。

一、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的政治逻辑

大学生包当干部，有多种意味，可以进行多角度解读。大学生包当干部，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处于转型期，百废待举，社会发展急需新式人才，国家需要运用新思路来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另一方面，人才的身份赋予可以激发他们更加努力，从而引导向上社会流动。当然，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当时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这就是计划经济和行政指令是这个时期国家行为的基本特征。这一行为特征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社会形势有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衰退、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失业问题。新生的政权需要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量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既是当时的无奈之举，也是成功之举。计划经济和行政指令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政府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制度支撑。

(一)大学生成为精英的政治策略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仍沿袭“”前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体制，即所谓“统招统分”的制度[1]。这种统招统分制度的本质就是国家包办，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实行统一计划招生，大学生免费上学；二是毕业包就业，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为了使大学生统招统分制度更好的落实，大学生毕业工作纳入了人事系统进行管理。当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实际上通过两个部门来实现：劳动部门（各级劳动局）对一般工人（对应西方原来意义上的蓝领）进行管理，他们的业务关系一般称为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实际上不仅与劳动相关，而且是一种身份表征，被纳入当时劳动部门进行身份管理的人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被剥夺了成为干部的机会；人事部门（各级人事局）对官员或者干部实施身份管理。大学生包当干部实际上是一种通俗说法，就是把大学生名义上的劳动管理和真正的身份管理纳入人事系统。从此，人事档案成为大学生重要的身份代码，并影响其流动和升迁乃至个人的一般生活（比如粮油户口、结婚生子等等）。

因此，把大学生纳入人事系统管理的包当干部政策，从制度意义上强化了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并由此形成了制度性社会区隔。大学生的稀缺性成为大学生精英性的前提，把大学生纳入人事系统并赋予干部身份，则是制度性地把大学生制造为精英的决定阶段。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把这两者了无痕迹地贯通起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

第11卷第6期彭拥军，等：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的逻辑

（二）干部政策对大学生成为精英的影响

我国的干部政策和干部管理实际上与政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在时代，提出过“任人唯贤”的路线，即“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2]（P515）。此后在1964年，还提出过选拔接班人的5个条件：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必须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必须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3]（P285）。上述说法，实际上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凭热”留下了空间，也为恢复高考后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出台或者说大学生进入干部队伍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因为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分层以政治分层为主，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以掌握权力为重要衡量尺度。

与恢复高考相呼应的大学生包当干部政策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国干部政策的新变化，它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把新生知识分子纳入党的直接管理范围，并使知识分子逐步成为中共党员的重要来源。正如有人指出的，党管干部，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党管干部的原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保证，是党和国家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组织保证。党管干部的实质，就是要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包括制定干部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管理和推荐重要干部，做好对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等。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不直接管理选人用人，党的事业就失去了保证，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4]。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两者一起使大学生成为政治精英有了可靠的政策保障和政治保障。

高等教育大众化前后，尽管党管干部的原则没有变化，但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已经在舆论和操作层面都被否定（笔者认为，其实是用公务员招考制度替代了大学生直接进入干部队伍的制度，大学生与权力之间的连接并没有真正阻断，而是有了新的通道，大学生由人事部门进行身份管理的制度也没有改变，实际上仍然具有干部的潜在身份），这种否定对人们相应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至少在舆论和心理层面上动摇了大学生政治精英直接的外观形象。加上大学生进入政界的比例比以前大大减少，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距离确实在逐步拉大。因此，总体而言，大学生无论在舆论或政策层面，还是在实际层面，都与政治精英有了距离。

二、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的经济逻辑

恢复高考后，实施的免费加资助的就学政策使大学生安心读书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也预示着这一群体不一般的社会待遇。免费加资助的高等教育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大学生进入了国家包起来的福利系统，如果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有些夸大其辞，但享受着远远超越农民的待遇，还是证据确凿的。可以肯定，从高等教育入口到出口的相应政策，往往影响大学生社会地位的获得与巩固。高考恢复初期，基础教育普及程度比较低，早期筛选比较普遍，而高考只有4%左右的录取率实际上保证了高考的严格筛选，它在入口上已经维护了大学生的精英形象。随着社会分层由政治分层为主逐步转向经济分层为主，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在各个不同领域发挥看得见的作用。大学生精英形象的起伏也受经济节律的影响。

首先，二元经济影响下的不均衡发展格局影响了大学生精英形象的现实生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认为，经济形态存在三个基本特征[5]（P149）：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到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提供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也就是说，非熟练劳动者的供给往往是充裕的。就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而言，城市和工业是现代经济的代表，农村和农业是传统经济的代表。恢复高考后的一段时间，考选制度实际上充当了从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的吸纳或筛选劳动者的工具作用，加上政治安排的复合影响，大学生被上升到“天之骄子”的地位。

其次，分割劳动力市场是影响大学生精英形象的经济学基础。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一个是依靠技术和技能获得准入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一个是不需要较多教育和培训而主要靠体力等获得准入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前者之所以称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职业越来越“白领化”，这意味着这个市场将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后者之所以称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因为它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包括就业人员数量减少或增长缓慢、薪金回报呈现增加慢甚至相对下降等方面。一般而言，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往往不愿也难以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而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员因为知识和技术门槛而无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因此主次两个劳动力市场不能相互替代。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L.C.Thurow，P.B.Doeringer，M.J.Piore等人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其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其收入，而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接受教育和培训对于提高其收入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较少。

以上观点简明地阐述了大学生精英形象形成的经济学动因。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也会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大学生精英形象的整饰起到相应的作用。

首先，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吸纳知识的能力之间存在相关性。大家都知道，工业革命与教育普及密切相关。其实，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变革也密切相关。众所周知，高等教育现在已经具有三项基本职能：（1）培养人才，实现人力资源再生产；（2）发展科学，实现科学技术再生产；（3）服务社会，实现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其重要表现就是科学技术学科在大学中大量涌现，甚至出现了大量以学习科学技术并以职业为导向的新型大学[6]。事实上，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迎合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传统大学或者传统学科走向衰落而科学技术学科走向显学地位是比较直观的反映；另一方面，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高等教育接受者成为了重要的社会群体或者力量，高等教育接受者成为占据白领职业的主要人群，从而促进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此外，职业的白领化必然使主要劳动力市场日益发展，从而提高社会对高等教育接受者的吸纳水平，使大学生赢得较高经济地位，从而保持精英形象。

其次，高等教育在实现劳动力的三重转化中起关键性作用，把人推向真正的劳动力市场。所谓劳动者的三重转化是指由潜在劳动者转化为一般劳动者、由一般劳动者转化为专门劳动者、由单一劳动者转化为多元劳动者。在现代社会，基础教育仍然具有把潜在劳动力转化成现实劳动力的功能，但它造就的只是一般劳动者，只能使他们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因而难以满足求学者的要求；高等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它可以更加有效地把一般劳动者转化为专门劳动者，使之成为高级专门人才，即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浪潮中，这种功能仍然存在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尽管我们可能看到高等教育制造精英的经济功能似乎有所弱化，其实这只是它的社会成层作用变得不显著，因为泛泛而谈的高等教育成为了人们的权利甚至义务；在终身化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还承担起把单一劳动者转化为多元劳动者的重要使命。

值得指出的是，在精英高等教育时期，大学生基本上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加上其他制度安排的作用，大学生有效地获得了精英的印象整饰效果；然而，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阶段的背景下，社会吸纳大学生的增速远远跟不上大学生培养的增速，大学生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着日益激烈甚至惨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会使他们的相对工资收入下降，并有部分人会渗漏下来从事无需接受高等教育就能胜任的工作。他们的这种经济境况不但威胁着渗漏下来的大学生精英形象，而且影响大学生群体的精英形象与地位。

三、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的社会逻辑

在知识如何改变命运和知识改变谁的命运等问题上，存在不同力量和利益，存在竞争乃至斗争。因此，我们有必要努力把握事实背后的复杂性，以清晰呈现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的社会过程和其中隐藏的社会力量。人们一般把精英高等教育作为大众高等教育的对应物来看待。这种划分实际上隐含着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乃至普及高等教育存在差异的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服务对象或者服务面向的差异。精英高等教育实际上只是为部分人提供服务，它充当着身份标签作用，大学生是精英的标志，而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泛泛而谈的高等教育成为了人们的权利甚至义务，大学生身份本身不再具有自证精英的符号魅力；第二，筛选程度的差异。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难易程度是区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重要数量化尺度，马丁•特罗所提出的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15%以内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之间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教育阶段的说法就具有明显的代表性[7]，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有必要指出的是，因为现代经济要求毕业生能不断更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并具有在不断变化的劳务市场中不仅善于找到职业、还能创造职业的素质。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中，社会流动和职业转换将更为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需要高等教育和职业界之间进行人员交流和改进课程使之与工作实践更加密切结合，也要求加强和革新高等教育、职业界和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高等教育接受者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高等教育阶段的所有学习。为了当前的职业和将来的职业变换或者寻找新职业，他们必须进行终身学习。有鉴于此，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看得见的积极动因。而个人经过接受高等教育而形成的流动能力，往往成为其进入精英阶层或保持精英形象和地位的重要支撑。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和文凭贬值的担忧和质疑表达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制造精英功能部分丧失的担忧。为了应对这种担忧甚至质疑，并获得人们普遍认同的精英标签，家庭几乎都心照不宣地“迫使”自己的孩子更加努力学习，以获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格。除此之外，人们对高考也有了不一样的期待，期待高考改革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因而在高考改革中，出现了城市知识人抱怨中小学生负担太重，教学太单调，高考试题形式太死板等诸多不满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知识人与城市人的语境中是绝对有道理的；但在乡村语境中却是另外的道理占着主流地位甚至“统治地位”，正如李书磊所言，“很少有乡村地方的学生与家长抱怨学习负担重，须知乡村学生要考到与城市学生相同的分数是要付出更大的辛劳的，而且大城市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乡村地方的学生要低”[8]（P148）。

可以肯定，社会现实的变化引起了人们从思想到行动的相应变化。调查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中认为现代社会中要获得成功主要靠个人努力奋斗的占60.1%，而认为主要靠社会关系、国家政策和其他的分别占30.7%、4.7%和4.5%，这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要成功主要靠个人努力奋斗[9]，这既反映了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层结构呈现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的特征，但也表明社会合理分层仍然存在许多障碍需要消除。从积极方面看，个人确实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能够更好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增强人们对阶层地位的认同，进而有效化解因资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人才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有着丰富社会资本的个体在就业过程和社会升迁过程中会有很多选择机会，而普通工薪阶层和贫民阶层子女就业往往相对困难一些，从而在高等教育和社会阶层两方面都出现再生产现象①。为了比较直观地说明我国可能存在的“再生产”现象，笔者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例对其中可能包含的再生产因素做学理上的分析。目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已经基本上被我国不同阶层接受了，但这种说法并没有清晰揭示不同阶层子女获得同样分数背后的诸多力量或者不平等，比如不同阶层子女对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享用程度的差别实际上会影响他们后续教育的成败或者享用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人们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一致认可容易把优势阶层子女的教育成功简单归结为他们更聪明或者更努力，从而合法地掩盖了社会不平等对学业成绩的差异性影响。而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又会成为获得优势社会地位的合法依据，从而为优势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合法地实现他们的社会阶层再生产，而不占优势的阶层子女仍然只能停留在原有阶层，从而也实现了其阶层内部的再生产。从事实层面看，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1日报道，对2005年江苏省8所高校的600多名文、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大学生认为父母的社会关系在找工作中很重要，通过父母的社会关系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占到调查总数的27.2％。而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仅占13.6％[10]。它表明家庭背景确实已经成为孩子们就业的重要筹码。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个体不仅要调动教育资本，还要调动物质和关系资本。因此，大学生成为精英的普适性问题还难以真正摆脱来自原有社会阶层地位的制约。

四、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的教育逻辑

回顾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精英型大学的形成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值得特别重视的。而高等教育自身的一些变化往往也可以看作大学生精英形象起伏的晴雨表。

首先，校长的角色地位差异反映了大学生精英制造的不同逻辑。高等学校校长的产生方式往往与大学制造何种样态的精英有着内在关联，因为校长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面旗帜，其产生方式的变化可能既反映了高等教育场域内的力量变化，也反映着着高等教育场域外力量的渗透程度。欧洲大学的校长是由教授会选举产生的，这恰好反映了教授在欧洲大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它隐含着学术精英的重要地位，这样的高校往往不会遗忘对学术精英的制造。美国大学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其身份就像企业中的CEO（教师们越来越把校长看作“经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同校方进行集体谈判[11]（P210）），在这类高校中，市场在高校中的影响简直无处不在，如何制造在市场中呼风唤雨的社会精英不可能被高等学校视而不见。随着大学走向巨型化，大学校长越来越像克拉克•克尔所说的“调解者”，因为大学职能的扩大和机构的日益复杂，大学校长越来越陷入各种关系网络之中。大学校长作为调解者的头等大事就是相安无事，如何使七十二行不和谐的派别相调和。如何使大学生团体内部相安无事，教职员、董事会内部相安无事；以及各群体之间相安无事；“两种文化”和“三种文化”及亚文化群之间相安无事；为了谋生而竞争的各种隔年之间相安无事。学术团体的内部环境同包围它、有时几乎想吞没它的外部社会环境之间和平共处[12]（P24）。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学校不得不制造多元化的社会精英，尽管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乃至学术精英的制造仍然受到重视。

值得指出的是，大学校长从来就不是大学的“所有者”②。因为大学校长不是高校的财产出资人或者拥有者，往往只是资产的托管人。在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中，往往都是如此。但大学校长是大学的实际管理者，这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认可的。在我国，大学校长的法人代表地位，实际上也说明校长是大学的托管人，应该是诸多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但我国的管理体制中存在着冲突的现象，一是大学校长之外还有一个党委，二是校长具有官员身份，由官方任命。从制度性层面讲，把大学生制造成何种精英这样的问题就显得过于重大，不是大学校长乃至高校自身所能决定的，它与国家的需要和阶层力量的变动等等都息息相关。

其次，多元力量对高校的介入影响了大学生精英的“生产”格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走向多元，人们利益差别开始觉醒，对利益开始有了主动积极的追求。高等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阶层变动的法宝，高等教育既改变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又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塑造新的生活方式。因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欲望在增加。情况日益变得像布鲁贝克所预言的那样，“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3]（P32）。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由于社会的广泛参与，高等教育权力中心正在由大学内部转移到大学外部，从学术界转移到公共领域，大学也从历史上的特权和豁免权地位转到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地位。由于高等教育在走向社会中心，它在与社会公众建立日益密切关系的同时，也受到公众越来越大的影响。高校在获得更多来自社会的经费等方面支持的同时，也在丧失许多原本具备的权力，甚至对学术精英独立权威的判定权都处于旁落的境地中（我们从社会上对专家学者各种形式的不怀敬意的调侃话语中就不难发现这种悄然而深刻的变化），现在仅仅凭借专家学者的名分已经很难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生产何种精英，甚至学术精英的标准如何这类应该是高校内部事务的事务，都已经变得不能完全由生产方来决定，更不能仅仅用生产方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他们制造的精英的质量，而需要接受社会乃至市场的等多方检验，需要迎合消费方的质量标准。因为在目前，大学的研究经费更多地来自外部，因而不得不接受外部的效益审查，不得不接受来自外部的干预。这些变化在增强高校的现实生存能力、提升服务社会的本领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高校生产精英的“品种”、“规格”甚至流程。

其三，大学对大众化的应对影响了大学生精英的塑造。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教学和科研出现的漂移现象影响大学生精英的塑造。教学科研的稀释作用日益明显。为了迎合现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需要以扩大五倍和十倍甚至更多的低年级和中间年级的学生，大学开始了一个“教学漂移”（Teaching Drift）的大潮。在这个大潮中，教学从以科研为中心的系和大学拉出来，移到专门负责教学的机构和大学。这个趋势在美国和日本的高教系统已经发展得很快，在比较新近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教系统，这个趋势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教学人员和学生正式被安排在非科研的环境中[14]（P14-15）。教学漂移看似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分化和高等学校内部的分层，使优秀学者远离了学生。与教学漂移相应的，还有研究漂移。所谓研究漂移，就是越来越多的科研份额变得安排在承担教学系统的系之外，而且进一步安排在大学之外。这些地方，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它们自己的教学形式和科研学徒的参与，它们明确地把科研活动从大学的教学单位和中心的课程构架中分离出去。伯顿•克拉克称之为科研漂移（Research Drift）[14]（P14）。

教学漂移和科研漂移使教学和科研相对分离，使高等教育系统内外的研究相对分离。这种分离会产生既有学术精英与新生学术精英的隔离，也会使教学与研究相隔离，同时会产生高等教育制造精英的纵向和横向分化，并使精英多元化。

最后，大学在制造大学生精英过程中出现精英稀释与集中并存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主流精英往往与特定的势力相结合。就像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揭示的，美国实际上被来自政界、军界和主要企业的三类精英统治着，他们是真正的权力精英。我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也会出现由于财富、权力和知识等的分化引起的精英分化。高等教育能否成功制造精英，与其是否成功促进高等教育接受者在拥有权力、获得财富和提高声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相关。由于社会分化和社会积聚的同时存在，也由于高等教育的分化和集中同时存在，一般性精英会淹没在大众之中甚至不再被视为精英，而一小部分胜者通吃者会成为更为耀眼的精英。与之相呼应的是在高等教育内部，不同学科拥有不同地位，同一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可能不尽相同。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包括神学、哲学、法学和医学四大学院，而神学处于至尊地位。到了德国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时代，德国大学中的哲学院成为最重要的学院，不仅哲学院的教授数量远远多于其他三个学院（1892年哲学院的教授数量比其他3个学院的教授数量总和还多），而且增长幅度也是最大的[15]（P227）。这意味着哲学成为当时的显学，也说明了神学精英地位的弱化。强大的哲学培育了德国人善思的魂灵。同样的道理，社会精英或者社会主流阶层也是演化的，比如中国古代存在士农工商，如果把士理解为现在的白领，那么它已经泛化和分化了，其他阶层同样如此，在当代社会情境下也是如此。

（本论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教育改革”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佚名.中国恢复高考迄今30周年，高考改革在阵痛中推进[N].中国青年报，2007-0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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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界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干部管理办法[EB/OL].news.省略/newscenter/2001-12/03/content_327953.htm,2011-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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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侯翠环.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及其历史意义[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报,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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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海燕.大学生眼中的社会分层[J].中国国情国力,2005，(1).

[10]张淑娟.就业就是比爹吗[N].中国青年报,2006-12-11(04).

[11][美]博耶.大学：美国大学生的就读经验[M].徐，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2][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13][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14][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5]胡建华，等.大学制度改革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注释：

① “再生产”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由于教育行动符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或阶级的物质和符号利益，它们总是有助于这些集团或阶级之间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从而也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参见《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19页。更多详细论述参见布迪厄的相关著作。

② 在大学谈所有者，一是资产所有者，实际上就是所有权的拥有者；一是大学的主人，他们把大学当作自己的事业、生命活动或者生存方式。

Logics in the Changing of Elite Images for College Students

PENG Yong-jun，CHEN Le

(School of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resump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lite images for college students have undergone ups and downs that are embedded with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educational logic.The following elements have impacts on the changing of elite imag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dre selection polic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llege students, the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pattern and the dual economic change patter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lite judgments by society,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tself.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elite;image fluctuation;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