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少遗殷浩书》背景及作者思想探析

[摘 要]在东晋朝廷偏安、内忧外患的政治条件下，东晋初年的文人书信体文学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作为东晋重要的士人代表，王羲之早期亦汲汲于政事，可惜世人多关注其书法，而其文名尤其是书信体文的成就却为书名所掩，治世之才亦鲜为人关注。从《王逸少遗殷浩书》的成文背景以及文章内容的分析可窥见其文才与治世思想，从而反映东晋历史条件下的文人心态，

[关键词]王羲之；殷浩；文才；治世之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39(2011)03-0071-05

东晋时期，内乱构筑，外扰频仍。政局多变。士人们体味到江山沦丧之痛。于是文土新亭相泣，志士请命北伐，这使得东晋初年的文人书信体文学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作为东晋重要的士人代表，王羲之早期亦汲汲于政事，可惜世人多关注其书法，而文名却为书名所掩，治世之才亦鲜为人关注。宋人洪迈在其著作《容斋随笔》中就有如此观点。言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其操履识见，议论闹卓，当世亦少其比。…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王应麟《困学纪闻》一三亦言日：“愚谓右军所长，不止翰墨。…言论风旨可著廊庙，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艺掩其德，[曾子固]谓之一能，过矣”。亦见王羲之有努力世务的一面。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中有一篇《又遗殷浩书》，是魏晋时期书信体文学中不可小觑的一篇，且具有东晋偏安政局下的文学时代典范性。高步瀛先生在他的《魏晋文举要》中收录此文为《王逸少遗殷浩书》，有详博严谨的注释，并评价此文：“论事洞中綮要，文亦雅饬。”若论晋之书信体文学，莫能忽略此文。

清时张溥对于王羲之的书信亦多加赞叹，在《王右军集》中评价连同此文在内的书信曰：“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非同平原《辨亡》、令生《论晋》，追览既往、奋其纵横也。”本文拟通过《王逸少遗殷浩书》一文来对他的文才与治世思想略作分析。

一、成文背景及文章特点分析

(一)成文背景之疑

出生于仕官世家的王羲之，字逸少，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庾亮请为征西参军，后职位多次调整。作为东晋世族门阀的后裔，出仕后的王羲之深存经邦济世思想，曾曲折从政31年。在任职期间，他清醒认识到现实世事，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人世经济之志向，曾对参与朝政的殷浩等人发表过重要而切实的政见。

依据《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曾经给殷浩写过四封信，第一封是针对殷浩劝其应命为官书信的一封回信。另有三次是他写给殷浩的劝诫书信，第一次是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诫之”。第二次是“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第三次是殷浩“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并且在第三次后，附有此文，称《又遗殷浩书》，似乎此书写于殷浩为姚襄所败之时。

而依据《晋书-殷浩传》，殷浩与桓温确有不和，“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当时王羲之从大局出发。希望殷浩“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但殷浩未能接纳意见。

此后记叙的殷浩北伐的情况中，殷浩曾“以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许、洛”。“以…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苟羡为督统…”，驻扎于寿阳，与姚襄虽心有不和，甚至“谋诛襄”，但仍然在进屯洛阳时任用姚襄，“使襄为前驱”。等到殷浩“既至许昌，会张遇反，谢尚又败绩，[殷]浩还寿阳。后复进军，次山桑，而[姚]襄反，[殷]浩惧，弃辎重，退保谯城，器械军储皆为[姚]襄所掠，士卒多亡叛”。北伐失败之后就有桓温闻其败，上疏罪浩之事，要如《晋书・王羲之传》里所说“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似乎有困难，可能性不大。故而，此书写作时间当不是殷浩为姚襄所败时。

《资治通鉴・晋纪》有对殷浩北伐之事的记载：“永和八年六月，谢尚、姚襄共攻张遇于许昌。秦主健遣丞相东海王雄、卫大将军平昌王菁略地关东，帅步骑二万救之。丁亥，战于颍水之诚桥，尚等大败，死者万五千人。尚奔还淮南，襄弃辎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后事付襄。殷浩闻尚败，退屯寿春。…殷浩之北伐也，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止之。不听。既而无功，复谋再举。羲之遗浩书云云。”

因此，此书信应该是写于谢尚败后、殷浩屯寿春之时，“既而无功，复谋再举”，当时姚襄尚未反(姚襄叛击败浩在永和九年十月)，而不是《王羲之传》所谓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之时。

(二)书信内容及特点简析

《魏晋文举要》中将全文作五部分。高步瀛先生总结五段内容分别为：“宜谋救败之道；柄政者往日之失：还守长江，以固根本，并图善政，为救败之计；论复谋再举之危，并明己不得不极言之故；因军兴而刑罚益峻，恐有叛乱之忧。”细细品读原文，可知高步瀛先生概括精准。

第一部分，首先提及“知安西败丧”，表明本文写作时间在于安西将军谢尚为张遇所败之后，同时抒发了对于殷浩北伐失利的叹惋之情，认为应该认真反思失败的原因，不能重蹈覆辙。而“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以忧国忧民之心表明自己心中的救败之道：“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

第二部分分析了东晋局势，并且大胆斥责当权者，正是由于“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忠言嘉谋弃而莫用”，才使得天下呈现出了如此“土崩之势”，故而当权执政者难辞“四海之责”，批判了当政者的平庸无能。

第三部分针对时弊提出宜“虚己求贤”，才不致“忠允之言”“屈於当权”，并且提出了“还保长江”的看法。认为应该去杂苛施仁政，以“允塞群望。求倒悬之急”。缓和现状。可见，王羲之又有攘外必先安内、治国必先安家的观点。

第四部分，他站在殷浩的立场上，以朋友私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利害关系，进行了客观冷静、犀利透辟的批评劝诫。“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情感真挚而文辞激烈。指出若是殷浩执意北伐，恐怕不利诸多，并且坦言自己“不能不尽怀极言”。其为人之“骨鲠”，可见一斑。

第五部分，王羲之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担忧，认为此时北伐，军心民心徒加负担，“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言语之间忧心忡忡。

从书信内容看，王羲之确实有经世情怀。他深切关心着国家、百姓。担忧战争涂炭生灵，劳师无功而“疲竭根本”，担忧此时北伐，军心民心徒加负担，“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由此可见，他的确是一位忧时忧国遇事尽言的骨鲠之臣。奈何殷浩并未接受。徒费了王羲之一番良苦用心。

从写作特点看。王羲之此文文辞平易质朴，言无

藻饰，但情甚切至，味之隽永。其用语劲健沉重。字字珍珠，诚意尽显，绝不虚妄浮华，于平易中见深情，简淡中显真意。较之西晋孙楚《为石仲荣与孙皓书》、刘琨《与石勒书》等表现出的铺陈夸张、繁缛整饬，风格殊异。对于时局又能析理透彻。切中肯綮。指陈时弊，充分表现忧虑之情。

高步瀛先生总体评价此文：“论事洞中綮要，文亦雅饬。逸少经世之才，时不能用，而文章高洁，又为书名所掩，惜哉。”可见，高步瀛先生也肯定王羲之不仅具有文才。而且兼具经世之才。

二、特殊时代背景下看王羲之其人及其思想

从《王逸少遗殷浩书》的写作背景与书信内容来看，当时江山沦陷，朝廷偏安，内乱构筑，外扰频仍。朝野分崩离析而矛盾亦错综复杂。面对家国民众的浩劫，王羲之分析时势、卓智远虑、忠言嘉谋；面对挚友的危茫前途，王羲之动之以情、晓以利害。

(一)忧国爱民、治世之才

在这篇书信之中，王羲之不是一位雍容闲雅的超脱者，而是忧国爱民表现出了治世之才。他渴望“深谋远虑”的贤才：他同样希望政治清明，希望管理者善于采纳“忠言嘉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他讲究行政责任，管理者应担“四海之责”，“虚己求贤”；他提出固守长江，对周边采取“羁縻”、怀柔政策；他主张施行仁政，爱民、惠民，反对杂税和兵役，主张救民于倒悬，以期“众望”所归：他善于以史为鉴，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用秦朝苛政逼迫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导致秦亡的教训警示当权者。

他是从大局出发关注国事、关心国家命运的，至少可以认定他是东晋一代少有的比较清醒的为官者，能够分析局势，以国为重，以民为先。初殷浩致信劝其应命为官时，王羲之曾慷慨陈词：“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故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吾唯恭以待命”。可见，在王羲之心中并不乏为国奔走效力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北伐是东晋朝野关心的重大举措，王羲之关心北伐，但他审时度势，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当有经纶大略的军事将领庾翼以石虎衰暴屡表北伐时，王羲之甚为赞同，“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想克定有期”。当时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较为缓和，而北方石虎继位，暴虐成性，任意残害百姓。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阶级矛盾一触即发。这些都为北伐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基于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客观分析，王羲之才决定支持这次北伐。

而对于殷浩的北伐，王羲之却是竭力反对的。当时朝廷为牵制桓温而重用殷浩，以殷浩来主持北伐之事。殷浩虽为东晋名士，但是并不长于军事。他与桓温不合，北伐似乎变成了争权夺势的幌子。北伐统帅本身有问题，而北伐的实际条件也不具备，当时东晋军败于外，资竭于内，外既不宁，内忧又深，此时北伐就有些知其不可为而执意为之的意味，故而王羲之“以书止之”，进行劝诫，亦见他非凡的军政见识。王羲之对于北伐忧心如焚，又转而致书辅政王司马昱，客观冷静地指出“遗黎歼尽”的残酷现实和“千里馈粮”的不利条件，并且言词犀利地斥责东晋时政之弊甚于秦政，流露出“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的深深忧虑，希望会稽王司马昱能够对于殷浩再举北伐提出忠告，加以劝阻，这就是《与会稽王笺》。此笺中王羲之分析时局犀利透彻又客观冷静。

在朝臣多愦愦的东晋，未必有多少人能如此敏锐准确地洞察军事政局，而洞察之人又未必敢于指陈斥责得如此犀利、一针见血。史载羲之以骨鲠称，其书信之中不但见其非凡的军政见识，更表现了他的无畏与坦荡，确是骨鲠爽直。诚如张溥所言：“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北伐问题反映了王羲之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

甚至在王羲之退隐官场寄情山水时仍没有逃脱儒家思想的樊篱。公元356年桓温又北伐，已决心归隐的王羲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热心的支持。离职退隐的王羲之不改“骨鲠”秉性，对于危及国家的大事直率地捧出自己的肺腑之言，认为谢万缺乏军事才能，不堪担负重任。由此可见儒家经邦济世意识在王羲之思想中所占的比重。

据此看来，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认为王羲之以北伐力量不足，时机不成熟，提出“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的主张，“确实过于保守了些，很难说他还有多少克复神州思想”，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王羲之任职期间，他心系国家社稷，以军政为重是毋庸置疑的，况且他对时局的分析也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忍辱还据江南，伺机休养生息虽然是权宜之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已是最佳方案了。笔者以为王羲之对殷浩北伐的反对正是他远见卓识的具体体现，而仅因其对北伐的反对态度而否定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才干未免有失偏颇。王羲之的忧国爱民在其《杂帖》也有反映：“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屈曲，一方任耳，而恒忧不治，为时耻之。”由此可见他绝非胆怯退缩，安于苟且现状之人。可以说，对社稷军政的关心和对闲逸潇洒的热衷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贯穿了王羲之的一生，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两者的表现形式和显隐状态不同。

(二)着眼大局、重情重义

王羲之与殷浩交往甚密，感情很深，殷浩还曾举荐王羲之为护军将军，称得上莫逆之交，而殷浩与桓温不和，王羲之还是支持桓温，而反对殷浩北伐。不仅如此，王羲之还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而反对党同伐异，主张协和共处一致对外。他劝殷浩把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画在屏风上，以示训导，主动协调殷浩与桓温的关系，表现出顾全大局、不偏不倚、不徇私情的可贵品质。可见，王羲之处事、虑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为感情所扰，不为私利所困，在他眼里知遇之恩、手足之情、个人的仕途等在社稷面前无足轻重，表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大局意识。

在殷浩北伐初期，王羲之与殷浩意见相左，但他还是非常看重与殷浩军事外的深情厚谊。他致信殷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明利害关系，进行了客观冷静、犀利透辟的批评劝诫，“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情感真挚而急切。是对国家的担忧，也是对朋友的拳拳赤诚之心。能在重大问题面前不凭感情做出决策，王羲之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当殷浩兵败被废之后，王羲之怅然叹日“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怅无也”。待到殷浩去世，王羲之更是“哭之”，可见王羲之对殷浩之深情厚谊。

辞官归隐后的王羲之虽“雅好服食养性”，但也不忘政治戎机，有着亦玄亦儒的复杂思想。儒家济世思想是王羲之终身不曾忘怀的，玄学的出世思想又是王羲之不愿放弃的归宿。书信中对现实世事的清醒分析和把握是他积极入世思想的显露，而玄学出世情绪又使得王羲之有追求个体自由的理想，有玄微深远的哲理精神和对人生真性纯情的推崇。

清人张习孔日：六朝文章靡陋，独王逸少高古超

妙。王羲之这封书信平白中见深意，质朴间藏真情，纵历史悠长，千载而下，读来依然简淡隽永，韵味无穷。从中我们看到，王羲之作为东晋一代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他忧国爱民的治世思想往往与他着眼大局、重情重义的思想个织在一起，兼具文才与治世之才，呈现出令人敬仰的一面。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王羲之书札信手写来，不加雕饰，最足以窥见作者之思想风貌。”

东晋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偏安政局和门阀政治，但东晋之文，历来被认为多关乎佛玄，情致闲逸，不同于以往书信体散文。先秦书信虽与时政论战相关，但重在说理服人；两汉书信只需与生活某一方面相涉便是突破：魏时书信则重在宣扬作家个性如曹丕《与吴质书》。而西晋灭吴之战、八王之乱中的军事战局，士人的抑郁愁楚、辗转游离都可以在书信作品中找到及时细密、鲜活深刻的映照。似乎谈及东晋书信体文学，多认为反映的是生活中更真实亲切的一面：山水雅致、居丧服食、日常细碎、佛学论谈，无不渗入其中，散发着浓郁的烟火气息，虽篇章短小，尚咀之有味。但也不可否认，东晋书信体散文亦有对现实的深切关注，虽篇章寥寥，但并非无章可陈，《王逸少遗殷浩书》便是偏安政局之下士人忧时忧国的反映。它与两晋的其他政论散文一样，反映出对现实的高度敏感与密切关注，具有浓重的时代气息和文化韵味。东晋有类似王羲之生活经历的人并不少，但是能有如此高旷心境并深切关注民生、关注现实的并不多。这大概也是任岁月飞逝，时光荏苒，这篇章带着沉积千载的情感依旧令人难以放置的原因之一。

总之，《王逸少遗殷浩书》虽非宏篇巨幅。但是文小而其旨极大，展现了王羲之非凡的军政才能和骨鲠爽直的个性，也让我们从中窥见了东晋士人对于偏安政局的心态，并读到了东晋书信体散文对现实的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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