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们这样上大学

对于大学，还没迈进大学校门的同学一定有许多憧憬，已经在大学校园生活的同学一定有许多感触。也许，你有困惑，有迷惘，有抉择的艰难，有徘徊的痛苦，然而应该如何上大学这个问题，一定是值得你深思的。这几个同龄人的经历也许特殊，但对你可能有启发……

我为何放弃北大

6年后，翟翔还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放在书橱最显眼处。那年9月，他没有拿着这张通知书去北大报到，而是报名参加了新东方的托福班。7个月后他收到格林奈尔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之后转学康奈尔。

翟翔说，放弃北大，带着无奈。他当时被分到医学专业，可这位理科生一心想学文，而那时北大的政策是医学部学生不能转系。

翟翔在安徽长大，5岁那年，他像同龄孩子一样迷上《戏说乾隆》，学历史的愿望，也就这样开场。

收到北大通知书的第二天，他去了欧洲旅行。通知书上的“北大”字样，帮他免去了剑桥国王学院的门票。剑桥的古老校舍和长袍教授，却让他下了放弃那张通知书的决心。

翟翔此前从未想过留学。但实在不想学医，复读风险又太大，才开始申请留美。在寄往康奈尔的申请中，翟翔以一篇对于台湾和大陆问题的看法的文章，打动了康奈尔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如愿做了历史系学生，虽然不是在曾经向往的北大。

问翟翔对康奈尔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说：“大。”一个大学有森林、溪谷、果园和农场，怎一个“大”字了得。

问他在康奈尔读书的感觉是什么，他说：“苦。”没有一门课是必修的，但每门课都不轻松。课上可以边听边享用教授带来的茶点，课下，则每周要读一本两百多页的书，每月写一篇论文。好几次，他在图书馆工作到清晨。发现身边不少美国同学也一样通宵奋战，靠着沙发、趴在桌上、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他的刻苦可以用回报证明。在康奈尔，翟翔历史专业的平均成绩基点是3.9，辅修的东亚研究是4（标准满分为4）。康奈尔素以给分严格出名，一个在这里流传已久的笑话说，康奈尔人“在华氏20度里，爬30度的坡，考40多的分”。康奈尔的创始人相信，压低分数可以鼓励学生更努力地学习。

一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学历史，特别是学美国历史，不是件容易的事。曾在康奈尔留下多年无人打破的高分神话的赵元任，感慨自己学生时代最大的失败，就是美国历史那门课只得了68分。

翟翔觉得学习美国人的历史观很有意义，许多教授的包容精神也令他获益匪浅。高中班上，十几个同学去了北大清华，大家后来聊起两地教育的差别，翟翔概括为“美国的课上没有正确答案”。“当代美国外交史”那门课的期中考试，教授要学生假想自己是20世纪下半叶的国务院官员，针对任一外交事件，向总统提出建议。翟翔说，这门课的教授，以批评美国外交“双重标准”而出名，对“异见”只会鼓励。

作为稀有的历史系中国学生，他帮助大学图书馆整理馆藏的中国文献。在大洋彼岸梳理久远的中国记忆：嘉靖本永乐大典残卷、康熙给罗马教廷的信函、给美国友人的签名照片……翟翔说那种心情很复杂，最遗憾的是，这些文物虽然受到很好的保护，却因缺乏研究而被埋没。

去年夏天，翟翔在北京的一家银行总部从事涉外工作。他还想再回到美国，完成斯坦福的硕士学业。谈及未来，翟翔想起当年申请康奈尔时那篇关于两岸的文章，为两岸交流做点事，这仍是他的理想之一。

告别清华的现实主义者

做了一年的清华学生，马驰（化名）选择退学，到大洋彼岸的宾夕法尼亚报到。

“出国留学的想法很早便有了。”小时候在重庆合川的县城长大，初中他就自学了4册《新概念》，还把第二第三册的课文全背下来了。

同时，他痴迷数学。高二，他已拿到全国数学竞赛银牌。被保送清华。“高三那年原本计划申请美国，可拿了银牌。又想拿金牌。”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去了清华数理基科班，一切重头来过。回忆清华的一年，马驰想到4个字，“刷题考试”。后来在宾大的沃顿商学院，遇到北大清华的交换生，印象是“他们比我们更刻苦，我们也考不过他们”。

“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数学家。”马驰在沃顿学金融，问他学习的乐趣和目的何在，他说：“应用数学。”

马驰说，普林斯顿、哈佛，特别是耶鲁的学生。在他们眼里“有点文艺”。

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商学院，沃顿给他的最大感受是“现实”。以一门课为例，曾经是摩根斯坦利执行董事的教授，要求学生们用一个虚拟账户。依市场的实际情况去运作资本，最后按赚钱多少来给分，最后亏本的只好拿C。马驰说，你也可以选择保守，把钱存进银行收利息，那还可以拿个B。

沃顿商学院的现实主义也影响着宾大的其他学院。马驰记得一个机械工程学院的同学，一门课整个学期的内容就是造一个发动机，“每一个齿轮都是自己磨出来的”。

马驰不愿多提自己的成绩，只是在讲到学院体制的灵活时，不经意透露，本科时有能力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可以豁免掉相应的本科课程，直接拿到研究生学位，他就是这样。

马驰承认中学时代对数学的钻研让他占有优势，比起大多数美国同学，他也更刻苦。但这些也许不那么重要了，“进到公司，最重要的是怎样让别人喜欢你，教你东西。”和人混的技巧，正是白人同学的优势所在。

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马驰的就业目标是美国和中国香港。不过，当年他是带着“应用数学”的愿望去沃顿的，现在，想法有些变了。“理想又回到了做个数学家，”他笑说，“因为我还是喜欢平静一点的生活。”

从复旦“游学”到北大

如果说翟翔和马驰代表的是大学生中的精英，那么樊羽的经历也许更能代表普通大学生的迷惘与追寻。

复旦大学的课堂上，他的身影并不陌生。从哲学系张汝伦老师、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到管理学院谢百三老师。只要在校内很“火”的课堂上，一定能看到他。

他叫樊羽，原是深圳某大学的本科生，18岁决定休学到复旦旁听。两年间，从复旦到北大，他以“游学”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本科教育。

两年前，樊羽考入了自己的大学，专业与金融相关。他的数学底子不好，被调剂去学数理统计，有些头疼。咨询了学长学姐的经验，发现在这里读到毕业，工作后的薪水扣除深圳生活的高成本以后，所剩无几。考虑到未来的生活，他的厌学之心更重了。

“最可怕的是上了大半学期课以后，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想学习了。上课和考试都可以敷衍，看不到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热情慢慢没有了。人应该是要学到老的，但是如果现在就觉得学习是件痛苦的事，那毕业以后肯定也不会自己找书去读了。”

看着室友打游戏，坐在课堂上发呆，时间匆匆而逝，他想逃走。在上海转过一圈后，他决定来复旦旁听。

在上海和北京。他都租房住在学校附近，600块每月，三四个人挤在15平方米的隔间里。

初到上海，在朋友推荐下，他听了哲学系名师张汝伦教授的课，“一听，真的很好”，接下来从《国学概论》到《四书精读》，他连着听了张老师三学期的课。

他还旁听了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和哲学系王德峰老师的课。前者讲古典诗词和魏晋风度。后者讲哲学导读和大学精神，樊羽听得很投入，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樊羽不断充实着自己的课表。哲学，中文，历史，经济、管理、政治……什么专业的课他都有兴趣去听，只要老师讲得好。每学期，他固定去听的课程有10门之多，还有六七门偶尔去听，连双休日都排满。两年下来，如果算学分，他已经可以本科毕业了。

同时，他也积极地去参加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各种活动和讲座，业余时间排得很满。到北大后也依然如故，参加社团活动，饱览北大百年讲堂的话剧和音乐会，临走的时候，手里还刚买了孟京辉的话剧票。

旁听生们在逃离了功利主义的学分等土壤后，希望在人文名师的课堂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沉淀和满足。这些极少数主动求学的“游学”者，作为一种提醒的力量，给校园内为了文凭奔波的大多数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冲击和反思。从复旦到北大，很多知道樊羽经历后愿意帮助他的学生，都很“羡慕”他。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