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的贡献与局限

[摘要]《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标志着巴赫金对传统小说理论和体裁理论的革命性突破，巴赫金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将不同文学体裁的分野归结为史诗与小说的对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观，为平凡文体(prosaics)的发展繁荣推出了理论先导。但同时巴赫金的理论又具有相对局限性。巴赫金在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中弃史诗而扬小说，为平凡文体的发展繁荣扫清了理论障碍；而思考巴赫金的相对局限性则有助于增益文学的多元丰富和创造力。

[关键词]巴赫金；长篇小说；史诗；体裁；平凡文体；贡献；局限

[中图分类号]1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39(2011)03-0058-05

《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以下简称《史诗与长篇小说》)是巴赫金关于小说理论和文学体裁理论的主要代表作品之一。它最初是巴赫金1941年3月24日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作的报告，当时的题目是《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由于前苏联特殊的社会环境，巴赫金的学术生涯坎坷多艰，他的作品也具有与主人同样的命运――长期处于隐匿和沉寂的状态。直到30年后，该文才以《史诗与长篇小说》为题首次发表在《文学问题》杂志上。1981年，卡里尔・爱默森(Caryl Emer，sonl与麦克尔，霍奎斯特(MichaelHolquist)将巴赫金关于小说及其语言的四篇文章合译成《对话的想象》出版，很快就被西方理论界奉为巴赫金小说理论的经典杰作，而本书的开篇之作就是《史诗与长篇小说》。巴赫金的理论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译介巴赫金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钱中文教授主编的《巴赫金全集》(六卷本)，其中《史诗与长篇小说》由白春仁教授翻译，收录在第三卷。

巴赫金的作品涉猎面广，思想深刻，但有些地方却十分的晦涩难解，就连霍奎斯特也不得不“抱怨”巴赫金那怪异的俄语文风(peculiarity of Bakhtin’sRussian)，认为他不是一个多么有效能的作家(Bakhtin is not an efficient writer)。但是，巴赫金所有作品里都贯穿和渗透着他最基本的思想和理论主张，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史诗与长篇小说》标志着巴赫金对传统小说理论和体裁理论的革命性突破，巴赫金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将不同文学体裁的分野归结为史诗与小说的对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观，为平凡文体(prosaics)的发展繁荣推出了理论先导。《史诗与长篇小说》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巴赫金思想和理论的精髓，如对话主义、未完成性、小说的戏仿和杂语性等等。

一代巨匠的光环固然耀目，但在阅读和传承巴赫金的过程中我们也断不能失去了批判的勇气。对于巴赫金的思想和观点，我们应通过批判细读既充分肯定其贡献，又清醒地看到其局限，同时还要宏观地把握其在文学理论“地图”上所处的位置以及它衔接和导引未来的“接口”和张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批判巴赫金即是发展巴赫金，因为巴赫金本人从来都是以“未完成”和“对话”的眼光来看待理论以至现实中的诸多问题的。基于这样几点认识，笔者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提炼出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的主要观点并阐明其理论意义，进而借用巴赫金自己的理论视角，辅之以当代文学理论的新发展，指出了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及其哲学蕴涵的相对局限性。

一、主要观点及理论意义

巴赫金义无反顾地挑战通常的体裁划分模式，例如史诗、抒情诗、戏剧、散文等，而是将所有体裁划分为史诗和小说两大阵营。这正是因为“他发现了从体裁身上折射出的更大范围的分野，即时间观、人物观和世界观的分野”，“因为这两类体裁正好能全面地展示他脑子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世界模式”。由此可见，巴赫金将史诗与小说视为两大对立体裁的用意并不仅仅在于提高小说的地位，也是在借史诗与小说的对立之名阐发一种认识世界的新的态度，从而具有了更高层面的哲学意蕴和外延。正如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在《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中所说，“《史诗与长篇小说》此文将这两大体裁的区分与两种将时间融入语言结构的不同方式联系起来，每种方式都暗含着一种不同的人类形象”。

总揽全文，笔者归纳出了以下几个大的角度来把握巴赫金的主要观点：

(一)史诗的“史诗距离”与小说的“当代现实”

巴赫金开篇就提出了文眼式的论点：“长篇小说是唯一处于形成中而还未定型的一种体裁。”_6]“它的体裁主干，至今还远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尚难预测它的全部可塑潜力。”¨7]为了论证这样的观点，巴赫金首先从总体的文学史的角度对史诗和小说进行区分，他认为包括史诗在内的所谓“正统／崇高文学”(“high”literature)中所有体裁的出现时间都远在文字和书籍之前，而且保留着古老的口头宣讲本色，而“唯有长篇小说比文字和书籍年轻，也唯有它能很自然地适应新的无声的接受形式。即阅读的形式”在巴赫金看来，由于传统体裁的宿命和小说自身的使命，小说与其它体裁之间是很难和睦相处的。在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虽然“正统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处在高度和谐互补的状态之中，但是唯有小说却一直被拒之门外，“过着非正式合法的生活”直到19世纪，随着小说不断趋向繁荣，才终于赢得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身份，但却仅仅是被收录进各种用以标榜文学完整性的文选之中，仍然无缘文学的正统和主流。巴赫金的目的就在于帮助小说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迁徙，确立它作为其它“正统”文学体裁终结者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它(长篇小说)在夺取文学的统治权，一旦它在哪些地方获胜，其他的旧体裁便要瓦解”。

巴赫金犀利地指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人物上，史诗都是与现实世界相脱节的，它们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史诗距离”(epic distance)，而小说则是完全植根于“当代现实”(contemporary reality)。史诗里面描述的世界是绝对的过去(absolute past)，是一个民族神圣庄严的“开端”和辉煌壮丽的“高峰”，这个世界是属于祖先的，它充满着神性色彩。在史诗中，时间是凝固的，价值是确定的，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永远是线性的、既定的，这就决定了史诗的世界是一个早已完结了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作为史诗接受者的行吟歌者和听众不需要(也无法)对史诗描述的世界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评价，因为他们所处的时空与史诗的世界隔着遥远的、无法企及的“史诗距离”，所以他们只需以一种虔诚和敬畏的态度去倾听即可。而他们理解史诗的媒介则是那些既定的、生生不息的、无法任意虚构的民族传说。

小说则恰恰相反，它只与现实的世界发生关系。巴赫金认为。这是由小说自身的“未完成性"(unfinal，

izability)决定的，“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的唯一体裁，因此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只有自身处于形成之中，才能理解形成的过程”。不同于史诗的完结性和自我封闭，小说所依据的是人性的(而非神性的)经验和虚构，小说时间坐标的基准只能是当代现实，小说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也不是静态而单调的。而是有血有肉、面向多种可能性的。当然，在长篇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过去的人物和事件，但“它也是与现实相联系的，它的时间中心、价值中心只在现在，并且还是向着未来，正在形成、成长和尚未完结的现在”。

为了更好地阐释小说与“当代现实”的紧密相关性――小说较之于其它体裁的先天优势，巴赫金还从小说的前身或起源上寻找证据。他认为，小说源自古典时期的雄辩体、庄谐体和狂欢体这三种体裁，小说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即从上述三种体裁发展到古希腊罗马小说，再到中世纪讽刺性的民间创作，最后演变成欧洲的长篇小说。巴赫金特别强调了庄谐体，并将其视为“小说真正的前身”。他从庄谐体中辨认出孕育其中的小说精神，即“它们(庄谐体)描写的对象，更重要的是理解、评价和赋予它们形式所依据的出发点，都是当今的现实”。庄谐体中大量的笑谑(1aughter)成分消解了史诗的距离以及任何表现等级的距离。笑谑最显著的功能在于它能拉近对象，使其参与或亲昵或粗鲁的交往与对话。巴赫金对笑谑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用笑谑和民间语言将世界亲昵化ffamiliarization)，这在形成欧洲自由的科学认识和形成欧洲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是特别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

总而言之，巴赫金坚持认为只有植根于“当代现实”的小说才是唯一年轻、正在形成的文学体裁，而所谓的“崇高体裁”由于其发展历程早已宣告完结，很难克服与“当代现实”在时间上的隔阂，故而，长篇小说应该要(而且必定会)取代它们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体裁。

(二)崇高体裁的“程式化”与小说的“可塑性”

巴赫金认为所有崇高体裁或者说正统体裁都已形成“硬化了的体裁骨架”(OSSified generic skeleton)，也就是说都具有了一套固定的“程式”(carlon)。以史诗的人物描写为例，它只会聚焦于那种与现实的日常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的崇高客体，比如英雄人物神圣、崇高、完美的形象。巴赫金对崇高体裁的这种程式(或者说范式)是相当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不但是僵死的、装腔作势的和失去生气的，而且也正是它们从根本上阻碍了崇高体裁自身的发展。

巴赫金还指出，不同于崇高体裁的“程式化”(canonicity)，小说从本质上就排斥“程式”，而且小说本身就是“可塑性”(plasticity)的代名词，原因是小说是在与不断发展的现实直接接触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小说依据的基础，是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的创作虚构”。巴赫金对小说可塑性的论证散布于《史诗与长篇小说》全文，笔者将它们统摄至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巴赫金提出了长篇小说区别于其它一切体裁的三大基本特点：

“(1)长篇小说在修辞上具有三维性质，这是同小说中实现的多语意识(multi-languaged conscious―ness)相关联的：

(2)小说中文学形象的时间坐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3)小说中进行文学形象的塑造，获得了新的领域，亦即最大限度与未完成的现在(现代生活)进行交往联系的领域。”

上述三大特点虽然都没有直接出现“可塑性”这一字眼，但却无一例外地指向小说的可塑性。第一个特点是关于小说修辞和多语现象(polyglossia)的关系。巴赫金讲的多语现象是指多种语言和文化相互映照(interillumination)所产生的丰富的语言形象。多语现象对民族神话的消亡、独白式体裁的解体和小说的诞生等都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巴赫金所说：“在多种语言与文化相互积极映照的过程里，语言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它的质发生了变化；过去是统一的又是唯一的闭锁型的托勒密式语言世界，如今出现了开放型的许多语言相互映照的伽利略式世界。”而正是这样一种多语的世界构成了小说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成长条件。小说一方面在其内部实现了来自外部的多语意识：一方面又从其内部释放出语言内在的“杂语性”fheteroglossia，另译“众生喧哗”)，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小说可塑性的内在基础。第二个特点所说的“文学形象的时间坐标发生了根本变化”是指同“绝对过去”的史诗相比较，小说中的文学形象是与“当代现实”直接联系的，而且在时间导向上是面向未来的，这就使小说同时具备了时代性和开放性。第三个特点是说小说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创造了新的领域――与现实世界不断发生交往联系的“虚拟现实”ffictional reality)世界。因为现实世界是未完成的。所以虚拟现实世界也一定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小说则由此获得了其它体裁无法企及的无穷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巴赫金以“仿拟”(parody)为切入点，牵出两条线索来进一步论证小说的可塑性：一是文学的小说化(novelization)，二是小说的自我评判性。

如前所述。小说发源于庄谐体，所以它先天就具有仿拟的冲动。它一方面讽刺地模拟其它体裁，“揭露它们形式和语言的假定性质，排除一些体裁，把另一些体裁纳入自己的结构，赋予它们新的涵义和新的语调”。如此一来，随着小说不断走向繁荣，几乎所有其它的体裁就都不同程度地被“小说化”了。巴赫金认为，发生小说化的有戏剧，如易卜生、霍普特曼的戏剧和整个自然主义戏剧，有长诗，如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甚至还有抒情诗。另一方面，小说自身也绝非一种固步自封的体裁，它总是在不断地自我批判和否定中催生出新的变体。巴赫金说道，“在小说发展的整个历史上，始终贯穿着对小说体裁中那些力求模式化的时髦而主导的变体施以讽拟或滑稽化”。他列举了讽拟骑士小说、讽拟巴洛克小说、讽拟牧人小说、讽拟感伤小说等。

综上，长篇小说的可塑性不仅由它的基本特点决定，也寓于它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它对其它文学体裁的影响之中。

(三)面向未来的虚构：个体的体验与自由的想象

巴赫金认为“经验、认识和实践(未来)――这三者才决定着小说”。的确，经验和认识里面虽然包含了大量从过去延伸而来的成分，但它们在时间导向上却是基于当代现实的，而实践在巴赫金看来则是面向未来、开启未来的。“当代现实”和“未来”正是巴赫金为小说体裁定下的时间基调，前者将小说和崇高体裁区别开来，并为小说的可塑性奠定了稳固根基，而后者则赋予小说体裁一种未完成性、一种潜显未来的张力，并为小说创作的想象空间开启无穷

无尽的可能性。

巴赫金的思想勇气是十分彻底的。在将小说这种平凡文体确立为现代文学的主导体裁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小说这种平凡文体必须要同平凡个体的日常体验和自由想象相结合。在文末总结中，巴赫金这样说：“小说体裁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绝对过去时的遥远形象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直接与这个未完结现时相联结的领域之中。小说依据的基础，是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的创作虚构。”

二、以巴赫金的理论视角审视巴赫金的理论局限

巴赫金是伟大且无与伦比的。柯日诺夫当年前往拜访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笔者读《巴赫金全集》的时候，字里行间丝毫觉察不到“苦难生活”的痕迹，只是感受到他那深刻的思想和执着的学术追求，不由得从内心里生出一种亲近感和敬畏感。巴赫金的思想符号仿佛也跃然纸上了，同笔者做着“直接的交往和对话”。

然而，必须同时承认，任何人连同他的思想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巴赫金和众多伟大的哲人概莫能外。笔者尝试着运用巴赫金自己的理论视角探讨他在理论上的局限性，这样做既能相对容易地达成一种说服力，同时也恰好可以证明巴赫金基本观点的解释力和正确性。

(一)文学体裁的“未完成性”

未完成性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文中发展出来的思想。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深切感到自己内在的未完成性，他们感到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发生变化，从而那些对他们所作的表面化的盖棺定论的一切评语。巴赫金进而认为，正是这种未完成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成为了不同于以往独白小说的复调小说。未完成性是一个在巴赫金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复杂的词语。“巴赫金使用未完成性这个术语作为自己主张的万能表达，即世界不只是个杂乱的场所，而且还是个开放的场所”。他在《史诗与长篇小说》中对这个概念只是略有论及，用它来指现实世界和小说体裁共同具备的一个重要属性。

虽然开放、自由、未完成性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要素，但是巴赫金在《史诗与长篇小说》一文中的少数论述却恰好走向了反面。比如，“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中而还未定型的一种体裁”。这里面的“唯一性”恐怕只能限定在巴赫金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里，否则无异于宣告了整部文学史的终结。再如，“它(小说)在争夺文学的统治权，一旦它在哪些地方获胜，其它的旧体裁便要瓦解”。这个观点不仅过于绝对，从而有违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精神，而且也与巴赫金关于“小说化”的论述相矛盾，因为他同样说过“小说一占据主导地位。便会促进所有其它体裁的更新，它把自己形成、成长和尚未完结的特点传染给了其它体裁”。由此看来，在小说对旧体裁的影响这个问题上，巴赫金自己的态度也不是十分明确。

应当承认，文学体裁日趋丰富多样是历史必然。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或许有某种(甚至某些)更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裁形态正在边缘地带蓄势待发，而“史诗”经历过的命运或许将成为长篇小说在未来的命运。随着信息大爆炸愈演愈烈和信息媒介日趋多元，就连文学自身的概念都在变得日益不确定，作为主导的文学体裁，长篇小说面临四面八方的挑战将会是必然的。用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话来说：“世界上已经发生了的任何事物都尚未完结，属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那句终极话语尚未被说出，世界是开放的、自由的，所有一切都在未来之中，并且会永远置于未来之中。”

(二)巴赫金身后的“当代现实”

关于当代现实与小说的关系，上文已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巴赫金在上世纪40年代思考长篇小说的时候根本无法预料到今天的现实，即信息化大背景下文本类型和人们阅读习惯的变革及其对小说体裁的影响。从阅读习惯来看，以普通的社会大众为例，和阅读长篇小说相比较，他们更愿意观看节目化了的文学产品(电影、电视、评书、舞台剧等)；在影视文学大发展的推动下，很多小说作家或许更愿意选择创作一部剧本；网络的普及不但加剧了人们阅读和创作方式的变革，而且催生出包括博客、微博等在内的具有高度互动性的新体裁。同时，网络时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讽拟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诗歌、史传等崇高体裁。

从文本类型来看，解构主义用“异延”和“播撒”等理论解构了文本的单一属性，焕发了文本的多重含义，互文本和超文本的概念应运而生。尤其是网络世界里的超文本，它让非线性叙事成为了可能，通过多重链接和自由跳转的形式使文本和意义具有了多样性、平等性和无限性。在不久的将来，长篇小说会不会越来越多地走向网络世界，采取超文本的呈现形式和阅读形式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三、结语

巴赫金在《史诗与长篇小说》这篇重要论文中深入全面地比较了史诗和长篇小说这两种文学体裁，认为长篇小说是一种仍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的年轻体裁，它之所以要取代以史诗为代表的旧体裁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体裁，是因为它同没有定型的、正在形成的当代现实产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能够更深刻、更敏锐地反映现实本身。长篇小说通过讽拟手段、自我批评精神和内在的杂语性获得了极大的可塑性和生命力，并通过对其它文学体裁的小说化改变着这些体裁的命运。巴赫金的小说体裁理论突破了文学体裁原有的森严等级，为平凡文体的发展和繁荣扫除了理论障碍。

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巴赫金长期颠沛流离、处于前苏联思想和文化边缘的个人经历，他的思想在某些地方打下了明显的个人立场的烙印，有时甚至会被夸大了的自我意志推向了极端。但这些相对于巴赫金的卓越成就而言是微乎其微的，丝毫不能遮蔽巴赫金的思想宝藏在人类哲学殿堂里发出的璀璨夺目的光彩。

最后引用钱中文教授在《巴赫金全集》的序言《理论是可以长青的―沦巴赫金的意义》中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真的，只要世界上还有健全的理性存在，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智慧和思想的力量呢!那些被人哄抬起来的，标榜绝对正确、伟大、万世永存的各种理性，如今不是黯然失色而悄然隐退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