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表与里(下)

国外境外的人们从危机的环境里所感受到的“中国模式”,其实只是一些表皮,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他们感到诧异了。他们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没有时间来了解和研究这“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以及所谓“中国模式”的内部结构。

但是看着中国从封闭到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中国学者,其实都应当知道“中国模式”不过是许多机缘和多种文化产物的混合体,决非是在一种成熟理论或伟大思想的主导下,按照周密的设计方案创建出来的理性产物,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了。“中国模式”从它被人们开始关注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动荡的幽灵,它总是处在演变之中,谁也不知道在十年以后它将变身成怎样的一个模样。

构成“中国模式”的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构成它的基石──中国国企怪异本质,它是一种处于蜕变中事物。中国国企从1956年开始诞生(如果把原来所谓“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被没收时开始算起,那历史就更长了),直到今天没有一年不是在中国最高决策者的苦心经营中变化着各种姿态。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国国企只是一个历史名词,它终究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分析“中国模式”,就不能不分析中国国企的命运。什么时候中国国企消亡了,“中国模式”也就比较容易地转化为一个可预期可分析的理性的自然系统了。也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国企这个绝对地体现“中国特色”的尤物,也绝对不会生出一个“中国模式”这么个东西。

在实行了二三十年计划经济的那段时期,中国国企的生机,完全来自中央政府(后来又加上地方政府)及其各个分支部门的直接投资。虽然它们有类似西方企业那样的外壳和生产能力,但基本上是“笼中虎”,即:它们是没有市场理性的“饿鬼”,放它们进入市场,无异于让一群醉汉驾驶重型卡车上路。被外部的市场中人来看,就是它们不会用市场理性来思考,不能用商人(经济人)的眼光来处理经济事务。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的部分时间里,中国国企处在被压缩和“被遣散”的境地,它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国企的改革不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有些“反攻倒算”的意味,人们把这个现象称为“国进民退”。尤其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余浪冲击了中国经济以后,国家启动了4万亿资金的投资计划,就更给了它们东山再起的机会。这笔数量庞大的资金中的大部分成了中国国企的进账。本来作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安置农民工的主力军的民营企业骤然间感受到自己被冷落了。

中国国企集团之所以能如此有恃无恐,是因为以下两大优势或称两大特权。

一个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优势。

在中国人心目中,只要“红色江山”不变色,中国国企就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同样的工资待遇,中国国企就能比民营企业招聘到更物美价廉的员工。中国国企能以这么廉价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当然就含有较低的劳动成本了。所以凡是大宗产品,后来的民营企业都没有办法涉足。当包括中国国企的产品上了档次冲出国门以后,“中国制造”就成了西方市场中让人很头疼的东西,先是纺织品和服装,后来是紧固件、玩具,再后来就是钢材、轮胎、化工产品,这越来越大的冲击波就是引发后来的西方金融危机的第一场旋风。当然,后起的民营企业的产品也在其中起了同样的作用。

中国国企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资金优势。

当今天的中国经济进入到集约化生产阶段时,资金约束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企业的发展瓶颈。而中国银行业中,基本上是中国国企的天下,无论从政府导向、风险规避(尤其是审批者还是操作人的职业道德风险)与手续的简便和规范,银行都愿意把大笔的资金贷给中国国企。

中国国企在有了大笔资金以后,就开始大规模地攻城掠地,抢占那些本应当交给市场力量去开发的领域,最明显的例子是房地产。它还以兼并重组为手段“鲸吞”民营资本。

上海学者王莹先生针对这个令人不安的现象说:“中国国企的过度膨胀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大不公平、影响社会改革的进程。”他紧接着警告:“中国近代史上两次严重的国进民退都带来了恶劣的后果。”(《新京报》2009-9-10)

陈志武先生最近撰文《所有制与国民权益――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他建议把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还富于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目前这个发展趋势(国有企业用股份制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最终反而会演变成其他各种危机的根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10月21日,郑永年:《中国国企发展的边界在哪里?》)他在文章的最后说:如果不设定中国国企合理的边界,不进一步做好政企分离、有效防止中国国企对市场的干预,不改革中国国企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不建立中国国企的外部的监管机制,“中国国企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隐患是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在中国,政府的力量足以在市场萧条时制造繁荣,包括真正的繁荣和虚假的“繁荣”(此时,年龄大一些的人就能想起当年的“”),如果这个“繁荣”不能在中远期发挥经济作用的话,就会是一个足够大的社会灾难。中国政府的市场干预力量可以通过陈志武先生列举的一组数据来体现。近60年来,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原来的69%下降到现在的35%,被砍掉了一半。而政府的开支在1952年时占GDP的16%,到了今天差不多占了30%,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在过去60年左右正好翻了一倍。

在中国历史上,很容易地就能找到政府在经济领域或市场领域任意施为的例子。最明显的例子是以桑弘羊为主角的西汉“盐铁论”事件和以王安石为主角的“王安石变法”。两个所谓的“变法”虽然都暂时解决了政府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却都为以后的社会危机埋下了深层次的隐患。

如果把政府赤膊上阵随意摆弄市场称为“王安石主义”的话,那么以政府势力为背景的中国国企在市场上大肆攻城略地就可以被称为“新王安石主义”了。这“新王安石主义”的危害性更加隐蔽,它的抬头,在短时间内很能给中国人大长“志气”(在国内外的急剧扩张),但却能把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大打折扣,甚至在那些“新既得利益者”(中国国企的高管们)的簇拥下,使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再走一段回头路。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苗头,纷纷撰写时评给中国国企的无序膨胀寻找制约的办法。

不管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权力过大而得不到制约,还是中国国企的恶性膨胀,在短时间内还能表现出一些正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经济数据来体现),时间长了会暴露出它们非理性的一面(例如,重复投资、地方产业割据和保护主义、对外贸易中的恶性竞争)。

眼下多数中国人民还不习惯于市场化思维的时候,有一个替他们筹划社会经济生活的政府,是一个好事;但是一旦社会进入高度民主阶段的时候,政府如何退出原来大包大揽的角色,就是一个问题了。中国政府毕竟不能总是扮演驾驭市场的行家的角色。退出的过程如果仅仅是权力的转移,那还好,关键是那个过程必然伴随着难以进行的十分公平的重新利益分割,弄得不好,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和冲突一旦激化,就不光是社会财富的损失了,社会动荡很有可能将由此而在一瞬间突然引发。为长久之计,我们应当在当前还处于顺风的时候,尽早规划出政府权力退出市场领域的时间表(也就是重新走上改革开放初期的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之路),同时也应当早早筹划中国国企今后的出路,马上着手对“中国模式”的学术研讨,千万不要在西方人的歆羡、赞美和不少中国人的短视议论中盲目乐观、丧失眼下的时机,应及时把握机会,莫让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业再走弯路。