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叛逆 吴以强的报纸媒介创作

长久以来，写作和编辑是我的主要工作，这使得我对媒体、媒介，及其以之作为材料、主题、动机和观念的艺术创作产生浓厚的兴趣。诸如毕加索、达达派、约瑟夫-科索斯、格哈德-里希特，中国的徐冰、王度、王友身、张大力，在这方面均有不俗的见识与成绩。正是如此，吴以强以报纸作为材料，以新闻作为创作起点的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

作为一名“老资格”的“青年”艺术家，从充满生命意识的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油画创作开始，吴以强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90年代末，他开始舍弃这种具有鲜明西南风格的绘画方式，同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吴以强偶然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创作途径――“1998年在单位坐班，茶水、报纸成了工作之余的消遣，为打发冗长无趣的时间，我开始信手涂画一张张报纸。”这个坐班的教职及其后在杂志社的工作经验让“报纸”成为吴以强创作的基本材料。

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一种以社会公众为阅读群体，主要刊载新闻、资讯、时事评论、商业广告的媒体，其基本职能是信息的传播和交换。所谓信息的传播，是指以报纸为信息载体和传播途径，将特定信息传达给报纸的读者；所谓信息的交换，是指将报纸作为一个辩论平台，辑和各种相同、类似、不同和争锋相对的看法。早期报纸是资产阶级追求民主和言论自由理想的重要手段，反过来，资产阶级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实现又推动了整个报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尽管“新闻”随处可见：通知便条、坊间传闻、沙龙聚会、电脑网络……其间不乏以讹传讹者，但报纸上的新闻却总是以“客观”、“真实”的姿态出现。然而，这个常识确如我们深信的那样吗?事实是，取决于报纸所属的服务对象、办报主体、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竞争环境，不同的报纸依然有不同的倾向。譬如，认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因此，新闻需要被筛选、编辑、处理，以特定的叙事方式讲述，然后，以“客观”的姿态刊登、传播和被大众接受。

吴以强以报纸为母题的创作，是从篡改新闻开始的。坐班时无聊地翻阅各种报纸并在其上信笔涂鸦，这是一种常见且有趣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但对于当时的吴以强而言，这种做法的意义恐怕也仅限于此，而并没有更多地去考虑新闻的具体内容、改造新闻图片人物的方式、篡改新闻可能导致的信息颠倒的结果。然而，这种长期“消遣”的结果却让他开始有意地收集各种报纸，作为自己创作的材料。

作为正式的创作，吴以强对报纸新闻的篡改是从对新闻图片的改造入手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常常被定义为图像的时代，相对于文字而言，图像所承载的信息更加丰富，阅读起来更便捷、迅速，因此，报纸头版新闻或重要评论通常配有大幅的摄影照片，它们与文字一道，构成一条“新闻”。吴以强对这些图片上的人物形象进行重新的勾画、改造；将框内的头像或半身像延展到框外的文字中，将它们变成一个个荒诞的完整形象；将同一版面中两个或几个不同画框中的人物通过延展的方式构成相关联的完整画面，形成一个全新的叙事。这些新的形象和形象组合被赋予了不同、甚至相反于新闻文字的意义，将同一版面或同一条新闻中的图文对应关系打破，造成阅读的障碍。从而使这些新闻变得似是而非，无法“正确”阅读。这便具有不同于早期随意涂改的消遣性质，而变成了艺术家对创作对象的主动行为：“一方面形象篡改与‘经营’让新闻严重背离其内容；另一方面文字的真实意义随图像的视觉信息变得荒诞不经，刻意造成误会颠覆了新闻”。

吴以强将被改造的报纸裱在板或布上，再用报纸打成的纸浆平涂在四周，或者干脆用报纸浆在画布上造型，这些报纸刊载的图文信息已无法被“阅读”，但观众依然能从细节上“看”出它们就是“报纸”。报纸作为“视觉对象”和“阅读对象”双重身份因此被提炼出来

媒介自身成为了“信息”，而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

最近，吴以强又开始对自己的创作做出部分调整。比较明显地是，用黑点或白点逐行覆盖报纸上的文字，同时，大幅照片被马赛克化。似是而非或自相矛盾的新闻演变为几乎无法阅读，但由于报纸的名称一般被保留下来，因此，“新闻”依然能够通过“意象”和“暗示”的惯性被理解。在不可阅读的情况下完成阅读，这一结果的实现所指向的是某一特定“报纸”自身被固化的文化和社会形象，而其背后，隐藏和象征的则是阶级、圈层、群体的文化权力。与互联网相比，报纸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是单向且不可逆的，读者只能选择接受或拒接，而不能对其内容和信息进行调整、修改，换言之，这种填鸭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常常会演变为一种“暴力”灌输。报纸媒体的单向传播的特性与特定文化主体的权力诉求彼此一致，吴以强笔下被篡改的新闻打破了二者问的必然关联，识破了前文所述的“客观”和“公正”姿态。由此，吴以强的作品成为“被篡改的新闻”的新媒介和新载体，并通过展览、出版等方式开始了下一轮的传播旅程。

按照通常的观点看来，吴以强的创作已从最初的“消遣”转变为具有强烈观念性和社会性的艺术行为，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他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日常特征和个人主义倾向。这些涂鸦和信息的篡改充斥在他的生活中，工作室厨房中的一整面都被这样的图文涂满，诸如啤酒瓶等日用品被他镶嵌进报纸浆中，茶几上茶叶盒也被以相似的方式篡改。在另一件作品中，他使用了一张2009年12月19日的报纸，但在涂改以后，画面上只留下他后加上的“2009年12月18日”几个字，报纸的出版日期被延后一天，这是他女儿的生日，而对于所有的观众而言，则不得不深信这张报纸的出版日期为后者。他对“报纸”和“传播”这种极具政治与社会意义母题的处理并非是外在的、站在第三者立场的画外音评论或代社会立言，而是把自己作为“在场的主体”植入其中。

艺术家本人留下创作感言：“涂改使严肃新闻报道在夸大、歪曲的处理后被消解了，作品让我在体制的沉闷中得到了快意的安慰，其本身也体现了限制的自由中的自我放逐。”“当我沉浸在创作的过程中，这里面并没有社会学、道德上的审慎，并无意对谁诋毁或攻击，完全处在开放自由的状态。”“限制中的个性发挥是自由的全部……报纸的方寸限制了我，也就在这方寸之间我赢得了最大的自由。”在一个每天为数不胜数、应接不暇的信息所包围的传媒时代，人们就如琥珀中的甲虫一般被封存其间、在劫难逃，吴以强笔下“叛逆的新闻”正是以一种个人主义的方式对这种文化、生存境遇做出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