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多元文化: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尝试

【前言】跨越多元文化: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尝试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近年来，“本土化”成为近年来涵盖哲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史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早在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就提出了它的职责：“第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养成管理图书馆的人才”。在20世纪初，...

[摘要]引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论述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可行性、目的与精神，阐述在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化时代，经过改造和重新阐释的新儒学是构建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话语的重要理论资源。中国图书馆学者只有构建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并向西方输出自己的理论，才能使中国图书馆学走向世界。

[关键词]图书馆学　全球化　全球本土化　多元文化　新儒学

[分类号]G250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提出的，是他根据全球性(globalization)和本土性(localization)这两个词的重合造成的一个新词。他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偏好，即把“本土性”当作“全球性”对立面――就像一句格言所说的那样“着眼于全球，行动于本土”(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他倾向于用这一包容性术语来讨论社会和文化问题，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同时又保留民族文化精神，做到“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没有本土化的土壤，何谈全球化的进程，而本土化又不能脱离全球化这个大的语境，本土化和全球化是不可分割的。在当今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化时代，本文旨在对如何跨越多元文化，进行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构建提出自己的思路和策略。

1　全球化背景下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可行性

近年来，“本土化”成为近年来涵盖哲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史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早在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就提出了它的职责：“第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养成管理图书馆的人才”。在20世纪初，沈祖荣、杜定邦和刘国钧等人学贯中西、博古迎今，他们不仅明确主张图书馆学本土化，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努力探索中国化图书馆学建设的途径。如1917年沈祖荣和胡庆模仿杜威分类法，编制了符合中国图书馆实情的《仿杜威书目十进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图书馆学格局中，中国图书馆学即使没有全面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至少也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在此后世界图书馆发展进程中，很难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总是有太多七拼八凑的西方话语，太少的中国身份立场和所谓的“中国认同”或“中华性”。那怎样才能使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崛起呢?

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图书馆学的发端、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引进西方文化或西方科学的历程，也是思考如何创建中国自身图书馆学的历程。在图书馆学术研究国际化趋势日益彰显的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建设好具有本土特点的中国图书馆学，才能以自己原创的成果为世界图书馆学做出贡献，才能以独具个性的学术魅力在世界图书馆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的图书馆学不能将西方已存在的图书馆学科、图书馆经营和管理模式、图书馆学的理论话语、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认识论等照抄照搬到中国，而不提出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观点。因为完全复制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国家图书馆学研究的特色，这个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国际上只能被边缘化，是没有话语权的。以中国图书馆实践为基础，借鉴西方理论、原则和方法，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构建对中国图书馆实践具有真正解释力的本土化图书馆学理论，才是颠覆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图书馆学的权威性，把中国图书馆学从边缘向中心推进的根本举措。

当今在讨论图书馆学本土化时，人们自然就会提及全球化，那么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是不是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呢?全球化背景下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可行性有多大?“本土化”的确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在美国爆发，本土的、根植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所有这一切使得西方文化受到侵蚀，本土化成为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看，全球化与本土化既有着对立的一面，也有交合与相通的一面，也即罗兰・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全球本土化”现象的出现：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尤其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或抹去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由此可见，全球化只有通过本土的接受和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就图书馆而言，“全球本土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建立多种图书馆学理论的可能。在进行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建设时，要批判地吸收西方图书馆理论知识，以本土图书馆为对象开展研究活动，充分关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特点和思辩方式，兼顾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性；不仅提倡使用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也应大力提倡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广泛借助哲学、数学、心理学、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方法，来解决我们图书馆学的问题。顺应跨学科研究的潮流，关注学科的融合性，注重学科和学者的多样化，寻求图书馆学理论的多元发展模式，才能真正推动图书馆学的全球本土化进程。

2　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目的与精神

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不能没有先进发达的技术、实际有效的应用价值，更不能没有其应有的目的与精神。在当今文化全球本土化的态势下，我们不禁要问：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目的和精神是什么?刘兹恒教授认为：“图书馆学本土化并不是要对已存在的西方图书馆学给予否定和拒绝，更不是要重新建立一门与西方图书馆学完全不同的新的学科。它只是发生并体现在将西方图书馆学的合理成分与中国本土图书馆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之中，意味着中国本土图书馆学研究者在批判地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传统图书馆学思想融合在图书馆学研究活动中，最终创造出集东两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中国图书馆学”。由于各个国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背景、民族价值取向的不同，图书馆实践活动在符个国家不尽相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各具特点。美国图书馆学具有实用性的特点；英国的图书馆学强调讲求方法与技术；印度的图书馆学则侧重于社会教育等。一般来说，西方图书馆学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结合点主要应该选择在本土的社会现实上，也可以选择在本土社会的文化(含学术)传统上。在中国，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图书馆工作的实际，运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突出民族性、地域性、传

承性、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

中国图书馆汗牛充栋的文献将人类历代的文化全面、系统地收藏下来，体现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而社会文化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又是影响图书馆发展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中国文化很早就有“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国的多元文化普遍重视现世生活，因为现世生活并非一元文化所能满足，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与作用，既要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也要宽容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多民族文化要融合与共享。深入挖掘、整理本土图书馆学的历史资源，科学、合理地整合图书馆学研究与本土图书馆学的优秀历史传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懈地努力。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需要一大批掌握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并熟悉中国国情的本土图书馆学者。在世界图书馆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最杰出的人物，如“印度图书馆事业之父”阮冈纳赞和“美国图书馆事业之父”杜威等。中国图书馆界亦曾有过“中西两社”(杜威和杜定友)和“北刘南社”(刘国钧和杜定友)的说法。在国内外的这些提法之间有仆么异同之处呢?中国有没有图书馆事业之父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动力”使前辈们献身于图书馆事业，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呢?程焕文教授认为这种“内在动力”是有的，它就是“图书馆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起过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是每个图书馆同仁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职业精神。在当今这个缺乏想象力的全球化时代，在进行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尝试进程中，更需要一种人文的关怀，需要一种“图书馆精神”，让新一代的图书馆人执着地沿着前辈们实践的图书馆事业，继往开来而又坚定不移地献身于图书馆事业。笔者认为程教授提及的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与自强精神和大胆地吸收、探索、改革与创新精神尤为需要。因为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实质为：西方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原理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有机统一。故创建起来的中国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既不是原来的中国图书馆学，也不是引进的西方图书馆学，而比这两者更科学、更系统。要使基本原理、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达到统一，只能是求真创新，这决定本土化的价值取向是扎根中国实际，求真创新。所以，新一代的图书馆人在发展民族本土文化，建设全球本土化的图书馆学中必须具备这些素质。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的最高哲学，是图书馆形象塑造的核心，也是图书馆人成长和实践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

3　构建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理论话语

中国“五四”一代的图书馆学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原创精神最为强烈。改革开放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仍坚持着“西学东渐”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但缺乏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和理论话语，没有属于自己本土建树的东西，在与西方乃至国际图书馆学术界进行对话时常处于“失语”状态，或为某一成熟的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提供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例证，或最多只不过是充当西方某一图书馆学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者和实践者的角色。缺乏本土的、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致使中国图书馆学长期营养不足，依赖性强，在国际图书馆学界没有重要的话语权，其结果当然也不可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当今全球化的多元思维模式赋予图书馆人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这就激励我们在进行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构建过程中呼唤“原创精神”。与经济全球化不同，文化全球化会加强区域化和地方化，出现多元文化的互动，如何将原始性和普世性融合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笔者认为可把新儒学作为构建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理论话语的理论资源，通过“对话性对话”来跨越多元文化，最终形成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共享的格局。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孔子倡导的“仁”的思想，是颇具中华民族特点的传统文化心态。近十多年来，传统的儒学在中国以及一些汉语国家和地区经过改造和重新阐释，以新儒学的面目再度复兴，并迅速演变成为一种反抗西方价值观念和对他国/地区进行话语霸权的新的后殖民主义变体。所以很自然，在全球化的时代，本土化的努力总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势力而存在，或者干脆说，这是从西方后现代那里衍生而来的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ed)的“混杂的”(hybridied)理论话语。这一理论话语是儒学为了适应全球化要求做出新的诠释，是争取和重构“中国认同”或“中华性”的不懈言辞。这一理论话语也是图书馆学走向跨学科理论建构的纽带和桥梁；它并非瑕瑜并存，而是既保持了传统儒学积极进取的有利因素，同时也摈弃了其陈腐和保守的封建传统；这一理论话语是从儒家价值观体系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可供当代学者不断进行阐释和建构的开放话语体系。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亨廷顿曾称：“我在发表在《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把这个文明称为儒教文明”。现代思想和社会实践与儒家思想的相似性和连续性，表明儒家思想是跨时代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是对西化思潮的反弹，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用充满智慧的儒家哲学，作为构建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理论话语的理论资源，并非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想象。图书馆学理论多元化格局的出现，意味着在认识上不再存在绝对的理论一体。各个学派可以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事物，并可以将自己的认识逻辑地演绎成体系。几十年来，全世界极为重要的绝大多数资源、概念都来自西欧和北美。展望未来，无论是智性资源、精神资源，还是方法论、概念都可能源自现代西方以外的文化。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在经过了数千年坎坷的经历之后，在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得到了重新建构，它作为中国文化土壤里的独特产物，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据以与西方后现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理论资源。全球化不只是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也意味从中国向世界的旅行，21世纪初新儒学的成行，为中国从一个“理论消费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理论生产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判定一种理论能否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即看其能否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中的元问题作出合理的、深刻的预设与解释。我们相信，将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土生土长的儒学引入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会全面推进图书馆学研究进展。因为一方面它对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起到启发、阐释、指导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古为今用，从中国古人智慧中吸取养分，改变一统天下的西方图书馆学理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学者更为成熟，不仅仅要继续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各种先进理论，而且还要致力于输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建构。只有有了输出意识才能真正走向原创性的学术诉诸之路，变独白为对话，促进图书馆学在全球化的多元发展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也只有有了原创理论才能实现输出，这两者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笔者认为基于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的输出可分为三步。首先，构建起更加完备的、颇具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话语；其次，加强中国图书馆学界与西方图书馆学界的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力求在与国际学术同行对话的同时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再次，中国学者应恪守自身的民族与文化身份立场，坚守中国图书馆学的本体论价值(图书馆本体是关于图书馆的本原或本性)，用自己的理论话语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完全达到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进行平等对话，并能够提出一些为国际图书馆学界认可并普遍讨论的理论问题。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使“中国认同”或“中华性”成为被全世界关注的东方文化问题，使儒学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在极大推动着图书馆学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4　结语

“西学东渐”对推进中国图书馆学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东学西渐”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向全世界阐释和推介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本土化语境下，应将经过改造、重新阐释的新儒学用于构建图书馆学全球本土化的理论话语，通过对话、沟通和协调，立足于本土，跨越多元文化，进一步从中国古代藏书研究中寻找养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勇于创新，构建原创性的、全球本土化的图书馆学理论并向西方输出，让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兼有本土性与全球性的“普世”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