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学遭遇现代意识

当今社会，国学已被各种传播手段拿到了火炉之上进行了加工、烹调。从长衫先生李里，到应试教育一统天下的背景中出现的“私塾先生吕丽委”。据说，她授课的300多平方内设有“孟母堂”，孩子们要跪着行弟子之礼，站着背诵诗文，不仅背诵有中国国学范围的《诗经》《论语》《老子》《资治通鉴》外还背诵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十四行诗》等英文经典，甚至还有弗洛伊德、荣格的著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时代来临的时候，把古代经典又传播成为休闲的流行文化，于是《水煮三国》《麻辣三国》《商道红楼》《Ｑ版语文》等一系列古代典籍的“戏说”版本出现了，这也是一种对国学的释读方式，为“正史原貌的解读”出现提供了契机。一大批学者教授从讲台走上荧屏，面对各个角落的大众，将中国本土文化融入现代化气息再次解构。无论成果如何，总是给予了我们“多了个脑袋瓜思考问题”，多一次选择思考的机会。

现在国学已经借助电视媒介的传播功能向世人展示她的持久魅力、博大精深。像于丹的心得也不过是她自己对《论语》的品味，一改“之乎者也”的圣贤高不可攀，而以邻家老人的口吻和形象隔着几千年的历史岁月沉淀，让我们在日益数字化发展的压力重重之下去领受一丝春光沐浴。“我们的眼睛看外面太多，看内心太少”，应该“多思、多想、多看，少指责、少抱怨、少后悔”，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应“最恰当的距离是在彼此不伤害的情总况下，保持彼此的温暖”……与此同时，国学随之深入人们内心，并被普遍高度关注，把民众的视线聚焦在对学问的重度解析，疑问，质疑，以给予国学可以繁华尽显的时代契机。中国可大！中国可昌矣！

世界正多元共生地发展变化，中国也正处于将文化渗透经济，经济渗透文化的“经济文化”互为补充和条件的突破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有过的“百花争鸣”的诸子百家，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大一统，到魏晋文化现象，大唐盛世，明清衰亡……纵观历史的由此及彼，历史和历史附着的文化总是参差不齐、盘根错节地伴随着改朝换代相互影响、促进和折损。这个是历史的大潮流、大背景。眼下经济建设得有成效了，人们先后富起来了，却没了对幸福的感悟，没有了心灵归宿感；虽然接受教育有知识了，却在做人标准的时候失去衡量准则；国际市场打开了，自由交易的平台扩大了，人与人沟通方便了，信誉道义又开始了对人们的考验……

于丹、易中天、王立群等在广受热捧的同时，自会有一些冷静者，旁观者，或权威人士，对此保持冷静和理智，甚至流露出不屑的语态。国学大师张岱年说过：“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角度来看，在一种文化现象揭竿而起，此起彼伏，其背后必有一个“量变”过度到“质变”的过程，人们会对这一“质性”相互争议也无可厚非。任何一种高端的展望、聚焦都实难能人人称心、人人喝彩。

这种文化气息所透出的历史气息，不止“于丹”现象那么简单，也不止《论语》本身。国学的繁盛与国民对文化的饥渴，固然与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精神文明沙漠化、贫瘠化有关，更与深而久的隐身（指悄然无声在接受时间沥除，规则内自由发展变化）积淀，寻求迸发有关，换句话说，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有关。

国学的繁荣验证了我们经济发展到达到了某种程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的影象，文化的特质性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经济学与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来对待。谈国学，谈文化，都应谈经济基础下的语境。

无论是未来出现国学升温或者降温，或者不仅是国学，都与经济这个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自由主导的市场经济进驻我国，经过二十余年的调教，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商品大市场，国民生活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民生活逐步稳定而向更高文明迈进的趋向。文化是人们遭遇迷茫时使之多些理性的软工具、药剂。上升到精神领域，就是对“灵魂”的阐述，上升到国家就是民族的根基性。所以，文化作为产业被经营经过了像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同程度地结合国家现状也表现出了时尔被封杀，时尔热衷，乃至现在对国学的烧烤的焦灼状态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两种或多种文化力量碰撞之后呈现的状态。

人们对和谐文化的需求，这一问题解决的不仅是处于社会转型、稳定民众个人心灵问题，同时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推动中华文化以产业凝聚力走向国际平台、打造中国软实力的宏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