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东非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摘要]中非友好关系源远流长，近代以来，更是真诚以对，相互支持，经受住了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而东部非洲地区是印度洋文化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亚洲国家穿过印度洋去往西方的必经之地，无论是在地缘上还是历史长河中都与亚洲有着紧密的联系。以研究东非地区历史文化为核心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日前于沪隆重召开，众多来自国内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涉非机构官员及新闻部门编辑参加了会议。现将与会学者专家的主要观点作一介绍。

[关键词]东非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张现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馆副研究员，上海200030；王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81-05

2012年12月15日，全国“东非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人民日报》《西亚非洲》和《中国与非洲》等新闻单位的约60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兼华东分会会长郑寅达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友群、中国非洲史学会会长李安山、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建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沐涛先后致辞。与会人员首先听取了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孙保红作的“当前非洲形势与中非关系”的专题报告。随后与会人员就东非地区文化教育、东非地区历史与发展问题、东非地区与外部世界关系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文就会议报告、主题发言和交流论文的基本观点作如下综述。

一、当前非洲形势与中非关系

孙保红副司长指出，当前非洲形势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总体形势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保持和平稳定局面以及积极发展的态势。多党民主制在非洲落地生根。各国领导人大选带来的政权更迭对非洲的冲击逐渐弱化，非洲安全机制不断增强，非盟自身力量也在逐步扩大。

从政治方面看，维稳力量以及非洲联合自强的力量进一步增强。索马里结束了20多年的动荡期，建立了有序的政府。非洲整体呈现东部相对稳定，西部较乱的形势。另外有组织犯罪和跨国犯罪比较猖狂，恐怖主义也呈现多发状态。包括刚果（金）和苏丹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仍然潜在着不稳定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向非洲深层次蔓延。这些使非洲的形势日益复杂。非洲国家要积极寻求对自身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同时外部力量的输入对控制烈度颇具益处。

从经济方面看，非洲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经济增速快，非洲有很多国家成为增速较快的国家，增速超过5%。全球增长较快的国家中有11个是非洲国家。增长点多，在11个增速较快的国家中，还有几个国家保持6%以上的增速，诞生了一批非洲新型国家。增长结构发生了变化，非洲的增长对农矿资源出口的依赖在降低，2000年到2008年，经济增速对来自农矿收入占1/4，消费、服务业、私人投资和交通设施对非洲的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上升。总之，非洲国家的内生动力在增强。另外，宏观经济环境在改善，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22%降到了8%，外债有所减少，平均减少15%，有的国家减少更多。预算赤字减少了2/3，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7%。外国在非直接投资不断增加，2010年为550亿美元左右。非洲国家的外贸增长翻了两倍，与中国、巴西、印度的贸易从1%增长到20%。“非洲经济机遇论”认为非洲10亿多的人口，向世界展现了巨大的市场和商机，发展前景广阔。但是非洲痼疾仍然难以根除。底子薄，全球48个不发达国家中33个在非洲。非洲还面临着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尽管2012年比去年稍有好转，但还很严峻，西非国家更甚。非洲目前的政治体制不利于非洲实现包容性发展，呈现有增长无发展。脱贫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

在非洲一体化方面，联合自强取得巨大进步。非盟在解决苏丹和索马里危机方面投入巨大精力，把握了主导权，南部非洲共同体和西共体在解决本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新一届的非盟委员会对于非洲民族自决的信心巨大，如南非总统祖马。非盟在年初颁布了非洲的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规划，确立了到2027年建成大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东南非共同体和东非共同体就建立自贸区进行谈判。非洲在一些世界重大问题上注重集体发声，在联合国改革和世界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集体的共同立场。在世界银行行长和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总部选举方面，非洲也推出了自己的人选和候选国。资源严重不足，协调难度可能制约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埃塞俄比亚总统梅莱斯去世之后，非洲一体化呈现缺乏领军人物推动的态势。再加上非洲大陆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得非洲的一体化在曲折中缓慢前行。

在非洲的外部环境和对外关系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为非洲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多极化的加速演进，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扩大了非洲的发展空间。非洲联合自强持续推进，非盟进一步提高了在自身和平安全和重大问题上的话语权，非洲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在非洲的对外关系中，中非关系继续稳步向前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同时，非洲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2012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多哥和佛得角等西非4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在就任总统后于11月完成了对非的第一次正式访问。

近些年，中非关系迅速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非合作论坛的运行机制也日渐完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关注对非工作，国家主席4次访问非洲18个国家，同时每一个政治局领导也多次访问非洲。

今年中非关系的特点：一是政治关系进一步深化。论坛第五届推出了对非务实合作的举措，包括援建会议中心在内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磋商与对话。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非配合进一步加强。二是经济成果丰硕。贸易再创历史新高，到2012年10月份已经和去年的对非贸易持平了。对非贸易增加20%左右。随着部长论坛会议的落实，中国将进一步增加对非贸易，促进非洲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三是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双方注意两个文明的共建与和平共存，文化教育和新闻智库的合作发展非常迅速。教育部援非“20+20”项目的实施，非洲研究联合计划以及分论坛的活动都促进了中非人民的交往，深化了双方友谊。就旅游业来说，中非双方相互度假旅游的人数不断上升，都达到了70万人次。中国的航空公司前往非洲运营一些区域性的飞行服务。非洲国家在中国设总领馆越来越多，双方在国际合作上也迈上了新的台阶。

二、东非地区文化教育

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缩影，它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国内从事非洲文化和文明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各种著述也推旧出新。本次会议就东非地区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一，关于斯瓦希里文化。会议就斯瓦希里文化的内涵、形成过程及特点等问题进行研讨。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刘鸿武指出，斯瓦希里文化是由东非沿海的斯瓦西里人所创造，以环印度洋海上贸易为经济生活基础与发展动力，以城邦式的沿海国家为政治体制基本形态，以具有东非本土特征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为精神纽带，以非洲黑人班图语和阿拉伯语融合成的斯瓦希里语为重要载体，以独具风格和特征的斯瓦希里艺术、音乐、建筑、生活方式的形成为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并经过长期复杂的演进过程而形成的一种多元复合的区域性文化。它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古代埃及法老时期开始到公元8世纪，是斯瓦希里文化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公元8世纪到15世纪，是斯瓦希里文化形成时期。第三阶段，公元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期，是斯瓦希里文化趋于衰落时期。第四阶段，公元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是斯瓦希里文化再度复兴时期。第五阶段，进入20世纪以来，是斯瓦希里文化在衰退中寻求现代复兴与发展的新时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魏媛媛指出，斯瓦希里文化是斯瓦希里人所创造的，以东非沿海地区为基础，以海洋贸易为发展动力，以斯瓦希里语为核心，深受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甚至中国文化影响的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具有如下特点：海洋商业文化、开放性和创新性、多元化和多源性、复杂性和差异性。

第二，印度人在东非地区分布较广、影响较大。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杜英则对东非印度人进行了评析，指出作为东非地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非印度人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最后分析了东非印度人命运多桀的原因。

第三，东非共同体的立法和司法探析。湘潭大学洪永红教授则从研究东非共同体的司法和立法特点出发，指出中国可以通过非洲的司法和立法活动扩大自身作用。在司法方面，虽然不能担任非洲的法官，但是可以作为仲裁员，现在已在南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仲裁员。相对于司法而言，立法更为重要，通过非洲法的制定，通过游戏规则的拟定来扩大我们的影响。

第四，索马里的反恐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余建华指出，拉登被击毙对国际恐怖主义形势没有根本影响，但恐怖主义的一个动向就是向非洲发展。除了西非尼日利亚和北非利比亚恐怖组织外，东非主要集中在索马里，恐怖组织是索马里青年党。以前拉登和扎瓦西里对这个组织关心甚多，从人员的培训到攻击目标的指导，再到袭击方式的传授都给予意见甚至介入。它袭击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过渡政府、军警，还有总统、总理，非洲维和组织、美国人民、平民以及外国志愿者等。它还和肯尼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的恐怖组织有关联。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与密切勾连，多次发表声明效忠，明确表示是的东非分支。索马里海盗也从单纯海盗行为向海上恐怖主义发展，与加强联系，索马里青年党在资金方便给予支持。

三、东非地区历史与发展问题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非洲国家独立后实现民族自强和复兴的重要任务。本次会议就东非地区发展和历史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主要介绍了埃塞俄比亚早期现代化的研究，重点论述了特沃德罗斯二世和约翰尼斯四世在埃塞俄比亚早期现代化中的贡献和作用。特沃德罗斯二世的贡献包括：统一埃塞全境；打破了历史上的“分区而治”的政策；创建装备现代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积极拓展外交空间，发展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约翰尼斯四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建立亚的斯亚贝巴作为首都；建立地铁；留学西欧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税收改革；发行全国货币；建立现代银行和学校等。李教授还从时间、空间和结构上分析了改革失败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朴英姬就埃塞俄比亚的产业发展与中国投资展开论述，分析了埃塞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产业发展政策以及中国对埃塞俄比亚投资的机遇和潜在的政治风险、安全风险和经营风险等。张湘东则介绍了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族问题。奥罗莫族是人数上第一大民族，但在历史上，是地位不高的受压迫民族，被称为“次民族”。但是该民族比较温和，他们相信上帝执法和人类执法，人类执法是靠舆论和民主方式。民族内部崇尚男女平等。奥罗莫族虽有些反抗，但组织大规模反抗则几乎没有。同时埃塞规定，各民族有权通过公投分裂，如果埃塞处理不好民族问题，不排除奥罗莫族将来从国家分裂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李志彪则从分析卡加梅的治国理政经验来论述卢旺达从1994年大屠杀后所取得的好成绩。首先创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采取软硬兼施的民族和解政策；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在外交方面争取外援和外资。同时指出目前卢旺达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民族矛盾根深蒂固，爱阵和图西族的内部分歧严重，外援减少影响了卢的政治经济发展等。

关于坦桑尼亚发展问题的论述较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安春英系统论述了自坦桑尼亚建立联合共和国以来50年减贫发展战略的演变：1964—1997年的广义减贫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1998年以来为以制度变革推动减贫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是减缓贫困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经过几十年的减贫，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各方因素，未能实现大规模的减贫。农民减贫是该国减贫的症结所在。由于坦桑尼亚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深，国力有限，减贫工作具有长期性。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芮菊芬重点分析了坦桑尼亚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明确了坦桑尼亚妇女解放运动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一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前夕妇女地位低下，不能参加政治经济活动，无受教育和婚姻自主的权利。二是萌芽阶段：1964年至90年代。三是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四是蓬勃发展期：2000年至今。同时指出了妇女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如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犯屡有发生、女性受教育有待提高等。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建议：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改善农民生活，全面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缩小贫富差距。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生朱峰用现代化的视角审视乌贾马运动，认为在乌贾马政策的指导下，坦桑尼亚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制度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进步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刘伟才博士阐述了坦桑尼亚民族解放运动之父尼雷尔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没有得到津巴布韦等国的响应，而且阻碍了坦桑尼亚自身的发展。从外交与内政关系的角度间接地阐述了南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与坦桑尼亚乌贾马运动之间存在这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华东师大留学的南非博士生快思从年青一代非洲入的角度以及自己在坦桑尼亚的访学经历出发，认为坦桑尼亚的发展关键在于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也不能完全按照中国的发展模式。

关于乌干达问题。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的卢海生老师分析了穆塞维尼对乌干达抵抗运动的作用，指出穆塞维尼在领导游击战争中的个人色彩，主要分三个阶段，中学、大学政治上比较活跃，信奉有政治方向的政治斗争；20世纪70年代穆塞维尼领导的地下斗争，宣传游击战争思想；1978—1979年的反阿明战争，建立抵抗军。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陈金龙则报告了乌干达艾滋病防治问题，指出乌防治艾滋病的成功经验和面临的一些挑战。

关于非洲城市化研究现状，华东师范大学林广教授指出，非洲的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一致，问题也具有相似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非洲城市化的论文先后推出20余篇，涉及到非洲城市化动因、特征和问题分析等，呈现出与学位论文结合和队伍壮大的特点，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如非洲城市化研究集中于几个大城市以及成果总体偏少等。

四、东非与外部世界

东非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与联系已久，层年累积，岁月又添，它们相互交融，造就了今日东非不同于黑非洲的独特人文景观。本次研讨会，多位学者从历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东部非洲与外部世界的来往。

在探讨东非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有从整体上注重以地区为单位的论述，也有以单个国家的对外关系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则分析了古代和近代东非沿岸的对外交往。他指出，在古代，东非的对外交往主要集中在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至公元11世纪，是阿拉伯人像东非沿海地区进行移民的时期；第二阶段12世纪到15世纪，为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居民相互融合的时期；第三阶段16至17世纪，阿拉伯人与非洲人抗击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时期；第四阶段18世纪至19世纪60年代初，是以阿曼苏丹为代表的阿拉伯人统治东非沿海地区时期。进入近代则是东非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但是这两个时期产生的历史影响不同，阿拉伯进入东非积极意义成为主流，相比之下，西方列强进入东非地区则对东非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朱明老师则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东非地区在印度洋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指出东非城邦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与全球贸易的发展，东非内陆腹地为贸易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资基础，构成了东非地区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先决条件。

就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发展，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王玉华和助理研究员潘良利用大量埃塞俄比亚外交部的档案资料，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关系的演变。

就中国与肯尼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张忠祥教授分析了肯尼亚目前的外交趋向“向东看”以及中肯合作的机遇和挑战。肯尼亚“向东看”的战略是：希望搭上东方经济的快车、平衡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合作多元化。中国也要抓住这个机遇，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加强与肯尼亚的合作，提升合作层次，使肯尼亚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支点。中肯合作的挑战：贸易不平衡、与本地商人之间争利现象存在以及文化合作有待进一步提高。

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沐涛教授从政治、经贸、教育与医疗卫生三个层面分析了穆塞韦尼主政下的中乌关系发展脉络，探索了穆塞韦尼总统个人对中国的特殊感情，指出近30年来中乌关系总体发展良好，特别是经济合作规模和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但也存在着困难与挑战，特别是“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中国商品形象受损、民间规模资金缺乏、与乌干达贸易逆差过大等。

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潘兴明教授分析了欧洲移民在肯尼亚的作用。他指出，肯尼亚殖民地的建立是英国进人19世纪后殖民治理模式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产物，从民间自发转到国家模式。英国在肯尼亚进行殖民扩张，主要有三点考虑：确保英国对尼罗河流域的控制、跟德国在东非进行争夺、英国试图终结这个地区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但最终没有建成白人殖民地，原因有：肯尼亚缺乏贵金属矿藏，对白人移民没有吸引力；时代不允许利用大规模屠杀土著人为移民开拓空间；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肯尼亚唯一的优势土地吸引农牧民的远远没有以前强大；欧洲人口对外移民的压力也在削弱。

安徽师范大学沈喜鹏副教授论述了美国试图分化和阻挠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情况，运用大量史料分析了美国从中阻挠的原因。

中国非洲史学由老一代史学家的开荒辟地，一路走来，几代非洲史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和汗水，组建研究机构，培养研究人才，编写资料专著，开设非洲史课程，如今成绩斐然，但仍有不足与欠缺。今天我们不会忘记老一辈史学家坚定的初衷，将继续秉持严谨的态度，潜心治学，运用自己的智慧心灵，各出心裁，推陈出新，为中国非洲史学的发展做贡献。

此次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主办的以东非地区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主要目的是为国内同行搭建一个研究东非历史文化的平台，通过学者间的交流和讨论，提高我国对东非地区问题的研究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