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看点 金融市场具体地解放个人等

之所以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产单位，是因为生产需要投资，一投资就涉及到价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价值节省下来、投入项目，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有回报，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跨期信用问题：怎样让人们能放心、愿意投资呢?其他人今后违约不认账或者耍赖怎么办?所以，“企业”基于什么组建、如何组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安排跨期价值配置、保障跨期价值配置的问题，而基于婚约和血缘的家、家族是一个古老又不允许有选择的共同体，以它为基础来实现跨期价值配置，当属自然。

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

就以防老、养老为例，一般是人在年轻时多存钱、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赚钱后再从原来的投资中得到回报，来养老。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价值配置需要，或者说最原始的跨期风险交易品种。前面谈到，这种跨期交易的违约风险很高，投无所报的情况极容易发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家”的风险交易功能，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格化“养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为养老交易体系外，人类社会还发展了三种其他的交易体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庙和教会、民间社邑等；其二是我们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每种交易体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体系，有它建立、维系和巩固交易信用的基础。前面说过，基于“家”的风险交易体系之所以比较靠得住，是因为其基础是血缘和婚姻，而血缘关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选择的，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天生的，所以，最为牢靠。更何况，通过再加以一套类似儒家“三纲五常”这样的刚性文化体系，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级固定下来，约束其行为规范，让你动也不能动，社会结构中没有自由流动的余地，于是，整个社会基于血缘体系的跨期价值交换，生病、养老等保障，就有相当的可靠度了，生存意义上的交易风险就不多了。

基于社团组织的跨期互助体系，也不是以明码标价的方式进行人际跨期利益交换，其建立并维系信用、保障“回报”的基础一般是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东西，比如共同信仰、同乡、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会以共同的宗教信印为基础，加上做礼拜等等有形和无形的安排，使这套体系的凝聚力极强，近两千年不衰。而教会时常给教徒提供类金融服务，比如，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允许年壮夫妇把房产、地产先前签约，承诺在夫妇都去世后财产的所有权给教会，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教会要给他们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持，从效果上，这种安排等同于现代保险公司出售的人寿年金。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有较多记载的是从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的社邑、红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义庄还是以血缘宗族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社团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但是，正因为中国以往超越血缘的社团组织总体不很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约法治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信仰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权力，所以，其腐败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

例如，休妻。在中国，今天已经没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从汉朝开始，以七条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这对女士来说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为什么呢?“养子防老”是依靠儿子来实现未来经济安全，妻子必须要能生儿子，否则整个家里长辈未来的安全就无保障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儿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七条理由中，有五条跟“养子防老”有关。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强，那么，丈夫怎么纳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只能依赖子女来养老、避险，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儿；或者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