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古籍出版三足鼎立格局

摘要：蒙古文古籍出版始于13世纪。在长达七百年的出版活动中出现了官方出版、寺院印刷、私人刻书三足鼎立的文化现象，共同完成了《蒙古秘史》《甘珠尔》《丹珠尔》《青史演义》等几万种蒙古文古籍的出版工程，为蒙古族的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关键词：蒙古文古籍；官方出版；寺院印刷；私人刻书

蒙古文古籍出版指以官方、寺院、私人为中心编撰、翻译、刻版、印刷、发行的古代出版活动，出版文献主要包括宗教、历史、语言类图书。它是蒙古族文化的一部分，是蒙古文化传承的主要纽带。其出版活动始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在14世纪的元朝时期初步形成雏形；在15～16世纪的明朝和北元时期跌入低谷；在17～18世纪的清朝时期达到了发展顶峰。

蒙古文古籍出版的跌宕起伏说明了文化与出版的关系。14世纪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传播，尤其是16世纪佛教对思想文化领域统治地位的确立，寺院便成为出版中心。同时，14世纪在北方的大都、平阳等地出现了刻印蒙古文古籍的私人书坊，到清朝年间形成一定规模，成为蒙古文古籍出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就出现了官方出版、寺院印刷、私人刻书三足鼎立的文化现象。

一、官方出版

在蒙古文古籍出版史上最早出现的官方出版机构是中书省。中书省设于窝阔台汗登基后的第三年（1231），主要履行圣旨、吏书、公文、档案、历史等的编撰管理职责。中书省开启了蒙古文古籍出版的新篇章。

元朝的政府机构设有编修所、经籍所、宏文院、秘书监、兴文署、翰林院、艺文监和广成局。其中，秘书监、兴文署、广成局等专门负责政府所需文献的编撰、翻译、印刻、发行工作。

（1）秘书监是元朝统管编撰、印刷、发行、收藏文献的官方机构，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之外，还兼营天文、日历等书籍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2）兴文署始建于至元十年（1273），是元朝时期中央政府管辖的专门出版机构，其出版工作启动于至元十三年（1276）。至元十九年（1282），用畏兀儿文、八思巴文翻译出版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是迄今为止有资料证明的兴文署最早出版的蒙古文古籍。（3）广成局成立于天历二年（1329），当时承担专门刻印先祖教诲和国家制度方面的书籍。据文献记载，广成局先后翻译出版了《孝经》《大学》《烈女传》《贞观时政》等较多蒙古文古籍。学者范国允、赵坤娟等认为“发现于敦煌蒙古文经文的残片和吐鲁番出土的蒙古文书籍残页的一部分也是在广成局刻印出版的”。

1368年，朱元璋亡元朝建明朝。从此，蒙古文古籍出版业便跌人低谷。明朝和北元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以归化（今呼和浩特）为中心的阿拉坦汗领地成为了蒙古文出版的核心，而官方蒙古文出版中心是北京。其中，又以经厂和四夷馆最为有名。

（1）经厂在明朝后期的繁荣时期设有汉文经书出版所、异域经书出版所、道教经书出版所和佛教经书出版所。据《华夷译语》记载，隶属明朝司礼监的经厂在洪武年间刻印了一部分蒙古文词典、教科书和课外读物。（2）四夷馆设于永乐五年（1407），培养外交翻译人员，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其中，鞑靼馆是教习蒙古语言文字，培养与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务的翻译人才中心。据《万历起居注》记载：“万历七年（1578）正月十一日丁巳辅臣传令四夷馆官生写完《华夷译语》共十册，进呈上留览。”《华夷译语》内容包括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等，是一部蒙古文等多种语言与汉语对译的辞书的总称，主要用于培养蒙汉语翻译人才。其编纂时参考了《元秘史》（《蒙古秘史》）等元朝史料，用切音方法，注明汉、蒙读音的差别。从此以后，使臣前往北方蒙古地区，汉蒙两族都能通达其意。

清朝的蒙古文出版最为发展。这个时期政府出版机构统领出版业，编撰、翻译、印刷了大量“钦定”“御制”图书。武英殿是清朝官方出版中心，用各种文字出版了不少古籍经典，蒙古文古籍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武英殿初建于明永乐年。清康熙十九年（1680）将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乾隆以后，武英殿成为专司校勘、刻印书籍之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问，武英殿刻印了《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1712）、《御制满蒙文鉴》（1743）等多部较有影响力的历书、语言文字、政书、史书。这些文献的出版对蒙古语言文字的统一、规范，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研究清朝蒙古史各个领域不可缺少的基本史料。

官方出版对蒙古文古籍出版的最大贡献是汉文音译《蒙古秘史》。明朝时期，为了给初学蒙语的官员提供辅助教材，根据当时保存在元朝宫廷中的《蒙古秘史》原本，用汉字拼写成蒙古语，并在每个蒙文单词右旁附加了汉文注解，又在每节之后附以汉文总译的方式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改造。乌·托亚基于陈垣、洪煨莲等学者的研究，认为洪武时期的《蒙古秘史》出自于刻印《华夷译语》的司礼监经厂。后来，畏兀体蒙文版的《蒙古秘史》神秘失踪，汉文音译的明朝版本却得以流传了一下。清朝时期，该版本《蒙古秘史》被全书载人了《永乐大典》。《蒙古秘史》结合历史和文学的特征，体现蒙古文魅力，被学界普遍誉为“古代蒙古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二、寺院印刷

寺院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产物。藏传佛教的传人是在蒙古帝国时期。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后，“馈赠吐藩高僧八思巴金边锦袍、宝光袈裟，尊其为国师”。元亡以后，蒙古各部在大漠南北裂土割据，普遍信奉喇嘛教并建造众多寺院。《蒙古宗教概论》一书记载：“19世纪仅在内蒙古地区的寺院多达1200余座。”这些寺院除了开展宗教活动以外，还从事文化、教育、医学、出版等活动。

寺院印刷始于元代。北京白塔寺是当时蒙古文古籍出版的圣地。此处既是元朝的皇家寺院，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之处。1312年，在这里出版了大翻译家搠思吉斡节儿编修的《入菩提道行论》，“共300页，印刷1000份。印刷的数量和质量足于说明白塔寺是当时蒙古文古籍出版的一个重要基地”。

明朝寺院印刷主要集中在阿拉坦汗统领的蒙古地区。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阿拉坦汗仿元大都的体制建城，明朝廷赐名为“归化”，后此地逐步成为内蒙古中西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归化城的几座寺庙中，席勒图召是当时蒙古地区蒙古文出版的中心，此处诞生了阿尤喜固什、希拉l、僧格等蒙古族著名翻译家。为了准确地翻译藏传佛教经典，他们创造了阿里嘎礼文字，并翻译了《甘珠尔》《丹珠尔》等佛教经典。

随着寺院印刷业的诞生，木刻印刷技术从汉藏地区传人蒙古地区。清朝是寺院木刻出版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京师寺庙和蒙古地区多设有木刻印刷所。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净住寺、嵩祝寺、隆福寺、白塔寺……阿拉善延福寺等处的木刻印刷所。”④毋庸置疑，在寺院蒙古文印刷方面，北京占有显要的地位。

隆福寺始建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在清朝雍正和光绪年间，在这里用木刻版出版了大量的蒙古文文献。隆福寺主持苏尼特丹攒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蒙古族著名的翻译家、出版家，先后主持了《宗喀巴传》《章嘉阿旺却丹传》《丹珠尔》等隆福寺版蒙古文书籍的出版工作。

嵩祝寺始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为清代皇家寺院。乾隆三十七年（1772）移建于景山后街现址。从第二世章嘉开始，历代呼图克图（活佛）均以嵩祝寺为主要驻地。二世章嘉若必多于雍正二年（1724）入京。在他的带领下，嵩祝寺很快就成为清代蒙古文木刻印刷中心，并出版了《大菩提经》《蒙文诠释》等很多蒙古文佛经和语言学著作。博士宝山根据嵩祝寺木刻出版的蒙古文图书以佛教经典为主的特点，在其专著《清代蒙古文出版史》中认为，“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分别于1683年、1724年在嵩祝寺木刻出版，而且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亦有可能在嵩祝寺木刻出版。”

这两部文献的翻译出版是寺院蒙古文印刷最辉煌的成就。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的翻译工作始于14世纪。两部文献的蒙译工作在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达到了鼎盛。对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的成书，内蒙古的席勒图召、多伦诺尔，北京的净住寺、嵩祝寺、皇城油毡房等寺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私人刻书

私人刻书的影响力不如政府支撑的官方出版和宗教统治的寺院印刷，但它对蒙古文古籍出版的贡献不容小视。

据日本学者考证，元朝时期私人刻书坊多达118处，出版了230种图书。这些私人刻书分布于大都、平水、平阳、杭州、建阳等地。其中，建阳郑氏创办的积诚堂是元朝时期最具盛名的私人刻书坊。“至元六年（1340），积诚堂出版了《事林广记》，其中就收集了《蒙古译语》（至元译语）、《蒙古字百家姓》等蒙古文书籍。”

由于明朝和北元的特殊关系加之战争频繁，明朝时期私人蒙古文出版业跌入低谷，到清朝时期再度出现繁荣局势。清朝私人刻书主要集中在清朝权力中心——北京。据海西希《北京木刻版蒙古文喇嘛教经典》，“当时主要私人刻印书铺有：安定门外傅达赖木刻所、正阳门的王白音木刻所、通一书铺、东厂胡同额驸安邦仓、永利号书铺。”傅达赖木刻所是清朝最有名的私人蒙古文木刻版出版机构。康熙末年，依靠蒙古王公贵族及其夫人、喇嘛僧侣、格根呼图克图的施舍，傅达赖木刻所刻印了《圣盘若波罗蜜多八千颂》《诸品积咒经》《目连救母经》等多部大型蒙古文佛经，并具备字体规整、刻字精细、印刷技术高等特点。

民国时期，受到内地启蒙思潮和私人创办“印书馆”“书局”的影响，蒙古文出版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18到1944年间，以北京、张家口、奉天、开鲁为基地，相继诞生了汉蒙翻译国华书局、北京蒙文书社、东蒙书局和开鲁蒙文学会等在近代文化史上较有影响力的私营出版机构，为新文化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这些出版文化机构中，蒙文学会存在时间最长，完成工作最多。无论从出书数量和质量，还是从对蒙古民族文化的贡献考究，蒙文学会在当时蒙古文出版业影响力最大。

蒙文学会于1926年在北京创立，“以研究蒙古文化，吸纳先进思想，统一学术观点，开明民族智慧，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1935年迁址开鲁后，会长布和克什克以“蒙文学会”的名义成立出版社，完成了汉语音译版本《蒙古秘史》的汉译蒙、注释、出版工作。在蒙古族出版史上，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1935年以后，蒙文学会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多方筹集资金陆续出版了《蒙古源流》《蒙古秘史》等40余部蒙古文古籍；抢救性出版了近代蒙古族大文豪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对蒙古族文化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

私人刻书坊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影响了近代蒙古文出版业。从民国时期的汉蒙翻译国华书局、东蒙书局、蒙文学会等出版机构的资金筹措、营销管理、财务控制、人员调配这些管理理念中，不难看出历代私人刻书坊的印记。在民国时期，私人刻书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把一些有借鉴价值的管理理念灌输到了近代蒙古文出版业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