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老年犯罪研究特点综述

【内容提要】老年犯罪研究是犯罪学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当重要但又相对薄弱的环节,是一个多层面、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随着各国高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犯罪问题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成为各国犯罪学者、社会学者、心理学者、医务工作者等的潜心研究对象。“从世界范围看,使用德语的地方从20世纪开始,以埃克斯纳的《犯罪学》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的论述为起点,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以美国、英国为中心的使用英语的地方,对老年人犯罪问题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⑴老年犯罪问题在当今社会集中的犯罪领域具有一定的特征类型,老年犯罪与其他人犯罪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由于违法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人犯罪的特点和社会危害,这就决定了对这类犯罪进行深度研究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老年 犯罪 研究 特点

一、建立老年犯罪问题关键概念和理论框架

(一)认定老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规定的自然人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作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之一,刑事责任的起刑年龄如果定得过高,会放纵犯罪,背离刑法的初衷;反之,若定得过低,则可能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也不符合刑罚的目的。”⑵发达国家比较早进入老龄化,1870年法国进入老年(化)社会。⑶英国其次,是1921年。德、英等使用英语地方最早开展老年犯罪理论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确定老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因为不仅反映了学者们对老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立法价值理念,还直接关系到对老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遏制与预防以及对老年人犯罪的制裁与宽宥等诸多理论问题。

各国犯罪学学者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老年犯罪刑事责任年龄确定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德国着名犯罪学家施奈德指出,人们把所有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统称为广义上的老人犯罪,而狭义的老人犯罪是指由于人的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⑷施奈德的观点也受到了其他一些德国的犯罪学家如凯泽、阿尔布莱希特的认可。⑸英美学者对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也进行了专题性研究,但出现较多分歧。具体表现在:(1)巴特勒(Butler)和莱维斯(Lewis)认为65岁与描述一些诸如健康、精神状况以及心理和生理的忍耐力或创造力方面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是出于某种目的所做的强制性的划分。⑹(2)认为65岁的界限过高,对于研究老年人犯罪行为来说55岁是更好的截断点(cut—off point)。⑺(3)认为这个年龄界限从统计个人逮捕数量的角度还应当更低一些,可以将老年犯罪人划分为50岁至59岁以及60岁以上。⑻(4)有作者指出在一些监狱里,甚至包括一些联邦监狱把判断老年罪犯的年龄界限定在45岁。⑼

日本不仅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学者们关于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与德国既有所类似,但也不尽相同,提出了65岁或60岁两个界限标准。例如,大谷实认为:在犯罪统计上,将60岁以上的人的犯罪称为高龄者犯罪。⑽而在另一本日本刑事政策学专着中认为:高龄者通常较多是指65岁以上者,但根据《犯罪白皮书》统计上的条件,指60岁以上者。⑾

中国学者们对老年人犯罪的年龄界限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犯罪学专家康树华认为,老年人犯罪通常是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台湾地区法学家和犯罪学家蔡墩铭、林山田等认为,事实上56岁以上即可认为进入老年期,而老人在犯罪学上通常指60岁以上之人。⑿前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教授黄富源在2006年版《犯罪学概论》中认为,一般而言,老年人犯罪系指年满65岁者所为的犯罪行为。

“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决定自然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刑罚轻重程度的重要因素,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⒀从发展角度看,对老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与各国的文化传统、人口状况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和劳动年龄的延长,老年的年龄界限会逐步提高。所以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里,采用65岁或者以后采用更高的年龄标准来判断老年人犯罪圈是有其道理的。”⒁从老年人犯罪基础理论构建的角度来看,各国犯罪学学者们对认定老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对世界各国有关老年人政策的制定影响深远而巨大。“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讲,联合国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一致通过的《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确认了“硬性的却比较方便的办法是把60岁和60岁以上的人统一划为年长人”。⒂1996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因此,老年犯罪的概念为:年满60周岁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总和。”⒃

(二)研究若干老年犯罪基本问题

随着世界老年人比例的逐步提高,老年犯罪现象也不断增多。分析并探讨老年犯罪有关问题,无疑对老年犯罪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们的贡献主要反映在:首先,确定老年犯罪类型。“研究犯罪类型的目的 是为了在罪与罪之间建立纵向体系和横向体系,使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类型科学化、系统化,以利于正确地定罪量刑。”⒄以老年人犯罪类型为视角的专门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中期,各国犯罪学学者们在对老年人犯罪的研究中,所涉犯罪类型主要有放火、故意杀人等暴力型犯罪,伤害、严重盗窃等财产型犯罪,猥亵、等性犯罪。如Exner指出老人犯罪多见的案型是侮辱、放火、性犯罪,而故意杀人、伤害、严重盗窃等案型极为少见,并把老人犯罪称之为“弱的犯罪”,所谓“弱”不仅是指体力、腕力方面,而且与心理上的韧度和忍耐力不足有关。美国的犯罪调查也指出老年期较多发生的犯罪类型是酗酒、伤风败俗、、单纯的盗窃、流浪等。

Furst研究指出,1950年瑞士60岁以上的犯罪者中,经济犯罪占53.9%,伤害及伤害致死犯罪占15.6%,伤风败俗占30.5%。该氏并认为60~70岁组与70岁以上组比较,犯罪类型有如下差别:前者以经济犯罪最多见,次为伤风败俗、伤害、伤害致死,后者伤风败俗比经济犯罪多见。⒅

其次,研究老年人犯罪主体、特点、犯罪对象、犯罪手段。一些学者认为:从犯罪主体来看,老年人罪犯一般多为孤寡老人,尤其是实施暴力犯罪的人群中多数文化层次较低。同时也包括高智力诈骗,以及利用以前的身份行使行贿,介绍他人行贿、等。“老年人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知犯罪案件和犯罪方法甚多,有犯罪前科者还具有犯罪经验。因而相对说来,老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较少,实施智能性犯罪的较多,而且往往教唆他人尤其是少年儿童实施犯罪行为。即老年人犯罪智能性、隐蔽性、间接性的特点较为突出。”⒆“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老年人往往选择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或者其他老人为侵犯对象。”“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以非暴力型犯罪为主。由于受身体衰老的限制,一般难以实行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⒇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研究,“有的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心理衰退过程的作用使老年人心理上无法承受孤独感、失落感,不甘心自己成为多余的人;有的从生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老年人犯罪具有精神病犯罪的特点;有的认为老年人人格异常,邪僻成性,或离家出走,到处游荡,奸淫或猥亵;有的则认为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酗酒;有的认为老年人犯罪是由于进入老年期后人际关系狭小、纠葛和紧张积累起来所造成的恶果;有的认为由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监督减少,老年人犯罪也就随之而增多。”“上述西方犯罪学者对老年人犯罪原因的探讨有的很有见地。”(21)“老年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有不同于其他年龄者尤其是一般成年人(青年人和中年人)的特点,只有认识其特点并在刑事责任的追究、确定和实现上予以恰当的照应,对老年人犯罪的刑事治理才能够正确有效,刑罚目的才能在此顺利实现。”(22)随着世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些犯罪学学者在研究本国范围内老年犯罪事实和规律的基础上,对老年犯罪原因、老年犯罪现象、老年犯罪预防等刑法基础领域中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犯罪学学者群体是世界老年犯罪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的主角,其通过建立老人犯罪问题关键概念和理论框架,加深了人们对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犯罪问题的认识。所形成的众多研究成果具有丰富的内涵,标志着老年犯罪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得到了快速发展,即由原先零散的知识和经验,上升为比较系统的基础理论,推动着老年犯罪理论研究沿着正确方向不断深入发展。

二、多学科视野下的老年犯罪研究充满活力和生机

(一)精神医学:分析老年精神病患者对社会危害

1.老年性犯罪与精神疾病有密切联系。老年人性犯罪与精神机能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老年人性犯罪案例中有不少属于早期老年性痴呆患者。1864年,Legrand du Saullej经过长期观察和研究后认为:在巴黎的公众道路及广场上,精神机能低下的老人经常出现猥亵行为。之后,一些学者从老年精神疾病与性犯罪的角度开始研究,形成“再燃说”、“性倒错说”和“代偿说”等多种老年犯罪理论。

“主张再燃说的学者认为尽管进入老年期后能力有所减退,但有时可能出现一度曾减退过的复燃,有人认为这是老年期脑器质性变化的结果。Bresler通过老年期性犯罪中初犯者多,强调与脑器质性变化的关系。Hirschmann与Amelunxer认为对女孩的猥亵行为是对正常的代偿,老年人衰退或保持得不完全,如果仍持续存在的话,为了代偿性地得到性的满足,常出现以女孩作为对象的猥亵行为。”“Hoche认为不能根据老年犯罪者否认罪行而判定其人格无障碍,即使是严重痴呆者,企图隐瞒自己罪行的情况也颇为常见。这是因为老年性痴呆者理智力并没有完全丧失,判断力也未完全丧失之故。”

2.盗窃、暴力犯罪与精神疾病有密切联系。“Braunmuhl曾报告过2例,他认为Pick病早期,由于抑制能力减退或丧失,盗窃罪相当多见,所窃取之物多是缺乏实用价值的东西。”(23)“由于老年人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减退,固执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对意外应激反应耐受性差,极易促发或诱发精神疾患,进而会发生系列的暴力行为。”(24)“Rhu—dick通过对老年人性格调查,认为疑病倾向、瘾病倾向、依赖和冲动倾向强的人与死的关系较密切。感情的强度和持续度减弱,情感控制困难,记忆减退,固执个性,工作能力减退,新观念和新习惯的形成困难及保守性等性格倾向都容易发生与环境不适应感,或发生伤人、自伤或自杀的行为。”(25)

“老年流行病学调查表明,60岁以上的居民27.4%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26)老年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危险的群体,对社会的危害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在精神症状的支配下,出现思维异常,容易做出极端的事情。例如冲动暴力伤人,扰乱社会治安,经常做出一些伤人伤己危害社会的事情。“从犯罪学特征可发现,精神疾病患者凶杀行为的主要动机是在病态影响下的错误报复。”(27)“作案手段比较残忍,后果相对严重。现实动机仅占12%,病理性动机占66.66%,混合动机占21.33%,说明精神病患者作案虽与现实环境有关,大多是受疾病的影响,在精神病性症状的支配下作案。”(28)老年精神病患者违法犯罪,严重地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成为社会治安面临的突出问题。据国外学者统计,10%的老人实施犯罪是因为患上脑组织、感情情绪和性格衰退综合症而造成的。因此,准确、科学地认识老年人精神障碍与犯罪的关系是犯罪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研究、了解老年精神病患者犯罪的特点,旨在降低老年精神病患者凶杀行为的发生。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预防、控制老年精神病患者犯罪,给予老年精神疾病患者社会支持,减轻对社会的危害,促进社会和谐安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心理学:研究老年期情绪抑郁与自杀的关系

1.开辟心理学研究新领域。“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进而表现出固执、偏狭、自我中心、易被激怒的心理特点,因而有时会因琐事而感情突然爆发并实施犯罪。”(29)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危机、人口的老龄化、失业等的加剧,世界范围内自杀率急剧增加,自杀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日本是“老人自杀大国”。据统计,日本每年约有5000名老人自杀,占自杀人数的3/10。这一客观现实需要犯罪学研究者正视并关怀本国的老年人自杀问题,从中去探究自杀的原因、意义以及如何对自杀展开危机干预。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更好地实施危机干预,日本学者在老龄化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审视影响国内老人自杀的心理问题,研究呈现更加关注个体心理和个性特征的趋势。其主要学术贡献为:

首先,举办专题性学术研究活动。步入老年期后,老年人身份的转变导致对社会地位、生活状态、家庭关系的不适应以及由于老年人所特有的生理结构及功能的变化而导致其心理状态剧变。“老年期情绪抑郁(包括抑郁症),是老年人发生率最高的心理障碍。尽管促使老年期发生抑郁状态的因素很多,如躯体生理变化、社会环境影响等,但仍以心理因素占首要位置。”(30)

其次,老年犯罪心理研究已有颇丰的研究成果。例如,中田修的《老年精神医学》(1973),太原健士郎、清水信的《现代精神医学大系(18)老年精神医学》(1975),井上胜也编着的《老年期の临床心理学》(1983)等。在这些学术着作中对老年人自杀、自杀行为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反映在:首先,分析老年人自杀的心理原因。“自杀研究的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理论传统是自杀研究中的主流范式,”(31)金子仁郎在《老人の精神医学と心理学》(1976)中指出:“随着高龄来临,苦于疾病和抱有厌世想法的人增加,由于身体上的疾病和心理上的失望而引起的抑郁反应,所以自杀的人数较多”,即认为是由继发性的抑郁所引起。具体来说,老年期由于生物学、社会学状况的变化,活动减少,乐趣减退,加上至亲好友的生离死别而逐渐变得孤独,产生绝望感、无价值感。上里一郎在《自杀行动心理と指导》(1980)中认为,老年人的自杀是自我无助感和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孤独心理、精神障碍、身体疾病与社会的变动性和无序互作用的结果。长谷川和夫、霜山德尔在《老年心理学》(1997)中提出,“从被害者学的角度看,家属成员是被害者的时候,具有很大的有罪性或者存在有其他难以消除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无法忍受的正直的老年人,作为一辈子第一次犯罪而杀了人这样的典型性例子是有的。造成这种情况,多是由于进入老年期后人际关系狭小了,纠葛和紧张就不断积累起来了。这种环境条件,再加上加害人方面的直率、认真,以及老年期的心理特征所具有的不通融性,易刺激性等,就促使他们采取冲动的,破灭的解决办法。”

再次,对老年人自杀行为进行分类研究。“对自杀进行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西义卫博士根据对3000多名自杀者的文献记录,对自杀行为进行了分类。把老年人自杀归类于“副生的牺牲”的自杀,认为是为了国家或集团的利益而自杀,例如在某些原始人中有年老、衰弱者为减轻群体的负担而自杀的文化。大西义卫“对自杀的分类是较为全面的,他综合考虑了自杀的原因、规模和方式,因此有较好的分类效度和可操作性,具有很好的临床价值。”

“日本对自杀心理的广泛研究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集聚了一大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在自杀的分类、动机、影响因素和自杀前的心理特征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日本研究者们的研究得到“来自其他国家研究报告的支持,Ringel通过对650名自杀未遂者的访谈探讨了自杀倾向的成因,发现自杀倾向受控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从社会效果层面来看,有效的促进日本政府和公共安全部门在国民(包括老年人)自杀的预防和危机介入等方面采取主动措施。“心理状态、心理疗法、心理分析等心理学解释模型使刑事司法不断融入对犯罪人的个体性考察,除了去除犯罪人行为恶习之外,还承担起心理辅导的重任。”(32)近年,日本政府推出“家庭医护服务”。凡是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或病人,都可以申请医疗看护、心理辅导。2007年,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自杀对策基本法》。2010年9月,成立了“自杀对策工作队”。(33)“警察厅为有效制定自杀干预措施,对自杀动机的类别等作出细分,此次甚至首次对外公布详细数据。”(34)从心理学研究角度来看,“对自杀问题的关注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心理健康社会干预体系的构建,而且使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开辟了许多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35)

2.对老年性犯罪心理开展实证研究。最早提出实证研究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他的基本思路是——我们能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实证主义犯罪学提倡对犯罪现象要做科学研究,与原来的思辨的、纯理论的研究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容易出现单纯依靠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普遍性”的问题,研究者们往往缺乏深入到实践中进行调研、收集资料,并进行以“问题为取向”的实证分析。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出现过局部地区老年人性犯罪较多现象。例如,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市,有一些老人,“由于长期受封建的‘男尊女卑’等毒素影响,把女性视为男性玩乐、泄欲的工具;还有的更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子、淫棍,恶行未改。”(36)“据《解放日报》报导,上海市近年来老年人案增加了51.8%,男性老年人同性恋增加了41.3%;全部老年人犯罪有34.9%是与性有关的罪案;与也有明显增加。这从一种特定的犯罪类型反映出老年人违法犯罪的增加趋势。”(37)

心理因素是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之一,绝大多数老年人员形成的犯罪都伴随着心理的失衡。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学者以实地调查方式对监狱中关押的男性老年犯群体犯罪心理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安徽大学法律系解访对某监狱90名在押男性老年犯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其中性犯罪43人,几乎占全部老年犯罪的一半(47.7%)。其中奸淫犯12人(13.3%),犯14人(15.6%),猥亵流氓犯17人(18.9%),犯略高于奸淫犯。其发现,老年人仍有较强的性要求。代表性案例为:个别年逾八旬老翁,多次奸淫。“长期形成的性生活体验,仍促发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性冲动。这是性犯罪的生物学因素。心理健康问题是影响老年性犯罪的重要原因。“个别人崇拜西方所谓‘自由生活方式’。老人离退休后,脱离组织监督,离群索居,有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精神的社会的需要减少,物质的生理要增强。外部刺激是个体产生心理活动的诱因,黄色书刊,录像等,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38)“由于老年男性具有特殊的生理及社会心理特点,他们在违法犯罪活动中也表现出不同于青少年和成年男性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认识、感情、意志及行为等方面。”(39)

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郑寒在对上海市监狱男性老年犯中队进行实证调研后,分析老年犯性犯罪心理原因为:①思想腐朽,以玩弄女性为乐。②以演泄和满足为目的。③业余生活无聊,精神空虚。然后对老年性犯罪的改造心理进行分析:①认罪服法差。②自责心理。③悲观心理。④混日子。⑤希望得到政府宽大。“由于上述几点心理障碍,在日常行为和生活中表现为懒散、精神萎靡不振,不讲卫生,行动迟缓,反映迟钝,装聋作哑,喋喋不休,无病装病,小病,要吃好的,要滋补养身等行为。但因活动减少,违纪现象不多。”并认为“老年性犯罪罪犯服刑期满释放后,在生理上可能失去目的性的能力,但心理上仍会有的要求,因此,对他们进行心理矫治,仍是首要的改造任务。”(40)这些学者开展的实证研究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老年犯罪人形成犯罪心理和发生犯罪行为的原因过程和规律,深入研究了“是什么导致老年人犯罪”的问题,形成犯罪的原因是心理空虚,价值观念扭曲,放纵,为公安司法机关揭露和惩戒犯罪以及预防犯罪矫治犯罪提供心理科学依据和方法。同时,表明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受到中国 刑事诉讼法学者们的关注。

(三)社会学:重点研究老年犯罪现象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

1.老人犯罪与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产物,重点研究犯罪现象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关注犯罪的社会特征,从社会的整体结构与功能需要出发,弄清楚犯罪给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与进步所造成的伤害。”(41)老龄化社会结构的迅速形成,诱发了诸多与老年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老年人犯罪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与经济状况的关系日趋复杂化。一般学者往往认为“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的影响。”(42)而美国学者凯瑟琳·伯恩特(Cathleen Burner)和苏真·T·奥特加(Suzanne T.Ortega)却在对老年人的财产犯罪进行研究时发现,尽管媒体经常把老年人财产犯罪数量的增长归咎于他们的经济情况的恶化。但是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真的这样糟糕,科学统计发现老年人的收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犯罪之间的联系比人们经常设想的一对一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尽管现在的研究还不充分,而且还有很多含糊的地方,但是还没有研究表明某些犯罪直接源于经济的波动,这一点无论在老年人犯罪还是在年轻人犯罪中都是这样。而且,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也没有表现出和老年人犯罪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关系。(43)两位学者认为,社会经济的波动与老年人犯罪的起伏关系不明确。

2.开展老人犯罪与社会角色转变理论研究。退休是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生活中的必经过程,退休对老年人犯罪产生具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和密切的联系。退休老年人感觉与社会脱节、孤单是导致老年犯罪激增的原因之一。美国着名犯罪学家艾伦·A·马林恰克结合老年学提出了老年人犯罪原因解除理论和活动性理论。老年人犯罪原因解除理论“是较为有力的解释老年初犯的理论,主要侧重于从心理的角度,对老年人一旦退休之后容易产生心理失落感进行了阐述,并认为这种不愿离开工作岗位而又被迫退休的经历是容易导致老年人心态失衡并最终犯罪的导火索。(44)

活动性理论认为老年人应该在退休后一直积极参与活动。这样不仅可以加强个人的自我意识,而且也可以使生活更加满意。通过活动,老人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也可以获得自己在社会上生活的价值。该理论认为老年人因年龄原因退休后,“必须保持活动性。否则,如果找不到适合的替代物,在这样的空虚心理和失落感的作用下,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行为的偏离,进而产生犯罪行为。”“解除理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对老年人在退休前进行适当的心理上的指导,以便于其能够尽快地适应即将离开工作的生活。如果这个心理开导工作能够做得成功,将会很有效地避免一些老年人犯罪的发生。”(45)艾伦·A·马林恰克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老年人犯罪原因解除理论和活动性理论“由于结合了老年人本身的特征,所以更具有针对性的意义。这两个理论也可以被认为是老年学上的理论,它们受到了我国和日本犯罪学家的推崇。”(46)

3.从社会因素中透视老年犯罪原因。在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仅有少部分老年犯罪是纯粹的自身因素导致,更多的老年犯罪是源于其长期以来对社会、家庭的不满而逐渐形成的犯罪心理。美国犯罪学家莱马特认为“是社会的反应导致了犯罪而不是犯罪导致了社会反应”。(47)日本社会人情相对冷漠,独居老人与周围毫无接触是常事。老年人内心孤独、抑郁的社会问题逐渐进入日本社会学学者研究的领域。获107届芥川奖的纪实小说家藤原智美于2007年出版《暴走的老人》,分析本国社会与老人犯罪的关系。其认为:首先,“日本老年人失控的最关键因素是人际关系的解体。这些老年人在职时与社会的接触点尚多,但是,从退休开始,他们收到的贺年卡数量急剧减少,并且迅速从社会中孤立出去。老人与家庭、亲戚尤其是地方社会的关系淡薄,使他们对于犯罪行为的自控能力几近丧失。”其次,社会交流的减少使老年人的交流能力出现严重问题。同时,老年人更由于无法适应网络和移动通信等新型交流方式而变得愈发孤独。最后,整个社会“周到化”也是老人失控的原因之一。由于一些老人享受惯了周围人的尊重和来自整个社会的周到服务,一旦哪个地方令其稍有不满,便可能立刻就暴怒起来。例如在乘坐地铁或公交时,老年人往往有一种特权意识,在遇到年轻人不让座等“无礼情况”时,就会大动肝火,怒不可遏。

“老年空巢”现象也会引发老年犯罪。日本东海大学研究日本社会福利制度的田中教授在其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在200名反映自己生活糟糕的老年人中,57%的人被冷落,无人陪伴;39%的人证实遭受身体上的虐待;25%的人经常受到心理上的伤害;财产被子女剥夺的占巧;还有的老年人诉说遭到性骚扰。尤其是那些丧偶老年人,遇到挫折时无人安抚,也没有能够倾诉心中郁闷的可信任的人,因而很有可能形成消极情绪的长期积累,在偶然因素的刺激下以爆炸性的方式发泄出来,产生造成严重后果的老年人暴力犯罪行为。

台湾也出现老年人远离社会的趋势。据台警政部门统计,2000年老人犯罪案例为4000多起。2011年达到8000多起,以窃盗、和公共危险罪占多数。台湾“南开科技大学”教授段伴虬对岛内老年犯罪社会原因进行深度研究后认为,老人与现代社会产生的孤离,例如对科技产品的陌生、少子化的亲子疏离或是都市化后的邻里之间情感的淡薄、子女外出谋生的孤单,都会使老人们由孤独、不安转为暴躁,可能会透过犯罪,让外界注意到自己。其指出像是老人的猥亵或案,很多都是出自于想“证明自己”的心理,且对象都是力气较小的少女;偷窃有时也不一定买不起,而是长期的郁闷,让老人想透过犯罪行为,让亲人留意自己。

天津社会科学院犯罪学研究中心刘可道认为,犯罪学一百余年发展史也表明,生物因素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局部的和有限的,属于相关因素,对犯罪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学者们从社会学角度解释社会对老年人犯罪的直接和间接性影响和现代老人所感受到的焦虑来源,认为由于对家庭和社会的日益不满,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无法使自己被变化的社会接受。其研究结果对于促进政府采取有针对性地社会预防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减少老年人犯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4.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老年犯罪成本问题。理查德·A·波斯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老年人犯罪成本问题:“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犯罪是一种工作,任何工作的生产率都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关系(至少是部分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预计,老人不会再获得犯罪技能方面进行过多投资;没有这些技能,犯罪被抓获和定罪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由于处罚的预期成本大约等于现在处罚的负效用乘以受到处罚的概率,前者的下降能够由后者的上升所抵消。如果犯罪技能与受雇于合法工作的技能大不相同,这种抵消效果就特别可能发生。动态智力的下降增加了学习新技能的成本。为获取犯罪技能而进行投资的收益,不仅因老人缩短的预期寿命而减少,而且这样投资的代价也比年轻人的高。因此这种技能很难在生命后期获得,没有这些技能,被抓获和定罪的机会,以及成为罪犯的成本就会猛增。如果由于这些原因之故,即使刑罚的严厉度很低,老人对犯罪活动的需求也很小,那么刑事司法体系宽大处理老年犯罪也许是最佳的。”

另外,分析了老年人与女的成本关系问题,“更为广泛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会发现由于建立新关系的高昂代价,没有结婚的老人在性‘市场’上有以‘临时’(spot)交易代替‘关系式’(relational)交易的倾向。”(48)

“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49)老年人犯罪理论研究的内容包罗万象,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者、心理学者、犯罪学者、医务工作者等潜心研究的课题。多学科视野下进行的老年犯罪研究“在研究出发点、内容和方法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借鉴,各取所长的,”“这种做法本身也有益于学科之间更好的定位,并吸取彼此的精华。”(50)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老年犯罪研究逐渐实现 了由单一学科向多个学科方向的转变,具有不同专业、学术背景和研究特长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世界范围内老年人犯罪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地分析老年犯罪问题的理论框架。同时,对于解决世界各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视野狭窄和普遍缺乏对社会科学的了解,缺乏人文学科深度等问题,开拓各国研究者们的理论研究视野,提高专业素养和学术素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为现代刑事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理论支撑

(一)为刑法立法和司法提供参考性意见

在老年人犯罪理论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考虑到老年犯罪人不断增加的年龄和不断衰老的生理特点,认为对老年犯罪人的宽容程度要更为宽容。20世纪末的中国“老龄化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伴随这一过程,一系列新的和以前并不严重的社会问题都进一步凸显出来,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就是老年人犯罪问题。”而“老年人在刑事法学研究中常常被认为是弱者,所以从老年人受虐待和老年人被害的角度进行研究得比较多,老年人犯罪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51)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2011年度,学者们对老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合理性问题。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矜老恤幼’的刑事法律传统、老年人的特殊生理和心理特征、刑法谦抑性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刑罚目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方面分析,修正案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是合理的。(2)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制度的适用问题。有学者认为,‘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中‘审判的时候’应指判决确定之日,即行为人在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期间已满七十五周岁。对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应理解为行为人故意实施特别残忍手段的行为,并且故意致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已经发生。(3)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制度完善。有学者认为,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来看,我国老年人犯罪从宽制度还应从四个方面加以完善:合理界定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标准,规定年满七十周岁的老年人犯罪不成立累犯,放宽对年满七十周岁的老年犯罪人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增加规定针对年满七十周岁的老年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也有学者主张将老年人犯罪宽宥的年龄降为七十周岁,同时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刑的除外’修改为‘隋节特别严重的除外’。从内容上看,本年度学者们对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根据、立法背景等问题的探讨与之前的研究有所重合,但其对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制度的适用和完善研究则有所深入,为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52)

(二)推动老年犯社区矫正制度进程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在《刑法总论》中认为:“刑法是一种拘束自由的重大痛苦,其自身并非理想,而是不得已的统治手段。”20世纪50年代,兴起罪犯再社会化思潮。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学派提出对罪犯实行人道和再社会化,使社区矫正思想由孕育走向成熟,并逐渐由学说渗透到立法,再转化为各国的行刑实践。

中国第一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占总人口比重14.8%。近几年,国内老年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具有新特点,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焦点问题。中国于2003年开始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实施,其中老年犯罪人接受社区矫正问题被许多学者关注。“老年人犯罪是我国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所要必须面对的问题,而监禁处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其中涉及到多个角度的问题:从行刑观念上应当弱化改造的环节;从关押方式上应当提倡对老年犯罪人进行分类关押;从监狱设计上,无论是基础设施、医疗条件、娱乐设施还是服刑外部环境上都应当创造更适合老年人服刑的条件;从劳动改造上则可以保持我国原有的方针,但应当从评价上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53)

21世纪以来,主张老年犯罪人管理向带有轻缓、人道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方向发展的观点已经渐趋有力,主要反映在:首先,明确社区矫正的概念。“与社区矫正的概念相比,非监禁刑主要指不将犯罪人监禁起来的刑罚措施,它不太强调对这类刑罚措施的执行方面。相对而言,社区矫正既是一类刑罚措施,同时也关注对这类刑罚的执行工作。而社区刑罚的含义是基本相同的。”(54)“对社区服刑人员(受刑人)依法实施处罚、提供矫正与服务项目,以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或刑事执法活动。”(55)其次,明确老年罪犯社区矫正的意义。“现代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对老年犯罪人应予以从宽处理。教育、改造罪犯,预防、消灭犯罪,是当代各国刑罚目的观的主流。人到古稀之年,神智模糊,对其适用某些刑罚,丧失了改造的意义,同时还会失去社会同情”。(56)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犯罪与矫正研究所所长吴宗宪认为,对老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正有利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文明进步,有利于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利于节省社会资源。

(三)推动老年犯罪立法完善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矜老恤幼”司法传统的社会,但在上世纪中期由于受阶级斗争大环境的影响,在老年犯罪的刑罚执行方面忽视了“矜老立法”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遭到了六十年的对抗性断裂。”(57)随着中国在上世纪末进入老年社会以后,为顺应国际刑法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趋势,国内众多学者对老年犯罪的立法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有的人认为“将达到一定年龄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无疑是刑事立法上的倒退。我国刑法无需专门对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加以规定,对老年人的特殊关照,完全可以在现行刑法的制度范围内解决,可以在量刑时或服刑时给予老年人必要的优待条件,而完全免除其责任则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58)更多的学者从老年犯罪的立法完善角度提出了建议,“刑法立法上应将‘年老’作为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明确规定年满70周岁以上的人犯罪的,可以从轻、减轻、免于处罚。这一规定既具有生物学科学依据、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意基础;也体现了刑罚个别化、人性化、经济性原则;完善了刑法立法结构,周全了对弱势主体的保护。”(59)

(四)探索老年犯社区矫正实践问题

刑罚的目的不是要报复或摧残罪犯,而是要阻止罪犯重新再侵害社会和他人,预防新的犯罪和改造罪犯,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在1980年至1990年连续三届的主题都是减少监禁,增进监禁替代措施。1997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举行专题研讨会,通过了“减少监狱人满为患和促进替代性刑罚”的国际合作决议。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区矫正进程的开展,国内刑法学者们关注老年犯罪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意识明显增强,注重问题解决成为老年犯罪理论研究的主导思维方式。戴卫东、余飞、吴宗宪等学者从多角度提出建立老年犯社区矫正制度构想:“在现有的刑罚制度框架下,老年犯减刑难、假释难、保外就医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由此造成了老年犯在监狱内‘沉淀’积累,人数越来越多,占用了监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行刑成本高、行刑效率低,老年犯已成为监狱有效执行刑罚的沉重负担。”“建议本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老年犯在使用减刑、假释方面适当从宽,对那些符合刑法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并且‘丧失作案能力、生活自理困难’的老年犯,加大减刑、假释的力度,特别是多适用假释制度,使多数老病残罪犯由监禁刑转化为非监禁刑,如社区矫正,将有限的监狱资源用来惩罚与改造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罪犯,使纳税人的钱在行刑效能方面取得效益最大化。”(60)“一些老年犯罪人可能缺乏道德感,为老不尊,寡廉鲜耻,对于自己的犯罪行 为没有什么懊悔的感觉,反而感到自己遭受了种种的委屈等。因此,社区矫正机关应当在接收老年犯罪人后,重视对他们的心理状态、犯罪后的态度、身体情况、社会危险性等进行恰当评估,并且根据评估结果对他们进行适当分类,然后对不同类型的老年犯罪人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重视发挥邻里聘请矫正志愿者参与对老年犯罪人的监督管理等工作,就可以大大增强对于老年犯罪人的监督管理效果。”(61)这些论述标志着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老年犯刑罚执行现状,有利于中国老年犯社区矫正制度构建。

(五)研究老年犯罪人监禁处遇问题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末期,贝卡利亚指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暴虐的。”“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62)监禁处遇,是指将罪犯隔离于监狱内改造的处遇形式。如何利用有限的监狱资源容纳不断上升的犯人数量,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中国为例,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撰写的《关于我省法院适用非监禁刑情况的调研报告》反映,“目前我省在押罪犯仍长期保持多达13万人的规模,为缓解监禁压力,我省监狱每年都存在往新疆等外省区监狱调送上万名罪犯的情况。”

广大犯罪学学者认为,仅依靠扩大监狱规模来处理监狱拥挤问题面临困境,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才是一条现实的解决途径。“在老年犯罪人的监狱处遇研究中,Nadine Curran认为老年犯罪人数的增加,导致监狱人口过分拥挤,从而引发财政问题。联邦和州政府为节约司法成本,建议提前释放非暴力犯罪的老年人与一些患病或没有社会危险性的老年人,为老年人提供所需要的专业护理、临终前的高质量医疗服务,实施电子化的家中监禁以及设立监狱咨询委员会。针对缓刑处遇状况,Thomas Ellsworm和Karin A.Helle通过实证方法对缓刑的老年犯罪人进行了调查。该研究从老年人违法类型、老年缓刑犯的危险评估数据、老年缓刑犯的犯罪历史、老年缓刑犯生活需求评估数据、对老年缓刑犯危险与需求安置等指标进行分析。数据表明老年缓刑犯生活、工作中面临诸多问题,但缓刑官却无力解决,这可能导致老年缓刑犯继续犯罪。面对量刑处遇现状,Cristina J.Pertierra研究表明对待老年人犯罪,大部分州允许考虑当被告人是老年人且体弱时,年龄可能会作为从宽量刑的理由。但被告人的寿命与量刑却完全不相关,年老不完全引起老年违法者的特殊处遇。”

综合来看,众学者对老年犯罪处遇研究角度为:“第一,节约监禁成本,提前释放老年犯。杂居(老年犯与年轻犯人关在一起)不利于老年人的改造及回归社会,监狱设施及经费不足以支撑老年犯人的生活、医疗问题。”“第二。从轻量刑。诸多学者提出年龄引起身体或精神衰退而实施犯罪应是量刑中需考虑从轻的因素,建议适用缓刑或非监禁刑。第三,共同努力计划。缓刑在执行过程中并不理想,缓刑官员无精力、时间及资源去监督及管理缓刑老年犯人,致使老年犯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活动。因此,缓刑官员与社区专业人员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改造老年犯人是必要且有效的。”(63)

四、结语

世界范围内老龄化社会结构的迅速形成,引发了诸多与老年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老年人犯罪问题。能否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合理,主要应考察两个方面:一是犯罪构成理论的内部,如逻辑上是否周延、自洽等;二是犯罪构成理论的外部,如理论的效用如何、是否契合社会文化、历史演进状况等。”(64)对老年犯罪群体进行研究,是丰富犯罪学、刑罚学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从十九世纪开始,老年犯罪现象中诸多基础理论问题受到关注。各国学者多角度聚焦老年人犯罪问题,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老年犯罪现象深入思考与研究的结果,在刑事责任与年龄的关系、社会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容态度、刑法的机能、刑罚目的等方面进行了长周期的深度研究。其中部分问题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已构成世界当代犯罪学基本原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世界刑法学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家庭和谐、营造健康向上的老年人生活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为决策层面减少、预防和消除老年犯罪制定办法和措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具体操作层面更有效地治理各种老年犯罪活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康树华,石芳:《老年人犯罪特点、原因与对策》,载:《南都学坛》2004年第1期。

⑵吴晓萍:《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载华东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08年。

⑶国家老龄委:《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走势预测研究报告》,载《中国老年报》2006年2月26日。

⑷汉斯·阿约西姆·施奈德(吴鑫涛等译):《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8页。

⑸徐久生:《德语国家的犯罪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⑹转引自:E.A.Fattah V.F.Sacco:Crime and Vitimization of the Elderly,Springr—Verlag New York Inc,1989,第2页。

⑺转引自E.A.Fattah.V.F.Sacco:Crime and Victimization of the Elderly,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1989,第3页。

⑻参见:Belinda McCarthy and Robert Langworthy,Older Offenders:PerspectiVes i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Praeger,1988。

⑼参见:Evelyn S.Newman,Donald J.Newman,Mindy L.Gewirtz and Associates,Elderly Criminals,Oelgeschlager,Gunn&Hain,Publishers,1984,第4页。

⑽[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⑾[日]森本益之等:《刑事政策学》,戴波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⑿参见:蔡墩铭,犯罪心理学,台湾:“国立”编译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171,林山田等,犯罪学[M].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317。

⒀雪英:《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刑事立法研究》,苏州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

⒁王震,沙云飞,顾静薇:《老年人犯罪的概念与刑事责任年龄上限关联性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7期。

⒂田雪原:《中国老年人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⒃董毅智:《老年人犯罪的特征 及根源性探究》,,2012—03—06。

(61)吴宗宪:《老年犯罪人社区矫正论》,载:《中国司法》2011年第8期。

(62)[德]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1页。

(63)贺小军:《论老年犯罪人处遇——基于刑事政策的维度》,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64)赵秉志,袁彬:《深入发展的刑法理论研究——2011年度我国刑法学研究综述》,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